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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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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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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 7月5日期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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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纽约市民住房与规划委员会 CHPC
翻译/王奥博、王琛芳、王雨琪、欧阳倩倩、马程、王浩
排版/白琳 校核/王奥博
文献/涂匡仪 编辑/众山小
微博 | weibo.com/
一览导读
在纽约城市COVID-19疫情焦点之时,许多政府领导和精英人士都隐隐然将“城市密度”视为纽约疫情爆发的原因。然而“城市密度”的尺度是过于笼统的,其指标中囊括了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以这种过于简化的方式归咎于纽约的城市密度无助于疫情缓解政策的出台。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纽约及其周边地区乃至美国的情况来看,COVID-19的高感染率并不与居民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中的居民人数)数据相关联。为了理解与改进城市环境中导致COVID-19传播的要素,我们选取了CHPC的这份报告,基于纽约的人口和新冠数据,解密密度和疫情的关系。另外我们也应当意识到,问题归咎于城市密度有可能导致公众对居住在高城市密度地区产生毫无根据的恐惧。当人们不再认为在城区可以获得安全且令人向往的生活,那么纽约从这场危机中完全恢复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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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向“城市密度导致疫情爆发”的指责说“不”
01
纽约市民每天都与大量的人产生接触,而城市环境中存在诸多因素可能导致COVID-19的传播。但在其中,居民人口密度并不是影响COVID-19传播的关键。统计数据显示,很多高密度的国际化城市的COVID-19病例和死亡人数远远少于纽约。但同时,许多低密度的非城市区域的人均患病率却又高于纽约。
韩国首尔每平方英里居住4.2万人,是纽约人口密度的1.5倍;但纽约市的人均病例数却比首尔多343倍。
美国田纳西州的劳茨代尔郡(Trousdale,总面积约117平方英里,人口数根据2010人口统计约7870人)每7名居民中就有1人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在纽约每44名居民中有1人感染。(译者注:美国最大的私营监狱之一Trousdale Turner Correctional Center就设立于劳茨代尔郡,该监狱关押囚犯约2500人。该监狱集中爆发新冠疫情是导致该郡人均患病率极高的重要原因。)
02
纽约周边的5个郡人口密度远低于纽约,但人均感染情况却比纽约城区本身要严重。
对比向北仅40英里之隔的罗克兰郡,布鲁克林的人口密度是其20倍,但罗克兰郡的covid-19感染率却是布鲁克林的2倍。
在纽约的五大片区中(布朗克斯, 布鲁克林, 曼哈顿, 皇后区, 斯塔顿岛),曼哈顿人口密度最大,但covid-19感染率却最低。
03
就纽约市内部而言,人口密度和covid-19病例率数据不仅不匹配,同时在很多地方几乎呈现负相关趋势(译者注:意味着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感染率越低)。
纽约上东区的人口密度是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科罗娜Corona的5倍,但埃尔姆赫斯特/科罗娜的病例率比上东区高4倍。
布朗克斯的人口密度是斯塔顿岛的4倍,但发病率几乎相同。
背景介绍
很多精英人士和政府领导将纽约市的covid-19疫情爆发归咎于城市密度。但“密度”是一个广泛的术语,其中包含城市环境的很多不同方面,而这些方面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covid-19病毒的传播。尽管这场危机还远未结束,给“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地区疫情失控?”的问题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我们仍可以发现——以政策和规划中常用的人口密度指标来看,纽约市、其他美国病毒高感染率地区以及其他全球大城市的人均covid-19病例率与城市密度大小并无明显相关关系。
为了理解与改进城市环境中导致COVID-19传播的要素,我们仍需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另外我们也应当意识到,问题归咎于城市密度有可能导致公众对居住在高城市密度地区产生毫无根据的恐惧。这将对我们从危机中恢复产生不利影响。正如世界上其他国际化都市一样,纽约市的繁荣得益于城市密度,这也包括那些在危机中同样具有价值的优势,比如步行可达范围内更多的服务和设施,医疗设施和人才的聚集可以提高医护能力,也降低老年人和高危人群的隔离风险。
如果城市不再被视为安全和具有吸引力的居住场所,纽约市民将面临失去上述以及其他种种获益的风险。此外,小企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这意味着许多居民将被迫另谋生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也会面临风险。公众对“密度”无理由的恐惧可能会加剧社区中新住房开发的阻力,城市公平发展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报告中,CHPC解析了“密度”所包含的多个方面,分析了这些方面在纽约COVID-19疫情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研究突出了目前现有数据的不足和所需数据内容,并根据研究结果,为城市从疫情中恢复,走向更加健康和安全的未来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结果
居住人口密度不是影响COVID-19病毒传播的关键要素:利用纽约及美国其他疫情爆发地区乃至其他全球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数据对比这些地区的人均新冠肺炎病例率,可以明显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纽约市的许多例子中,密度水平和COVID-19感染发展趋势甚至呈现相背的情况。
仍需更多数据来描绘居住状况在这场危机中的影响:住宅内居住密度,换言之住宅居住的拥挤程度,或许与纽约人均新冠肺炎发病率较高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但我们需要更多信息去理解居住拥挤程度和其他的居住条件是怎样使得一些纽约市民更易受疫情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居住条件 所叠加着的其他因素,比如种族不平等和地区、社群健康水平差异。
公共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大规模集聚才是主要危险因素:我们迫切需要发掘更多的数据以了解有关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空间在纽约疫情中所起作用。这将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以减轻其影响有着重要意义住。
城市密度是什么?
“城市密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涵盖了城市生活中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许多方面。为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纽约市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这既包括了强化“城市密度”中有利于市民抵御疫情的正面要素,也要减轻“城市密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密度的不同表现形式包括:
居民人口密度:城市规划和政策指定中所采用的“密度”指标通常是用每平方英里居住的平均人口数来表示。
住宅内部居住密度:住宅内部居住密度代表着住宅内实际居住人口的情况。其中很多住宅单元可能会出现“过量居住”的情况,意味着超过其设计标准的人口数拥挤地居住在住宅内。
公共机构的人员密度:住宅内部居住密度代表着住宅内实际居住人口的情况。其中很多住宅单元可能会出现“过量居住”的情况,意味着超过其设计标准的人口数拥挤地居住在住宅内。
公共空间和工作场所密度:大量人员会使用公共的工作空间,同时也会造访其他公共空间,例如超市、地铁、健身房与宗教场所等。
进一步了解纽约市密度的不同方面,请访问skyscraper博物馆在线展览《住房密度:从物业单位到高楼》
https://skyscraper.org/housing-density/
04
居住人口密度与COVID-19
在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居住人口密度通常用来表示城市密度,即每平方英里居住的平均人口数。 以此衡量,对比纽约而言,COVID-19对其他人口稠密的大型国际化城市的影响要小得多。同种流行病对世界各地同样具有高居住人口密度的城市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这表明了推断“居住人口密度是COVID-19传播的主要因素”是不恰当的。 通过将纽约市,纽约周边和美国其他病毒热点地区进行对比,观察比较每平方英里居住人口数与人均COVID-19病例数,也同样否定了居住人口密度与COVID-19感染率之间直接相关的结论。
虽然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大流行还未结束,很难下定论为什么某些地方受COVID-19的影响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但病毒感染率与每平方英里居住人口数之间显然缺乏关联,这表明居住人口密度并非COVID-19影响的关键因素。纽约市疫情发展的例子显示人口密度和病案率的关系甚至彼此相反。
那么,如果人口密度不是COVID-19的主要风险因素,纽约的疫情又为何严重呢?在接下来的数周或数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变得十分重要。在病毒通过人与人接触传播的情况下,太多的人共享一个房子,太多的人共享一个公共空间,以及太多的人聚居在公共机构中,都可能会增加传播的风险。但是,我们目前可接触的数据很少,无法了解这些问题在这座城市的大流行中是否起了作用。此时此刻,我们只能从现存数据里挖掘差距,获得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
这里引用了CHPC(公民住房计划委员会)对居住人口密度和人均COVID-19病例率的比较分析结果。结果表明:
通过与美国全国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郡之间、纽约内部及周边的郡之间、纽约城市五大片区之间和城市范围内的社区之间不同层级的对比,CHPC认为COVID-19病例率与人口密度的数据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05
居住人口密度 | 全球城市
韩国首尔只通报了736例COVID-19确诊病例,即每十万居民有7.4例感染确诊(病例率)和4例因COVID-19病毒引起的死亡。首尔人口将近1000万,人口密度是纽约的1.5倍,每平方英里居民人口数为4.3万人。纽约每平方英里居民人口数为2.8万人,但COVID-19病例率却远远高于首尔,全城平均每十万居民有2266个病例数,在某些特定社区,该数字甚至达到4300例。
香港居住人口数为750万,全城每平方英里居民人口数为1.8万人,其中观塘区与纽约曼哈顿上东区&上西区最稠密的社区最为相似,每平方英里居民人口数达14.7万人。香港通报了1056个COVID-19确诊病例及4个死亡病例,也就是说其病例率很低,每十万居民只有13.9个病例数。
旧金山是全美唯一一个人口密度接近纽约的城市,每平方英里居民人口数为1.9万人。旧金山通报病例率为每十万居民258个病例数。纽约人口密度是旧金山的1.5倍,但病例率却有9倍之高。
表一、居民人口密度与COVID-19病例率:纽约与全球其他城市的对比(截至2020.5.18)
06
居住人口密度分析——纽约市五大片区
尽管曼哈顿是人口最密集的行政区,但是它有着纽约市地区中最低的新冠肺炎发病率。必须注意的是,自从纽约市的COVID-19大流行开始,大量居民暂时离开城市,曼哈顿的一些地区的常住人口密度有所下降。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这次流感大流行期间,估计有12.9%至18.6%的曼哈顿居民离开了纽约市,而全市总体的居民撤离比例据估计仅为4%至5.2%。尽管有18.6%的居民离开了,曼哈顿每平方英里仍有59,000名居民,远远超过其他纽约片区的人口密度。
纽约郡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郡,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约有7.2万居民,而其中曼哈顿是目前人口最密集的片区。但与纽约市的五个郡和周边的五个郡(Nassau, Orange, Rockland, Suffolk, 和Westchester),相比,纽约郡/曼哈顿的COVID-19感染率最低。
尽管纽约市区域是COVID-19的主要热点区域,但美国仍有70个郡的发病率高于曼哈顿,其中有许多郡位于人口密度极低的乡村地区。
布朗克斯(The Bronx)& 斯塔顿岛(Staten Island)的COVID-19发病率也很高,但人口密度却差距较大。布朗克斯在五个片区中COVID-19感染率最高,然而该片区的人口密度只有曼哈顿的一半且略低于布鲁克林。斯塔顿岛是纽约市人口密度最低的片区,每平方英里只有8300居民(相当于曼哈顿人口密度的三分之一),但该区的COVID-19感染率却位居第二。虽然布朗克斯的人口密度是斯塔顿岛的4倍,但是其COVID-19感染率只比史泰登岛多了12%。
在纽约市COVID-19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它的人口密度远低于很多其他表现相对好的社区。
在纽约市COVID-19发病率最高的邮编地区是Elmhurst/Corona(每10万人中有4379例),确实纽约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它每平方英里的居民数量仅是纽约上东区的1/5,而其人均病例数却是上东区的4倍。同时在纽约病例数最高的前十位邮编区(包括皇后区北部、北布朗克斯的几个区、格伦奥克斯Glen Oaks、皇后区以及纽约东区、布鲁克林),其中6个地区人口密度小于纽约市域平均水平,只有2个地区比该市平均水平更高。
纽约市中人口最密集的社区是COVID-19发病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10个纽约市人口最密集的邮编地区主要位于曼哈顿上城、金融区和包括长岛市在内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报告的COVID-19发病率却是全市最低的,平均每10万人中只有1217例。其中,人口最密集的3个邮编地区分别是曼哈顿的上东区,西区以及约克维尔,其密度是全市的4到5倍。但这些地区的人均COVID-19病例数还不到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
图二、按邮编分区的纽约市居住人口密度
图三、按邮编分区的纽约市COVID-19发病率
图2和图3显示,现实情况并非“高密度,高感染率;低密度”,在一些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有着最高的COVID-19的发病率,同时一些低病例率地区却是曼哈顿最密集的社区。
07
居住人口密度 | 纽约市郊区
在COVID-19疫情中,纽约市附近的城郊区域比五个市内的片区情况更为艰难。
罗克兰郡(Rockland County)是纽约市和全州范围内COVID-19发病率最高的郡。罗克兰郡的人均病例数是布鲁克林的2倍,是皇后区的1.6倍,而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人口密度却分别是其的20和11倍。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的发病率在全州排名第二,每10万人中约有3个病例。相比较而言,纽约市每10万人之中只有2个病例,尽管纽约市的人口是威彻斯特郡的12倍。奥兰治郡(Orange County)每平方英里只有474名居民,纽约市的人口密度是它的59倍。奥兰治郡的人均感染数超过了布鲁克林、曼哈顿和萨福克三个郡。
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COVID-19发病率均低于纽约市周围的五个郡。
表二、 纽约市各郡的居住人口密度和COVID-19发病率 (截至2020.5.18)
08
居住人口密度|美国各地的病毒热点
美国许多乡村地区受COVID-19影响最为严重。
除了纽约的罗克兰郡,美国COVID-19发病率最高的15个郡每平方英里居住的人口均不足200人。美国COVID-19发病率最高的5个郡分别位于田纳西州(Tennessee)、阿肯色州(Arkansas)、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和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居住人口不到100人。
纽约市人口密度比美国许多疫情最严重地区都要高。
与美国其他郡相比,纽约这五个郡的人均COVID-19发病率排在第38位。布朗克斯区排在第18位,斯塔顿岛排在第25位。美国许多发病率高于纽约市的郡都位于人口密度较低的乡村地区。在美国COVID-19发病率最高的25个郡中,有18个郡的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英里1000人。相比之下,纽约市每平方英里却有2.7万居民。
表三、美国人均发病率最高的10个郡的居住人口密度和COVID-19发病率 (截至2020.5.18)
09
住宅内部居住密度(拥挤程度)
与 COVID-19
住宅内部居住密度通常以拥挤程度来衡量,以一个家庭中每个房间的居住者人数为依据。每个房间有1至1.5人居住的家庭(包括除厨房和浴室以外的每个房间)被认为是拥挤,而每个房间有1.5人以上居住的家庭则被定义为严重拥挤。
在纽约市的各个社区中,拥挤程度与COVID-19的高发病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居住较为拥挤家庭占比更高的社区人均发病率可能相对更高。
然而,居住拥挤程度也更严重地影响了低收入家庭、纽约的有色人种和移民这些我们已知正遭受着COVID-19巨大影响的社群。在感染病例和死亡案例中,纽约的有色人种和移民所占的比例更高。与可以进行“减少出行,居家生活”的大多数居民相比,有色人种与移民群体更多的是“必须要出行”的基础行业工作者,接触病毒的风险也更高7。同时,相对于高收入和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低收入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总体发病率更高8。
另一方面,“严重拥挤”的居住区域与纽约市COVID-19高发病率地区按照邮政编码来匹配分析,结果发现二者并无关联。虽然住宅内部居住密度可能在纽约市的大流行病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得出结论。
展望未来,关键是协调环境因素(包括住房条件和住宅内部居住拥挤程度)与种族不平等和健康水平差异的重叠问题,以及研究二者是如何致使一些社区比其他社区更容易遭受这场危机影响的。COVID-19突出并加剧了长期根植于纽约市住房资源和城市结构中“种族不平等”的诸多问题。为了确保将“公平”定位为复苏的核心支柱,我们必须填补现有数据的空白以解构“不平等”中的不同细节在疫情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图四、纽约市过度拥挤家庭比例(%)与 COVID-19发病率(截至2020.5.18,按邮政编码分区)
图五、纽约市严重过度拥挤家庭比例(%)与COVID-19发病率(截至2020.5.18,按邮编分区)
10
公共机构人员密度与COVID-19
由于其运行模式的特殊,养老院、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看守所等公共机构都具有极高住宅内部居住密度,在这里更多的居住者共享生活设施和生活空间。同时,公共机构容纳了一些最易受到COVID-19感染的人群,即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居民,而这也使得他们受到疫情影响更大。由于机构工作人员每天在工作与家庭之间通勤,极大地增加了居住者、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接触病毒的风险,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减缓病毒在这些人群中的传播。
与居住人口密度不同,公共机构的人口密度一直是全美国COVID-19的一个主要风险要素。
我们迫切需要补充不同纽约市居住设施中关于COVID-19的数据,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它们受到危机影响的情况,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战略,以减缓病毒传播。有多少养老院居民、无家可归的纽约人以及纽约市监狱的囚犯在这些公共机构中感染了COVID-19 ?这些设施中有多少工作人员因工作患病和/或随后传染了家庭成员?这些问题对于保护这些最易受影响纽约居民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但结论尚不明朗。
表四、纽约市带有居住设施机构的COVID-19可用数据和数据需求(截至2020.5.18)
11
大型机构人员密度 | 监护中心
在纽约市因COVID-19死亡的20,720人中,至少15%(3,029人)是监护中心居住人员。
而因为这些数字只统计了在监护中心发生的死亡,不包括在监护中心生病后转到医院并在医院死亡的居民,真实的监护中心死亡人数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同时,更多的病例和死亡可能与监护中心工作人员或其家庭成员有关。尽管数据不完整,纽约市的监护中心显然遭受了COVID-19的重创。
3月1日到5月17日期间纽约市监护中心共有47,000张床位,至少6.5%的监护中心居住人员因COVID-19失去生命。相比全市COVID-19死亡率(占总人口的0.2%),这一数据是令人震惊且难过的。
12
大型机构人员密度 | 流浪人员收容所
据流浪人员服务部门(DHS)报告,在无家可归的纽约人中至少发生了900例阳性病例以及75人死亡。
这些数字没有定期更新,也可能并不完整。国土安全部(DHS)雇用的在纽约市流浪人员收容所执法的450名现役治安官中,87人已被确诊患有COVID-19。10此外,没有其他收容所工作人员的数据。我们必须补充关于COVID-19对纽约无家可归者的影响数据。目前的估算表明,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情况远不似养老院那样糟糕。即使假设数据不完整,纽约市无家可归者的COVID-19病例和死亡率也可能与全市范围的平均水平相当。
表五、纽约市COVID-19病例数、死亡人数、发病率和死亡率与纽约市流浪人口(截至2020.5.14)*
*表五中的COVID-19数据反映了截至2020.5.14的报告情况,以和最近更新的纽约流浪者COVID-19病例和死亡数据保持一致。
13
大型机构人员密度 | 收押场所
在对纽约收押场所有关人员的新冠疫情检测中,364名在押囚犯以及1500名机构人员检测结果呈阳性。纽约惩教署 (BOC)同样也通报了3例在押囚犯新冠病毒死亡的案例。基于以上数据,已有1/11的收押人员检测为新冠病毒阳性,与之相比的是整个纽约1/44的患病率。因为他们或许已经释放了那些在押期间患病的囚犯,BOC的这些数据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自从5月16日起,整个纽约市收押人员数已经降低了29%,即减少了超过1600人。因此,大量与关押设施有关的病例与死亡数量很可能无法。与此同时,现有35%的罪犯已被检测为“可能暴露但无症状患者”(https://www1.nyc.gov/site/boc/covid-19-updates.page.)。
这场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给收押场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些看守所和监狱成为了全国疫情重灾区的主要病例来源。田纳西州北部的劳茨代尔郡成为了全美新冠疫情患病率最高的区域,然而1383名患者中1299名都来自于劳茨代尔郡的私营关押中心(TCCF)( https://www.nashvillescene.com/news/pith-inthe-wind/article/21131644/two-of-the-countrysworst-covid19-hot-spots-are-in-tennessee-bothare-prisons.)。同样的,阿肯色州的林肯郡之所以成为全美新冠疫情人均患病率第三的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境内可关押1800人的康明斯监狱造成。这个监狱中半数以上囚犯COVID-19病毒检测阳性(https://tdn.com/news/arkansas/image_a8f8ed03-3072-5294-948beb08fa04b3a7.html.)。
尽管我们缺乏充足的数据去支撑这样的结论,然而纽约市初步的流行趋势已经显示出这所城市的关押场所对患病率的影响不亚于一个规模社区。根据邮政编码分类,纽约新冠疫情患病率第二高的地区内的里克斯岛就建有一个市政基础监狱设施。其相邻的邮编分区了涵盖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东部/科罗娜Corona北部具有着全城最高的人均患病率。
14
公共空间和工作空间密度与COVID-19
关于城市密度与COVID-19关系,我们了解的最少的就是关于是纽约基础公共空间的情况。纽约市民每天都在街边、地铁上、超市里等等公共场所接触着数以千计的人群,这些接触都具有感染风险。然而,同样拥有着巨量的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的许多其他国际化都市受这场疫情流行中的冲击却小得多。是纽约自身的公共空间以某种方式让整个城市更易受到疫情影响吗?如果是的话,又是怎样的方式呢?
我们现在并没有足以分析纽约的城市公共场所影响新冠疫情的数据。但可以明确的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在这场为全美疫情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雇员密集的工业生产场所、聚集性宗教或娱乐活动中COVID-19病毒广泛传染形成了许多疫情重灾区。
类似于公共机构内的情况,一些特定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人员聚集被认为是COVID-19传播的一项主要风险。
在泰森食品最大的肉类包装厂的数百名员工检测为新冠病毒阳性后,其周边的内布拉斯加州的达科他郡和科尔法克斯郡变为了成为全国发病率第三高和第五高的地区(https://siouxcityjournal.com/news/local/source-669-tyson-workers-at-dakota-citynebraska-plant-test-positive-for-covid-19/article_fa2bdc32-97f3-535b-8a6e-2b50008758fe.html.)。另外,明尼苏达州诺贝尔郡1/4的病例是来自于当地的一个猪肉加工厂(https://www.dglobe.com/newsmd/coronavirus/6480021-Nobles-ountyrecords-second-COVID-19-death.)。
文化、娱乐、宗教以及教育缘由的人员聚集同样加速了COVID-19的传播。中国疫情爆发后,邮轮成为了病毒“跨国界传播”中的重要媒介。此外,威彻斯特郡的数百例感染来源于宗教集会,而这也形成了病毒在纽约范围内最初的爆发。全球范围内的集中感染与音乐场馆、夜店,以及舞蹈课堂等人员聚集紧密相关。
我们必须审视纽约城市公共空间对这次疫情的巨大影响,尤其针对这种影响相比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各种公用及聚集性的场所对疫情传播造成影响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15
未来方向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密度”一些特定方面如多人共用的居住设施或者存在人员聚集的工作场所,在疫情传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以每平方英里居民数量衡量的人口密度,和COVID-19疫情的人均患病率并不相关。与纽约相比,其他许多类似的存在大量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的国际化都市受到疫情冲击程度较轻。
我们必须更为深入地分析纽约受到疫情影响更严重的原因,并且去明确城市建成环境中的哪些方面发挥了影响作用,哪些并不与疫情传播相关。过于武断地归咎于“密度”只会拖延我们从疫情中恢复并难以在今后防止同样的不幸发生。高密度在疫情中同样带来了很多益处,比如在步行范围或者甚至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更多的服务和使用更多的设施,医疗资源和人员集中也提高了救护能力并降低了老人及弱势群体隔离的风险。
为了确保纽约能够继续从“高密度”中获取繁荣的动力,并从这场疫情中恢复过来迈向更健康安全的未来,我们需要停止“城市高密度造成疫情失控”的误解并执行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减轻部分特定区域风险。在此公民住房计划委员会(CHPC)建议如下:
加大地区内与机构内的数据收集力度
COVID-19疫情数据采集与公开应当落实到所有城市、片区、以及社区层面。机构内的数据也应当最起码包含“城市、片区、社区”分层级之下的汇总病例、检测数、死者数量、人均病例数及受影响的人口情况等统计指标。机构上报的数据应当包括所有自纽约疫情爆发以来曾居留于各类设施的人数,也应当对机构工作人员引起的感染进行追踪调查,扩大数据采集范围以将这些病例情况包含在内。跟踪调查方法也应被应用到分析城市居住的不同特点,如住宅居住情况、生活状况、工作场所以及各类学校、公共交通、各类公用空间在新冠疫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这些信息能够支持我们去解构“城市密度”的不同方面对疫情流向起到的作用。
参考应对疫情更为成功的其他大都市总结高密度城市环境下的防疫经验
相比其他美国城市,纽约的城市结构更类似于东京、首尔、香港等城市。我们不能纽约的特殊情况,就忽略在世界上同类城市在对抗疫情中提供的宝贵经验。通过综合分析全球高密度城市们的情况,我们就能发现为何有些区域遭受了更为严重疫情冲击,这也为阻止传染性疾病在百万人口级城市中的传播提供了参考。
建立流行病学、病毒学和住房与规划产业之间的密切协作,为纽约住房设计与管理开辟新路径
伴随对疫情更多的了解,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卫生研究/公共健康专家、住房政策制定者与从业者以及城市规划人员之间协作的重要性。疫情之后,这种协作可以帮助纽约改造已建成环境来改善公共健康安全性。在住房与公共空间的设计与管理上的创新与新实践,将会确保我们竭力重建的纽约拥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未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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