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决策的不公,会随着建成空间的累积,在不知不觉间将受益和受损的社会群体对立起来。在美国,社区、街道、公共空间的规划和改造无不渗透着种族主义和特权的因子:高速公路选址、拆迁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等常常在规划阶段就已经敲定在非白人社区,导致原本就相对弱势的少数族裔社群进一步被边缘化,原有的居民或流离失所,或搬往更加偏远、公共设施与服务更加匮乏的地区,原有的社区经济形态和文化土壤被连根拔起。这种情况在黑人社区屡见不鲜,久而久之,无形间加剧了黑人对白人社会的恐惧抑或仇视,另一方面也使警察对黑人及他们的社区的管制更加严苛。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和预设下,有些白人社区被设计成“可防御空间”的迷宫,出入口单一,死路众多。也常常以安全为幌子,将黑人或异族人种误入其中的情况视为侵犯、甚至犯罪。如今美国的公共空间建设得越来越多,但由于这种“划地盘”式的设计,这些空间往往无法让所有文化背景的族裔都能安全地、安心地、公平地在其中活动。
2019年,明尼阿波利斯市(George Floyd事件的发生地) 批准将一项叫“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的措施扩展到所有新的开发项目中。虽然CPTED的本意是通过扩大建筑对着街面的窗户和入口面积,来营造一种“街道注视眼”的效果,即让街上的人觉得,窗户里也许会有人看着自己,从而阻止犯罪。但当这些措施在一些对黑人不友好的社区实行时,其实可以达到与拦截和搜查警务相同的抑制目的,让任何被认为可疑的人,也就是大多数黑人都会感到不适。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警察对黑人使用武力的频率高于白人至少6倍的城市,有这种预设的建成空间很可能成为了杀害Floyd的帮凶。
建筑师和规划师有义务通过我们设计的空间来保护健康、安全和福利。但建成环境中氤氲着的种族主义却时常忽视这些承诺,损害着社会边缘群体的身心,成为无声的煽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