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儿童关怀月收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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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推出直播:如何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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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城市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原文/Brett Petzers
翻译/臧晓琳 排版/众山小 校核/众山小
文献/梁晓娜 编辑/众山小
微博 | weibo.com/
面对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设计、规划我们的城市,使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更高的人类健康需求?本文摘录了一些全球知名媒体对此话题的讨论,我们的文章还截取了一部分服务于后疫情时代的城市节点设计方案,同时推荐了部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且给出了我们所认为的在未来的城市设计中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三个规划指标。
题图、2020年3月24日多伦多街头只有几辆机动车
世界银行博客:“功能性城市对冠状病毒大流行(COVID-19)的应对”——“城市目前正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COVID-19)的极端考验。COVID-19不仅仅是一场健康危机,还是一场社会和经济危机。同时,COVID-19也成为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思考该如何更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我们的城市。这次危机也反映出了每个城市对突发危机的处理能力。”
(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functional-citys-response-covid-19-pandemic)
《波士顿环球报》:“建筑在抗击大流行病中的作用”——“2006年,南非图格拉渡轮农村苏格兰教会医院爆发的广泛耐药性结核病,就已经针对建筑在大规模流行病的爆发中起到的作用给我们敲过警钟了。”
(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0/04/06/opinion/role-architecture-fighting-pandemic/)
建筑记录:“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医疗保健方面”——“在过去几个月里,COVID-19大流行几乎颠覆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染了全球数百万人,数十万人死亡。建筑和工程行业的许多人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快速提供医疗设施,并试图阻止流行病的蔓延。此类转变在冠状病毒集中区域,比如纽约,显得更加重要。”
(https://www.architecturalrecord.com/articles/14586-pandemic-shifts-professions-focus-to-health-care)
《建筑杂志》:“大环境下的大众”——“每一个加入大众非盈利设计公司的人,都在探索建筑设计更深层的内容。以初级助理Bethel Abate为例,他坐在大众的董事会议室俯瞰波士顿中央公园,正在思考应该如何为美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https://www.architectmagazine.com/design/mass-in-context_o)
肯·格林伯格日记:“Covid-19的反思”——“这次的新冠危机在短时间内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团结起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不断去尝试新事物和新的方法。当疫情的高峰过去,我们能否趁胜追击,集中精力使我们的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https://www.kengreenberg.ca/field-notes/ken-greenberg-diary-covid-19-reflections)
《每日商报》:“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应该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到城市设计中来”——“人口稠密的城市不该被理解为传播冠状病毒的培养皿。与此同时,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重新思考城市设计和规划模式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为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
(https://canada.constructconnect.com/dcn/news/infrastructure/2020/04/public-health-experts-should-be-at-the-urban-design-table-consultant)
洛杉矶时报:“评论:过去的流行病改变了城市的设计。COVID-19可以从以下六方面改变我们的城市”——“尽管大流行病是人类长久苦难的根源之一,但其也在不断迫使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发展和改变。14世纪,黑死病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但是这场灾难促使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根本性改善。城市清理了肮脏和狭窄的生活区,扩大了边界,发展了早期的隔离设施,开放了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并且出现了从测量员到建筑师等等具有特定知识的专业人士。”
(https://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arts/story/2020-04-22/coronavirus-pandemics-architecture-urban-design)
NPR:“观点:重新设计COVID-19城市”——“COVID-19大流行为觥筹交错、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按下暂停键。这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明白城市是预防传染病爆发的第一道和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城市也是引领国家和全球复苏的关键。”
(https://www.npr.org/2020/04/20/839418905/opinion-redesigning-the-covid-19-city)
2020年3月29日早期新冠隔离政策下荷兰的社交距离:阿姆斯特丹Jan Everstenstraat街超市外的新自行车停车位。
大改造:疫情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原本被汽车占据的数百公里的街道重新进行划分,使其为步行、骑自行车和使用轮椅的人提供服务。
行动主义在一夜之间获胜,人类长久向往的“自行车和步行计划”或“可持续交通计划”瞬间变成了现实。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变得越发激烈。
这场全新的、突然的、全面的、充满未知的危机打破了西方世界中汽车对城市空间的垄断。尽管汽车的历史只有短短的70-100年,但它却在全球不断的合法化,不断的扩张领域。正如@_Anna_Nikolaeva et al等人提出,城市不断压缩步行、自行车、轮椅等的使用空间,只为了给私人汽车的行驶和停放提供更加充裕的空间。
这种空间资源上的鸿沟不断扩大,汽车的使用者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城市空间,相对而言,城市里的其他人却在争夺剩余的小部分空间。
这种资源的不平衡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突破口。首先,围绕汽车建成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被一点点打破。加油站、钢铁厂、大型超市开始逐渐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搬离,一些城市开始重新分配空出来的城市空间。
城市人对空间的使用权逐步平等起来。城市可以利用这场紧急事件的机会,重新思考设计过去几十年一直面对的城市问题,比如缺乏身体锻炼和集体生活的空间,以及交通事故易发地的规划等等。
附带条件:新冠的冲击,一下子给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疯狂的孤独和痛苦,整个社会陷于危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与之抗争。
在这场大流行下,城市中的个人空间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诉求。个人空间其实一直以来都应该是重点。只不过长久以来在政客的游说下,我们忘记了这一点。逐渐把孩子们在街上自由骑车的情形塑造成“80年代”的场景。
个人空间的需求弱化了汽车的空间需求。我们的建筑法规,甚至是遗产法规都需要重新思考,当往日密密麻麻的柏油马路开始变得空荡荡,人们都聚集在河岸上,我们应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法规。
这些新的想法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人与人之间1.5米到2米的距离突然变得非常重要,这促成了庞大而有权势的一群主张“步行”的政客团队。然而在过去,尤其是相对富裕的国家,这种“步行”的主张却总是被淹没在“汽车”的主张之中。
突然间,这个“步行”主张的簇拥者就变成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好像是我们的邮箱里收到了会员卡一样。“汽车”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弱,甚至更弱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这是我们的契机,重新夺回我们的空间。
这太可笑了!人们需要得到车辆的允许通过马路,人们可以把车开到任意一个社区的中心。又或者我们给车提供了免费的停车场,但是却不愿意为人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工具。更可笑的是我们家门口宽阔的柏油道路即不适合孩子们玩耍,也不适合人们休闲,甚至都不适合树木生长。因为所有的这些活动在面对超速的汽车的时候都存在风险。所以,请发出你的声音,支持我们,夺回原本属于我们的城市空间。
如果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我们有一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你一些灵感。包括免费的在线课程——自行车城(请前往以下地址:https://coursera.org/learn/unraveling-the-cycling-city [@fietsprofessor&co-conspirators])。
一些最近出版的关于街道空间分配历史,以及关于自行车的抗争运动的新成果。包括Peter Norton的《对抗交通》、David Prytherch的《法律、工程与美国通行权》。以及Ruth Oldenziel等人的《自行车城市》,这本书讲述了欧洲城市一个世纪以来的抗争(请前往以下地址:http://cyclingcities.info)。此外,还有Bruntletts的《建造自行车城(2018)》(请前往以下地址:http://modacitylife.com/building-the-cycling-city [@modacitylife]),这本书全面地描述了荷兰城市如何成功地规划出一条不同的途径。更多的内容请前往 @Cycling_Embassy。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非常实用的文章。比如@NelloDeakin的《什么是公平的空间分配?》,以及@_Anna_Nikolaeva关于《“公共”城市交通》的作品。最后,关于跑步、骑车或轮椅的空间利用可以在城市自行车协会,或者 @georgeintraffic, @dutch_ish找到。
由Yazgan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土耳其Hamamyolu城市走廊
在一些国家,容积率(FAR)也被称为建筑面积指数(FSI)。用来表示建筑的总建筑面积与开发地块大小之间的比率。它可以通过将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GFA)和地块的总建筑面积(GFA)相除来计算。总建筑面积包括私人单位和公共区域,加上建筑面积(包括建筑结构)合并而成。FAR是一个大于0的数字,因为0表示地块为空。
FAR是衡量建筑物的体积和用地使用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FAR没有好坏之分,因为它取决于不同的因素,例如周边发展的密度、城市增长模式、人口动态、土地利用等等。通常FAR被市政当局用作调节工具,设定某一地块或区域的最大或最小开发量。
场地覆盖率是指地块或开发区域有多少是建成面积。我们可以将该地块上所有建筑物的总建筑面积(包括其结构)与整个地块的总建筑面积(GFA)相除来计算。结果以%为单位。例如,20%的结果表示场地内的20%已经被建筑物覆盖。
场地覆盖率是为了确保除了建筑物以外,有足够的空间供其他区域使用,比如绿地。通常,在调控过程中,市政府宣布某一特定地块最多只能覆盖x%的建筑物,x%必须是绿地等等。
绿地率是指该地块的绿化率是多少。计算方法是将地块的总建筑面积与绿地的建筑面积相除。GAR是不同的,取决于城市规定和一定区域的土地利用,以及密度。绿地率用以防止开发商为了获得最高的短期利润而用尽整个地块,从而忽略了未来居民的福祉。
我们作为独立的专业志愿者团体,秉承专业理想与价值观,不依托任何机构,信守非盈利原则,帮助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关注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城市交通、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量化城市与大数据。至今我们已经拥有遍布全球近430名志愿者网络,并推送3000篇专业微文。作为微信公众号平台最大的线上专业志愿者平台,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并欢迎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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