李 郇 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敏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
黄耀福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李郇,刘敏,黄耀福.社区参与的新模式——以厦门曾厝垵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例[J].城市规划,2018,42(09):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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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厝垵作为“中国最文艺的渔村”,近年来却遭遇诸多发展问题。在政府与公众无力突破发展瓶颈的情况下,其在“美好环境共同缔造”指引下,通过规划工作坊,实现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下对曾厝垵持续发展的推进。
本文从当前规划发展与曾厝垵建设问题入手,通过对中西方基于社会学视角审视规划建设的思考以及参与式规划理论与发展的回顾,结合曾厝垵规划工作坊的具体实践,阐明共同缔造工作坊作为社区参与新模式的研究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共同缔造;规划工作坊;曾厝垵
随着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产业、资本、劳动力等社会经济要素在空间内的快速流动,城市化的空间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城中村作为中国土地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快速扩展的产物,一方面,其乡村惯有的熟人社会解体,人与人依靠空间互动而拥有的“粘性”逐渐消失,集体空间不断破碎化;另一方面,商业化的渗入使城中村的土地价值日益被提升,空间结构不断被重构。在此双重影响下,城中村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城乡混 杂性的社区空间,如何改造城中村成为近十年来热门的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城乡发展重心由单纯实现经济目标,转变为实现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通过社区的参与式规划实现城中村的改造正在成为继大拆大建后城中村改造的新方式。
本文以厦门曾厝垵为例,对以参与式规划为主题的厦门“美好环境共同缔造工作坊”的理 念和成效进行阐述。曾厝垵是厦门岛内的一个城中村,背山面海,与大小金门隔海相望,邻近厦门大学、鼓浪屿等著名景点。2000年以前还保留了小渔村的生产生活模式,2004年以后,受鼓浪屿旅游热影响,小型客栈、家庭旅馆及特色创意小店在社区聚集,进而被游客在互联网上广泛推荐,被称为“中国最文艺渔村”。在曾厝垵 0.5 平方公里的渔村范围内,2014年国庆节最高日客流量达到9万人之多(图1)。
尽管如此,曾厝垵和其他城中村一样,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强大的市场力量带来了利益纠纷与空间的竞争,大量诸如烧烤摊、大排档等获利快、付租能力强,但占据公共空间、破坏环境卫生的产业涌入。这些产业抬升房屋租金,促发违章搭建,挤占文青生存空间, 导致曾厝垵文艺氛围淡化,空间环境脏乱,游客评价变差,发展不可持续。面对这些难题,政府 也略显无措。首先,政府对城中村发展的约束力 与决策权有限;其次,政府有心推进规范管理,但常因具体措施涉及到村民与商家的部分利益,而没有成效;再者,政府客观上无法提供因时而异、事无巨细的管理服务。单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推动曾厝垵发展都难以行得通。
2013年,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美丽厦门发展战略》,确定“三大发展战略,十大行动计划”,开展了“美好环境共同缔造”社区参与行动,依托全市人民共同缔造的力量,建设美丽厦门。在此背景下,以参与式规划为特点的曾厝垵共同缔造工作坊应运而生。本文从中西方规划结合社会与参与式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入手,对共同缔造工作坊具体行动进行总结,探讨我国城乡社区参与的新模式。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下,在中国五千年的城乡发展历史中,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实质是对空间环境与“隐士”生活和市井生活理想结合方式的不断探索,以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人们回归自然的渴望,在自由与恬静的山水田园环境中找到绝佳的结合点,在陶渊明的提炼下,形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人居环境的桃花源模式[1]。《清明上河图》中商业气息浓重的汴梁城,造就了拥挤、喧闹、嘈杂的街市,却又打造了富有生气和活力的街道与建筑[2]。这种 “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的景象,与《姑苏繁华图》中“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生产生活场景相互辉映。在“隐士”生活和市井生活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理想中的美好环境的内涵,即与人的社会活动密切融合的城乡空间,体现出空间的使用价值及其与社会关系间紧密的依存关系。
在西方,社会学家是先于建筑师与规划师对城市发展问题展开讨论与研究的重要群体。社会与空间的有机融合,是西方国家追求理想空间的共识所在。乌托邦以城市的社会属性及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核心,表达借助空间建设重构社会的理想[3]。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以社会改革思想打造“万能钥匙”,将社会与空间视为核心要素,制度作为重要支撑,致力于建设人、社会和自然美景兼而有之的理想城市[4]。斯坦因的区域城市与道萨迪亚斯的“安托邦”,则通过对未来邻里单元、社区与城市的想象与探索,描绘富有层次的、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环境[5]。
规划与社会的结合,一方面体现的是以空间为载体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另一方面体现的是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的建设是使空间成为美好环境的内涵所在。
参与式规划(participatory planning)最早起源于英国,亦被称作为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在过去六十多年从无到今发展得如火如荼[6]。早在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所创立的规划体制已允许社会公众发表他们的意见,要求地方规划部门公布所编制的规划,特别是面向受规划直接影响的邻里居民征求意见[7]。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途径,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部门,居民代表可表达并维护自身利益。
20世纪60年代之 后,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市民和政府在城市发展利益上的矛盾,公众对于参与到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中的呼声越来越高,“参与式规划”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缓和两者矛盾的手段而被提出来[8]。1970年代后,通过对“为什么市民需要参与到规划当中?”“市民如果参与规划进程,他们应该具备多大的权力?”“市民在规划过程中的职责有哪些?”等等的讨论,各界承认了公众参与的价值存在,认为其有助于减少规划方案实行中的外界阻力,兼顾各方的利益,提 高规划的效率[9]。
2000年,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URBACT)颁布的《参与宪章》 (Participation Charter)中,提出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即居民和城市使用者要积极参与到城市规划的各项事务当中,包括:识别城市问题,发掘城市发展机遇,明确情境分析等,并在将来城市的土地、财政、日常生活等方面以及规划实施中起到决策的作用[10]。
传统的城市规划模式多为专家、学者、商业 地产公司和政府等多方集中讨论与制定决策,并最终在社区中实施规划方案。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往往忽略了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的真实需求,虽然在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显失公平。面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利益群体,参与式规划的出现避免了潜在的单方决策失误[11],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社区中的公众参与,展开广泛的合作,获得各方的咨询和反馈意见,以达到“对症下药”的规划效果,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
尽管中国的封建传统强调等级序位制度,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传统的统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中“庶人之议”,即倡导民意与民议,再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万章上》引《泰 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这类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12]。中国古代政治思维极其重视“庶民之议”,主张统治者体察民情、广开言路、顺应民意,在执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将百姓的意见纳入考虑并做出符合民情的决策。这为后来的“以民为本”政治理论奠定重要的基础[13]。如《荀子》中的“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以及《法言》中的“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等。
公众参与而形成的集体行为意识,在中国传统村落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客家土楼的建设就需要一个家族的人齐心合力才可实现。如每年清明节之时,每家年轻的劳力都需要一起为整个土楼翻瓦。在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也尤能体现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新建水利设施和维护水利设施往往都是全村集体商量、集体出工完成。
公众参与是当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成为公众参与的原则。公众参与是群众充分表达意见,参与城市决策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的意愿为人尊重,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亦受重视,从而促进城市建设走上顺应民意,合乎实情的发展道路,使城市空间成为真正的市民空间。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城乡规划发挥了最大的工具理性,成为推动 GDP 增长的手段,但规划也越来越重视物质空间的形态,出现“见物不见人”的各种形象工程,如充满了严肃“仪式感”的宽阔大广场,各种山寨的、缺乏地方认同感的西方建筑符号,还有“能看不能用”的大量绿化工程以及无比宽阔的大马路。很多建设大多体现的是规划师或者是领导对城市的想象,却远远脱离了市民真正的需求。当各地的“大妈”在傍晚的时候“占领”各种空地或广场开始跳舞的时候,规划师被迫开始考虑什么是市民需要的规划。
美好环境共同缔造工作坊是以人居环境科学为基础,立足中国城乡发展实情,对参与式社区规划新模式的探索。其以社区为单位,以群众参与为核心,依托搭建政府、群众与规划师三方互动平台,在规划师等专业人士引导下,基于具体的社区建设问题,从空间环境改造与机制体制创新入手,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规划调研、讨论、编制与实施多个环节的规划实践。共同缔造规划工作坊着力于开辟群众反馈诉求、参与规划的有效渠道,同时将社会/社区组织、传统团体与热心群众等民间力量纳入到城乡建设与社会治理领域。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师角色由传统的“精英者”转变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政府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得以明确与落实。
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推动的参与式规划不同的是,共同缔造工作坊仍强调政府与社区各主体协商共治过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过程的结合。
“谁参与”是工作坊的核心,决定了工作坊工作的内容和讨论的问题,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以使工作坊内部协商充分,达到形成发展共识的目标。曾厝垵面对发展的新问题与机遇,推进共同缔造规划工作坊实践。
曾厝垵规划工作坊由中山大学牵头,香港理工大学与厦门大学共同参与,组成融合专业规划设计技能、先进社区规划经验、本土规划建设力量的规划师团队,依托于思明区滨海街道、曾厝垵社区村委、曾厝垵民间组织“文创会”等发展主体,触发各主体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沟通, 协商共治,明确共同的建设目标与方向,创新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凝聚公众与政府等多元主体力量,推动“最文艺渔村”的可持续发展。
曾厝垵规划工作坊以问题为导向,以共识为目标,融合多元学科知识,以规划工作坊各项活动的开展,通过形成共识、设计公共空间、制度设计与社区规划师培训,探索曾厝垵新时期的发展路径,挖掘社区内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潜力。
参与式规划的核心目的,是推进关乎城市建设的各方主体形成发展共识,并同心协力使之付诸实施。共识的建立是激发与实现长期化、可持续的社区参与的关键。在建立共识的过程中,各主体对曾厝垵发展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公众意见得到重视与肯定,参与热情倍受激发。同时,共识成为各主体对社区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将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并有助于各主体明确各自角色与职责,从而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中。
曾厝垵共同缔造工作坊通过多次实地调研过程中的随机访谈、座谈与问卷调查,广泛收集公众意见,鼓励公众参与。并且通过公众意见咨询会、方案公众征询会、最终方案汇报会等主要交流活动的开展,在共同确定规划主题、讨论修改规划方案、明确规划成果等基础上,促进政府、规划师、村民、商家、文艺青年等多元主体“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使其对相互意见与想法有更多理解。规划师从中了解到各主体利益诉求有所不同:村民希望通过曾厝垵的进一步发展获取更高的租金收入,文艺青年希望能够以较低的租金留在曾厝垵,以保有村庄的文艺氛围,而政府则对村内商业与客栈经营的规范性与安全性更为重视。综合多方意见,规划师引导各主体相互协调,平衡利益关系,并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共同愿景为指引,使各主体针对具体发展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达成共识。基于此,形成曾厝垵基础设施增设、客栈规范经营、卫生安全管理等多项改善意见,确定跨环岛路人行天桥、社区历史文化博物馆等主要项目建设的统一意见。
公共空间,在增进相互情感,构筑社会关系等方面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随着商业化发展,曾厝垵内本就缺乏的公共空间被进一步挤占,引发诸多纠纷。规划工作坊开展过程中,规划师以公共空间为抓手,明确曾厝垵作为厦门重要的闽南渔村文化体验、文艺产业集聚、客栈综合服务的功能定位,坚持历史文脉延续与文化创 新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强化肌理、街巷与空间关系。并以发展现状为基础,结合功能定位与多方意见,进行功能区划。在此基础上,根据政府与公众的需求反馈,通过整合可利用的有限空间, 结合空间改造评估,与多元主体共同商讨与设计曾厝垵入口节点、曾氏宗祠广场、基督教堂广场、渔村时光空间博物馆、跨环岛路人行天桥等公共空间的规划方案。
在讨论过程中,有商家指出,受环岛路分割的影响,大海作为曾厝垵吸引游客居住与游览的重要兴趣点的潜力未被挖掘,因而希望规划建设跨环岛路人行天桥,开辟曾厝垵与大海直接联系的通道,并确保往来行人安全。大家对此提议表示认同与支持,并对具体方案设计提出建议。结合相关讨论,规划师选定游客前往海滩的主要节点,即曾厝垵中山街口为起点,设计天桥方案。听取村民建议,规划师借助传统渔船构造的灵感,巧用渔船的外观造型,利用渔网、鱼骨等渔村元素,仿造鱼身弧度外形,设计兼有瞭望台功能的“渔桥”方案(图2)。
曾氏宗祠作为曾厝垵内保存最为完好、装饰最为华美的闽南古厝,其门前广场长期被出售水果与小吃的摊贩占据,造成环境破坏与景观冲突,成为曾厝垵居民最期望改造的空间节点。在讨论中,有文艺青年提出,可结合曾氏宗祠的良好条件,将其门前广场打造为游客休憩与留念的公共空间。还有村民指出,为凸显曾厝垵的渔村文化,可考虑增加水塘等设计。
结合多方意见,规划师使用符合本地古厝风格的建筑构件,融合休憩空间与水环境的建设,建设古厝风貌的留言墙,并于墙前安置以水池相隔的椅凳,创造动静结合、宜人舒适的公共空间(图3,图4)。原本被商业挤占的单一功能空间,变为承载丰富公共功能、环境美好舒适的场所,同时有效化解因摊贩经营带来的矛盾冲突,并为村内有心进行空间改造的个体与组织提供参考。
美好环境共同缔造依托公众参与将传统管理转变为社区治理,促成社区治理空间的形成。
规划工作坊依托组织建设来创新制度设计,将公众参与从空间改造的物质层面,延伸至社区治理的非物质层面。曾厝垵文创会是在曾厝垵空间业态转变和社区公共管理缺失背景下,由商业经营者建立,负责协调业主与商家矛盾,稳定市场秩序,进行曾厝垵对外宣传与营销的民间组织,其奠定了曾厝垵的自治基础。
在此基础上,规划师以“自治为主,政府管理为辅”的共识为核心,解决或缓解曾厝垵发展问题。即以业主委员会与文创会等社区组织为基础,建设公共事务管理公司,通过服务外包、公众共管等方式,统筹管理曾厝垵环境卫生、游客服务、商家评星、治安保障等多项事务。街道则通过购买服务,支持公司运营与发展,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与评议。
同时,针对客栈管理、违章建筑管理与商家星级认定等受到广泛关注的事项,规划师与各政府职能部门、社区组织与公众代表共同商议,设计了客栈管理、违建管理与卫生管理等一系列社区制度,在进一步规范社区发展活动的同时,将多个主体融入到同一个事务中,促进多主体的协商共治(表1)。
在政府、规划师与公众的共同推进下,规划工作坊取得诸多成效。一批承载地方文化的公共空间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跨环岛路人行天桥“渔桥”于2015年初正式使用,成为游客与居民通往海滩的重要通道与景观廊道,也成为曾厝垵著名的地标建筑,并与入口改造空间融为一体,形成良好景观(图5)。利用青门古厝建设的渔村时光空间,也成为村民与游客共同体验曾厝垵文化的场所(图6)。当前,其由滨江街道办事处与曾厝垵文创会共同管理,成为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协作的空间载体。
受规划工作坊对相关空间改造的启发,曾厝垵村民与商家自发推进周边空间的改造活动。以曾厝垵朵拉客栈吴姓老板为例,作为积极参与规划工作坊的商家代表,其尝试改造客栈门前的三角空地。在想法得到周边商家的一致认可与支持后,吴老板与设计公司合作,制定具体改造方案,进一步征求公众与规划师意见,最终确定将荒置的三角用地改造为以渔船为原型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付诸实施(图7)。
在此基础上,规划工作坊以自愿报名与选拔推荐等方式,通过相关课程培训与活动组织,培育曾厝垵社区规划师。当前已建设完成社区规划师团队,由居民、商家、文艺青年以及社区内的台湾同胞担任社区规划师,发挥长期驻扎曾厝垵且具备规划基本技能的优势,推动曾厝垵的长期稳步发展。目前,社区规划师团队不仅针对社区标识系统提出多样方案,还实现对重要空间节点的改造。如将金门蔡府祖宅中的“金门大赞”改造为曾厝垵渔村文化馆,将村口独栋小楼改造为游客服务中心等,取得显著成效。
美好环境共同缔造规划工作坊,是立足我国国情对社区参与模式及参与式规划的创新,也是对人居环境科学的有效实践。其成功地激发公众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热情,通过规划活动使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在同一平台上达成发展共识,即“以过程之共识促成结果之共识”。其不仅协助政府完成单一的社区环境整治与发展规划,更重新凝聚社会力量,描绘共同愿景,增强多元主体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在规划工作坊过程中,规划师将包含自然、人才、资本与文化等在内的社区资源,视为社区发展的有力支持,通过挖掘并整合发展要素,探索社区适宜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更为重要的是,秉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宗旨,规划师充分发挥协调作用,以规划工作坊为载体,搭建了政府与公众、组织的互动桥梁,促成多方合 作。
同时,从组织角度看,共同缔造工作坊形成一支有组织目标、有组织结构、有组织活动的社会力量。其由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创建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模式,有效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基层规划力量,并推进当前国家倡导的城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区层面的实施进程。
此外,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共同缔造规划工作坊通过对社会、建筑、规划与景观等多元学科的交叉融合,实现不同学科的良好互动,有效推进了城乡规划学科的兼容并蓄与持续发展。同时,围绕“真题真做”的规划项目,师生得以充分互动与协作,学生可从具体实践中体会老师针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分析与解决方案提出的真实意涵,并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创立起规划学科的新教育模式。综上可见,共同缔造规划工作坊有着重要的学科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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