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銮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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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社长是新兴县某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从小在区村长大。
1991年,他从技工学校毕业,在珠三角打拼了几年,广州、顺德的大小厂子都干过。1995年,他回到乡下,打算子承父业,好好经营自家的田地。这一年,中国农民数量达到85947万,是历史的最高峰。
看惯了父辈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温社长深深感受到原始小农生产的劳苦。他读过简单的机械原理,知道用科学的手段,能解放农民的双手,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于是他决心依靠机械化的手段,自己摸索怎样更快地种、更多地种。
这是千禧年,广东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764万千瓦,仅为山东的1/4。“机械化”三个字,对于区村的大部分农民来说仍然十分陌生。
一直到2011年,县政府发起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倡议,温社长召集村里12名兄弟一起出资购买农机,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专事水稻种植。成立之初,机耕的效果立竿见影,产值大大提升,吸引了相当一批村民以田入股。
2013年,机耕田每亩的收益达到600元以上,社员们开始拿到分红,合作社的事业也渐入佳境。全盛时期,合作社有162名社员之多,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农机示范合作社”的荣誉。然而,从2016年开始,农机合作社却因为效益不好,开始走起了下坡路。
当我问起效益不佳的原因时,温社长摇摇头,跟我要了纸和笔,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成本。合作社采取全程机械化的耕作手段,一共购置12台农机,每台市价大概在21万左右。在市里农业机械化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每台农机由合作社出资17万元,政府补贴4万元,补贴的比例接近20%。即使这样,合作社社员也要一次性集资约200万,对于普通小农户来说可谓是天文数字。加上日常统一购买种子、肥料的开销,合作社对生产资料的投入已经相当可观。
按照温社长最初的设想,用高效的机械替代劳动力,就能够平衡掉高昂的固定资产投入。如果以传统劳作的方式耕种,由于水稻种植的工序相对复杂,包括播种、机耕、插秧、施肥、生产投入、收割、晒谷共七道,单项任务平均需要雇用3~4个劳动力,一亩田的劳作大概需要20来人才能完成。而在全程机械化的情况下,原先20个人才能完成的活儿,现在只需要4~5个人来做。
由于粮食是刚需,粮食价格受到严格调控。普通水稻的收成是1亩750斤到800斤,收购价是140元一担(1担=100斤)。水稻的单价多年都维持在这个水平。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新兴县的薪资水平估算,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资大约是150元左右,而部分特殊工种,如农机驾驶员的报酬一天就高达300块钱。
2004年以来稻谷最低收购价(单位:元/斤)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
温社长坦言,现在合作社已经承包了区村所有撂荒地,也只能整理出160多亩的种植规模。合作社满打满算一年的生产收入也就是18万元左右,仍然资不抵债,存在较大的收支缺口。随着农机不断折旧,二次出售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实际上,温社长这笔账的背后,是中国218.6万[1]家农民合作社共同面对的难题。农村土地规模化水平低、农产品风险高收益小、合作社缺乏专业人才、农业贷款存在时间错配……都是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得不啃的“硬骨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包产到户,农户自负盈亏。随着田间地头划出一道道小田埂,土地的权属逐渐明确。在产权的激励下,农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在温社长的农机合作社成立之前,区村每家每户至少拥有1.2亩的土地。
然而,当农机开进地里时,小田埂变成了大问题。由于田埂路将土地分割得过于破碎,大型机器难以跨越,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水平非常低。这一情况在多山地丘陵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更麻烦的是,基本农田的使用权分散到各家各户,不少农户“认地为家”,宁愿土地丢荒也不愿意交由合作社经营,机耕成本居高不下。
土地丢荒进一步引发恶性循环。一方面,荒地容易招惹鼠患、蚁患,影响周边农田的产量,亩产从700斤,降到650斤,再到500斤触底,农户基本上已经很难实现盈利。另一方面,鼠患也威胁着农户的人身安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如何将丢荒的地盘活?在温社长看来,第一步要做土地确权,第二步是平整土地成为大田块,然后进行流转。“现在合作社只能耕到160多亩的地,实现了土地整合之后,可以达到一千几百亩。”对于机器来说,耕160亩和1600亩之间的成本差距不大;而对于农户来说,获益却是天壤之别。
农村留守人口的老龄化和低素质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乡村振兴仍然还是离不开人的议题。以农机合作社为例,骨干社员们平日里主要承担农机驾驶、农机维修、病虫害监测、财务管理的任务。但由于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训练,社员们都是“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带有一定的滞后性。
如果给社员们“画个像”,会发现他们的年龄基本在四五十岁左右,多数是初中学历。像温社长这样上过技工学校、又留在村里的农民实属少见。知识和信息的短板,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新能力。
温社长告诉我们,在被农机替代掉的15个人里,年纪大的多数选择回家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年轻些的还是去往珠三角打工。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解放的是村里的中青年,他们离开乡土世界,去往县城、去往省会、去往大城市追求理想的职业,成为新一轮城市化的主力军。然而,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与农业对青年人才的需求之间,却构成了令人无奈的矛盾。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达到1.06亿人,占比33.6%;学历水平达到高中及中专以上的人口为2608万人,仅占8.3%。无怪乎《人民日报》发问:大城市都在“抢人”大战,真正缺乏人才的农村又该如何? [2]

左图:农业机械政府补贴比例;右图:合作社社员年龄分布
此外,农业融资难也是一直困扰着合作社长效发展的难题。大约在2013~2014年的时候,合作社也曾经迎来一次融资的利好。当地信用社为支持农业发展,出台了面向农户的小额无息贷款。按理说,有了这种贷款,合作社每年种子、肥料和农具等物料的资金压力就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
但真正入手之后,温社长却发现这种贷款对于水稻种植来说并不合适。农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一般为半年期或一年期。而在岭南地区,水稻一年两熟,一茬水稻大概要种半年,加上前前后后播种收割等工序,有时就面临没有收成就要还贷的窘境,资金总是周转不过来。另外,合作社虽然成立了用于记录成员与合作社经济往来的成员资金账户,却没有专职的会计核算人员,财务管理水平也比较低。
有分析显示,到2020年,三农金融(跟农业供应链金融密切相关的农林牧渔生产与服务、农副产品加工、农资生产制造与流通)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3万亿元[3]。面对如此广泛的农业金融需求,小额农贷的期限却存在同一化和“短借长投”的现象。农村合作社和企业中分别有57.80%和66.43%的经营主体存在实际贷款期限短于贷款预期期限的情况[4],一些资金回收期长的农业项目就与政策利好擦肩而过。
按温社长自己的估算,水稻种植的无息贷款应该放宽到三年期。这也启示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农村不同产业的特点,将农业贷款的到期日定在当地资金回笼的旺季,更有利于常放常收。这就对农业贷款设计的精细化和针对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目前,由于采取“自愿入社、自愿退社”的管理原则,超半数的社员处于半脱退状态。即使合作社经营状况不佳,温社长仍然愿意相信,未来的农业生产必定走向机械化、自动化。“等到政策成熟那天,我就能再把机耕农业再做起来。”
脱退社员多数还是选择去广州、佛山打工。前段时间,温社长也刚从广州回来。这次返乡并非一无所获,他带回了在广州做粤菜茶楼的经验,给县里的“粤菜师傅”工程投了资,还有了自己创立的农家菜品牌。
家里的小孩今年刚上初三。为了孩子读书,夫妇二人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毕业于技工学院的温社长,特别希望孩子能上个本科院校。他看着我们笑说:“能上中山大学就最好了。”
(本文在访谈记录基础上整理而成,内容已经过被访人核实、授权。)
[1] 2019年4月19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介绍,截至2019年2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8.6万家,联合社共1万多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
[2] 《人民日报:大城市"抢人"大战,真正缺乏人才的农村咋办?》发布时间:18-05-18, 08:07人民日报社
[3] 《中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发展报告2018》
[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与融资约束调查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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