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毕竟年迈了。摧毁他的帝国的力量正在形成。在官场内部,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向权力发起冲击,他们可不希望他们面前永远都有一座老古董形成的大山,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尝试挑战他的权威。
每一代人中,总会有跟他的官场才能不相上下的人物产生。
而在官场外围,一些凭正义直觉行事的社会工作者开始攻击,媒体也改朝换代,开始揭发他的不良行为。
在住宅建设领域,罗伯特·摩西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在担任贫民区清理委员会主席时修建的大量住宅。一些独立而敏锐的观察家们开始注意到贫民区清理工作中的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了。从摩西看不起的人群中,开始涌现出他的致命对手。
加布尔女士,一位身材矮小、高度近视的律师,在亲自前往这些项目的工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这些实地考察后,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看到过很多很糟糕的贫民区,但我从未见过比这些被开发商剥削的贫民区更糟糕的地方了。”
对劳伦斯·欧顿而言,困扰他的是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摩西不但遵守了联邦政府所要求的这些家庭必须被重新安置在体面、安全而卫生的住处的要求,而且还超标准完成了这项任务。欧顿多年来处理住房问题的经验告诉他,摩西的这些数据存在着谬误。欧顿深知现有的所有政府廉租公寓早就人满为患了。而且,凭借自己对城市规划的熟悉,他查证了自己的想法:正在规划的明后年的政府廉租公寓的数目是摩西告诉大家的数目的一个零头。欧顿开始怀疑摩西在策划的到底是些什么,好几万居民住在市区改造工程所在地上,这位市建设协调官要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
对沃尔特·弗里德而言,困扰他的是垃圾桶。“铁皮垃圾桶比原来多了很多。”弗里德在住宅方面的专业眼光告诉他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你走过一幢四层楼高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但楼前面有可能有四个大铁皮垃圾桶。那就意味着房东们在把房子隔成更小的套间,以前可以容纳一个五口之家的空间现在也许挤着十二个人。当你看到那么多的垃圾桶时,你知道这幢楼现在正在成为非常贫困的家庭的栖身之处,或者说,是他们寄宿的地方了。”弗里德开始对他长期崇拜的罗伯特·摩西产生了疑问。联邦法律规定,对市区改造工程用地上的原住户必须进行妥善的、人性化的重新安置。那么摩西到底对他们的原来住所做了些什么?
密切关注住房问题的纽约自由党人也开始问起这个问题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跑到工地现场去寻求答案。他们颇为震惊,摩西像赶牲畜一样地把那些人驱逐了出去。
自由党人意识到,如果摩西只是简单地把那里的住户驱逐出去而不替他们寻找新的住处,那些人别无选择,只好逃到另一个贫民窟,使原来已经拥挤的廉价公寓更加的拥挤不堪,他们只好住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或是住在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套房里,住在从本来已经狭小的屋子里再隔出来的更小的房间里。这样只会使城里原有的贫民窟的状况更加恶化。贫民窟的范围将扩大,将蔓延到还未被恶劣环境感染到的街区。
不仅如此,有一些人从贫民窟逃到了城市的一些过渡性区域,那些地方还有大量可以人住的空房子,这些空房子现在很快就被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填满了。摩西所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将为纽约市创造出更多新的贫民窟。自由党人觉得,这个城市要对形势的发展有所警觉;同时要教导公众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做到心中有数;人们不能再被蒙在鼓里了,他们要清醒起来。
但人们既没有被教导,也没有清醒起来,因为唯一可以使他们接受教导和清醒的是媒介,而媒体对此毫无兴趣。
于是自由党人说决定自己来挖掘真相,他们确实办得到。原因是两年前欧顿已经卧底参与了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总体规划计划小组。班尼特从未莅临此地,这位主席几乎从未问及这个小组到底在做什么,也从未逼迫欧顿详述一下任何托词。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摩西主持纽约市的政府工程以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他们正在调查到底有多少人为了摩西的工程而被逐出家园。
工作的困难程度是巨大的,摩西的安置数据总是被大家所接受。即使是熟知市政府各方面的欧顿也时常感到迷惑,摩西所提供的数字实在太小了;摩西把数据变小的方法是剔除被驱逐的真实人数,相反把每个安置单位乘于平均家庭规模,使之完全脱离了事实。在那些没有被登记在册的租户被迫搬迁,当他们的房子被摧毁之后,欧顿的小组再也无法登记那些真实的数据了。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设法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在二战后的七年时间内,被纽约市的政府工程驱逐出家园的总人数约为十七万人。
相较真实情况,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太少了,但可以保证统计出来的数据足够公正,无论摩西用什么手段诋毁他们,这些数据都无懈可击。况且,十七万人已经是一个足够让人们震惊的数字了。罗伯特·摩西在短短的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使纽约市迁移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居住在纽约州首府市、凤凰城、小石城市、萨克拉门托市、塔拉哈西市、托皮卡市、巴吞鲁日市特伦顿市、圣达菲等州府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这些人口的特征。被摩西赶出家园的恰恰是那些无力找到新家的人们。
他们发现:七年来、摩西一直制造着由于他的政府工程而被迫搬迁的多数低收入家庭已经被安置到了政府廉租公寓楼里的假象。事实上,被允许住政府廉租公寓楼的被搬迁户的数量少得可怜。罗伯特·摩西的贫民区清理项目可能以清理原有贫民区的速度创造着新的贫民区。
在过去的七年里,总计十七万人被清空。但是摩西的贫民区清理项目才刚刚开始进入高潮而已,在未来,每年将有五万人被驱逐。这些人大多数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如果还用过去的人口重置策略来开展未来的人口重置工作,那么现存的贫民区将进一步拥挤,同时将以更快的速度产生更多新的贫民区。欧顿在报告中指出:如果纽约市的人口重置事务不被改变,城市复兴工程、城市为未来建设而投入的史无前例的巨额资金将毁掉城市的未来。
妇女城市协会同样对纽约的现状忧心忡忡,而她们最初关注的是:摩西的住房事业进程中,重置工作不是由市政府而是由一个私人房地产公司来进行的。这个协会决定去做那个媒体、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市政组织从未做过的事情,对一处工地现场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
居住在曼哈顿中城废墟中的人们给妇女城市协会的这些善良的妇女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们学到了她们在课本中不曾学到的东西。在她们的课本中,贫民区就是污垢和恶劣居住环境的同义词。布莱克夫人回忆说: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努力把自己的家装扮得很体面,对居住在贫民区里的居民来说,贫民区就是他们的家园。”这些住在即将被罗伯特·摩西拆除的建筑中的人们并非只是出于权宜之计才居住在这里的。自从这些建筑建成以来,他们就住在里面了,一住就是三四十年。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安定而友好的社区,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房租很低廉。被采访的大多数家庭,在对他们的社区充满留恋的同时,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觉得它是一个理想的社区。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当志愿者们发现摩西是怎么援助这些人的时候,变得义愤填膺起来。
布莱克夫人得知,摩西曾经声明这些被驱逐家庭申请入住新公寓时享有优先权,实际却被怂恿放弃申请。事实上,在曼哈顿中城工地上的多数居民离开之前,这个工地上的所有居民的申请都被驳回了。并且,即便放开申请,曼哈顿中城的房租也是被驱逐的家庭无法承受的。被采访的四百户家庭中,只有一户家庭表示他们有能力支付摩西所设定的租金。
此外,摩西曾经承诺提供专门咨询服务也并未落实。这些家庭实际收到的搬迁通知内容也简略了许多。当他们致电,或亲自来到重置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专门接待和咨询服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居民得到的只有一条建议:滚出去,快点滚出去。
当志愿者尝试调查已经被迫搬迁居民现在的处境。却发现开发商拒绝同她们交谈,重置办公室也拒绝同她们交谈;就连市政府的房产局主管、代表市政府负责监督开发商和重置公司履行市政府曾经向租户做过提供体面、安全而卫生的住处的承诺的官员也在数周时间里,一直拒绝接受她们的访问。而当他终于同意接见她们,听她们问起租户的下落时,他却说他不知道。
她们进行了核实。四百户租户中的五十户已经入住了政府廉租公寓,其他人的下落则很难寻找了。这个协会的志愿者们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试过所有可行的搜索方法后,他们只找到了一百六十七户家庭的新地址。这些家庭可能是这四百户家庭中条件最好的家庭了。看到这些可能是被迫搬迁家庭中过得最好的家庭的现状后,志愿者们能够想象出其他家庭的状况。这些志愿者们发现,生活最为艰苦的还不是搬到哈勒姆的租户,而是实在找不到住处而被迫搬进现场工地上的其他公寓楼里,搬进工地上的公寓残骸里的人们。
摩西的开发商对这些租户做了多次移置,将他们从一栋即将被拆除的楼房里扔到另一栋距离拆除还有一段时间的楼房里,然后在那栋楼房即将被拆除的时候,再将他们移到另一栋楼房里,每次搬迁都要向他们征收更高的房租。妇女城市协会的志愿者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重置策略对纽约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她们带着绝对的肯定认识到第一条款项目在罗伯特·摩西的管理下,正在以清理贫民区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创造着更多的贫民区。但是,经过这些调查,让她们心碎的不是城市的遭遇,而是这些市民的不幸。不管艾丽娜·布莱克多么努力约束自己的修辞,撰写的报告字里行间还是会不时地流露出这些妇女们的情感“摩西所批准的重置政策,”布莱克夫人写道,“既不满足法律的要求,也不符合人类尊严的要求。”
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总体规划计划小组曾经揭示了驳倒摩西的主张的统计数据。妇女城市协会的志愿者们则超越了统计数据,通过对人为的不幸遭遇的发现证实了这些主张的谬误所在。这些不幸遭遇现在被记录备案被量化、被细分成个体案例被用白纸黑字印刷了出来,一幅关于真相的翔实全景图展示在了纽约市的面前。然而纽约市并没有看见这幅图画,因为罗伯特·摩西做了手脚。
随着总体规划计划小组的重置报告的完成,欧顿的首席助理科恩和加布尔策划了一个将这份报告公布于世的办法。他们起草了一项决议,要求城市规划委员会命令他们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摩西起初对这项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研究也没有在意,他甚至可能算计好了它会不了了之。但是当下一次委员会会议提到这项研究的时候,欧顿平静地宣称这项研究已经完成,就等着被采用了。
至此,科恩和加布尔以为得到城市规划委员会官方认可的研究将受到媒体的大力支持。但接下来的六个月,欧顿和他在城市规划委员会上的两位盟友多次尝试使其通过的努力都被摩西和他的三位盟友所击败。一系列的四比三的投票结果甚至粉碎了欧顿等人将这项研究纳入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正式日程的努力。
摩西在拖延这项研究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篡改。一些关键的论点被完全删除了其他地方则被微妙地修订过了,这些修订完全改变了原文的意思。而另外一些地方的修改可就没有这么微妙了:研究中被加入了新的、谬误的数据。跟最初的版本相比,它已经面目全非了,已经变成了一份被摩西改写过的报告了,虽然在报告中保留了城市规划委员会的零星观点。
同时,摩西的律师罗森马对妇女城市协会报告抛出了烟雾弹,他为曼哈顿中城公司所作的辩护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就是对事实真相只字不提。他的发言不但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而且用半真半假和误导人心的数据最大限度地混淆了所有不了解第一手事实资料的读者的判断力。
努力挖掘真相的记者现在必须从两组互相冲突的数据中进行筛选,他们不可能知道其中一组数据是谬误的。并且,发行商和按发行商的意愿行事的编辑们保证了记者们并没有努力挖掘出真相。
在这一轮较量中,如果说纽约市没有看到第一条款项目工地上的真相的一个原因是摩西的策略,那么造成这种事实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体没有努力对隐藏在那种策略之后的东西进行过调查。
那年十月发生了一起事件,在一场纽约听证会上,尽管卡斯伯特和罗森马使尽了各种回避、否认和干预的手段,可是截至参议员当天傍晚敲响闭会的木槌时,已经记录下了如下事实:两年前,市政府的贫民区清理委员会将方圆六个街区的、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曼哈顿中城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转交给了卡斯伯特及其公司;卡斯伯特及其公司被要求拆除三百三十八栋建筑,有两百八十栋建筑至今仍然耸立在那里,里面的租户仍然在上交房租;工地上没有为新的建筑搭建起一砖一瓦,也没有为新的建筑筹集一分一毫的资金。自从摩西的委员会将贫民区清理项目转交给他的这位投标者后,那位竞标者的主要行为不是对那些贫民住宅进行清理,而是从其身上捞取钱财。
截至参议院的听证会完毕的时候,公共档案中不但记录下了贫民区清理项目不但没有建成应该建成的任何新的楼房,而且该项目中的每个人都从中发了大财。
原本,在这个连向建筑监管人员行贿二十美元都会登上头版头条的城市里,这绝对称得上一条重大丑闻。在通常情况下,为了收割尽量多的头版消息,各家报社本应在第一条款项目的肥沃领域中派出它们最好的收割者,派出第一流的调查记者。
按照惯常的做法,纽约的报纸本来会确认出负责将这片贫民区转交给开发商的那位市政官员的名字,即纽约贫民区清理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在加粗的黑字标题中印刷出他的名字,刊登他的照片,对他进行盘问,对他的回答进行仔细盘查,发表他们的疑虑。他的名字将会出现在上百条大字标题中,他的照片将会被刊登在上百页头版中,公众将会被上百次提醒他就是负责人,在公众心中,他的名字将永远与摧毁无数官僚事业的丑闻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对曼哈顿中城公司的揭露几乎根本没有触及罗伯特·摩西。记者们、编辑们和本地新闻主编们对他的恐惧和敬畏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纽约时报》在报道曼哈顿中城事件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及罗伯特摩西。其他的报纸也如法炮制。虽然并没有编辑特意关照过要隐去摩西的名字,他的名字几乎从来没有被提起过。曼哈顿中城事件中或许存在丑闻,但是曼哈顿中城项目的发起人却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因为他没有遭到任何损失,曼哈顿中城项目和所有其他第一条款项目也都基本上没有遭到损失。
少数愿意开展调查的记者也遭到了发行商的拒绝。在一些情况下这是因为这些发行商对摩西的钦佩;在大多情况下,则是因为编辑们觉得这么做就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觉得,凡是摩西涉及的领域,都不可能会有丑闻的存在;试图挖掘这种丑闻将是对本来可以用于调查政客和官僚的人力资源的滥用。
摩西神话的创造者们对他们所创造的神话深信不疑。这个神话仍然如往常一样发出璀璨的光芒,在这道强光的照耀下,纽约在第一条款项目的不光彩的现实前已经丧失了判断力。
这一切都表明,在城市开始看到摩西的项目的真相之前,必须有人毁掉保护谎言的摩西神话。在人们审视摩西的项目之前,他们必须先对摩西进行审视,而在公众这么做之前,必须发生一起事件,将他的真实面目一览无遗地展示在公众面前。
如果不是一位工程师在午休期间忘了收起他的蓝图,将自己的施工蓝图留在了中央公园的一座小峡谷处,那件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春日里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一位名为罗斯丽戴维斯的母亲偶然看到了被遗留在中央公园草坪上的施工蓝图标题:停车场详细草图。罗斯丽对其他的母亲讲述了她的发现,其中一位母亲的丈夫是阿诺德纽曼,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充满正义感的摄影师,他向罗斯丽咨询了更多的详情,接着他致电年事已高的小说家赫斯特,恳请她起草一份请愿书。纽曼不但拥有社会正义感,而且还明白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当这封请愿书写好后,纽曼在上面加了一串响亮的名字,接着将他的妻子和罗斯丽派去收集游乐场上母亲们的签名。他试图致电公园部部长,却遭到了摩西一贯的回避,他将这项上面签署了二十三个名字的请愿书邮寄给了他,同时也给市长瓦格纳寄去了一份。接受市长授权处理此事的新任副市长西奥博尔德在周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也没有表示出他将在未来采取任何措施的动向。
针对一项公园改进项目的抗议对于摩西来说是老生常谈了,自从他走马上任公园部部长以来,他的一个降低抗议声音的策略就是对之充耳不闻,继续工程的施工,好像这些抗议声音根本不存在似的。
同时,摩西正在颁发一道将使得答复和抗议失去意义的命令。周二早上,在母亲们还没收到答复信函之前,一辆推土机开进了峡谷,准备将其填平。在摩西的计划中,他的回信已经不重要了,等到她们阅读他所给出的摧毁峡谷的必要性的解释时,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峡谷已不复存在了。这场抗议将与他三十年来所处理的抗议的命运一样,不了了之。
但是这场抗议与以往的抗议不同。不同的部分原因在于这次的抗议者们不但知道与摩西作战的最好策略,而且能够承担这场反对市政府的全面战斗的其他法律费用。这次抗议的不同还在于问题的背后是异乎寻常地轮廓鲜明。
当摩西为了修建一座受益者仅为一家高级私人饭店的停车场而毁掉一座公园,其中的道理不需要任何专家意见就能定夺。这次抗议的不同还在于,摩西在这起事件中所负的责任是异常清晰的。他在这起事件中的责任是清晰而直接的;任何报纸都不需要拼凑他与这起事件的联系。
但是这次抗议的不同的最大原因在于,这次抗议与思想观念和政府角色无关;它的原因仅仅在于这座停车场的地理位置,为了建造停车场要填平这座小峡谷,而小峡谷位于中央公园中。
对于纽约来说,中央公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百年来,中央公园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象征,就好像是一位总统,有关它的一举一动总能激发起纽约人的普遍情感;它已经演变成了优雅、开阔、和平娱乐的象征,演变成了公园对城市的所有意义的象征。中央公园是神圣中的神圣,是必须被保护的事物。
四月的一个早晨,艾丽娜·桑格七点左右醒来后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的大玻璃窗向下望去,她看见一辆大型推土机正推开地面,想将树木连根拔起。艾丽娜致电斯坦利伊塞克斯,请求他的援助。
几分钟后,三四十位妇女,有的手里牵着狗或小孩,有的推着婴儿车,冲到中央公园西道上,推土机的司机只好熄灭了发动机的引擎,他对一名跑过来视察情况的警察说:只要这些女士们在这里,我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
那个场面变成了摩西的事业的分水岭。
这场针对罗伯特·摩西计划的抗议将在聚光灯下、将在地球上最明亮的聚光灯下、文明世界的通讯中心纽约市大众媒体所支撑的聚光灯下开展开来。
几个小时之后,纽约的每一家大型电台都在向听众们传达着这条由母亲、婴儿车和推土机构成的新闻。当天晚上,这条新闻出现在了每一家大型电视台的新闻播报中。第二天,一幅母亲们和孩子们站在推土机前面的图片登上了市内几乎所有的大型报纸。
摩西在周三没有行动,在周四、周五,他尝试将推土机开回峡谷的努力均失败了。截至周末,这条消息已经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并在长达数周的时间内一直占据着那里。
原本这场“中央公园之战”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不同寻常的因素,但是因为战场是中央公园,媒体开始给予了关注,而且从中发现了很多煽情的因素,以至于即使它有意忽视,也无法将视线移开了。
摩西现在所使用的策略仍然是他三十年来一直使用的策略,但现在媒体对这些策略进行了报道,而且整个城市都在观望着。伊塞克斯现在谈论的事情仍然是他三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事情。唯一的不同是,人们现在开始倾听他的发言了。现在,当他发言的时候,面前会放着十几个话筒,扩大着他的声音,正如三十年来摩西的声音被扩大一样,直到他的声音传到了所有纽约人的耳朵里。这一次,他那篇思维严谨的读者来信文章在新闻界的社论中得到了广泛的援引。当摩西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他采取了1938年将伊塞克斯从区长职位上驱逐出来时所使用的一贯论调,《每日镜报》也如同往常一样跟着摩西对伊塞克斯进行了攻击,但是没有得到其他媒体的附和。这一次,当伊塞克斯试图向媒体解释摩西的项目背后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问题所在时,媒体留意倾听了。
事情进一步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市建设协调官派遣了精选部队再次发动进攻,他们采取了秘密进攻策略,在后半夜的黑暗中,他们潜进了峡谷,在峡谷四周装上了一圈栅栏后,派上了更加机械化的设备将推土机移进了栅栏里面。等到白昼将这种场面呈现在峡谷上方的公寓的时候,等到第一位母亲跑进公园里的时候,推土机已经将一棵大枫树推倒了,公园部的伐木工人们正在将之砍成小块。而当母亲们试图靠近推土机的时候,警察们拉起手来,礼貌而坚实地将她们挡在了栅栏外面。这些母亲们只有哭着眼睁睁地看着树木被砍倒。
媒体被激怒了。
《世界电讯报》的头版新闻这样写道其他报纸将公园部长描绘成了一个欺凌弱小者和鬼鬼祟祟之人;《纽约邮报》的头版新闻讽刺地称他击溃了一个排的妇女和儿童,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跟文字相比,照片具有更大的杀伤力。而媒体的愤怒得到了公众的回应。新闻报社和政府官员的信箱里涌进了数以千计的信件;在一天时间内,瓦格纳市长就收到了近四千封信件。而且公众知道他们该对谁发泄他们的愤慨。
第一次,摩西在大多数公众心里被描绘成了一个公园毁坏者;一个不是对服务公民感兴趣,而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公民的官僚。他的形象再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了,他丧失了他最宝贵的资产:他的名誉。
起初摩西并没有意识到这起微不足道的停车场事件给他的名誉所带来的威胁。他按原计划带着妻子玛丽登上意大利豪华渡轮,开始为期二十四天的、目的地为西班牙的海上航行。但在他身后暴风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猛烈,因为新闻界已经找到了一条源源不断的新闻链条。加上摩西的离开,促使政治家们也对该问题发表言论。他们的每一番言论都在为新闻界提供养分。他们的言辞更加犀利。批评的言论从孤立的绿地饭店事件开始向摩西的整个传奇蔓延开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可以大胆地怀疑罗伯特·摩西了。
当摩西回到纽约的办公室时,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布朗写给瓦格纳的备忘录复印件,这份备忘录概述了政府律师与菲尔德之间的一次机密会议的内容根据这份备忘录的记载,母亲一方的律师表明他尚未向法庭揭露更多的摩西在娱乐场的宣誓中所发表过的危害性言论,
以及摩西与许多公园特许经营人之间的财政安排。摩西知道他曾经说过那些话,也了解他曾经做过的财政安排。他一定知道,如果这些言论和财政安排上了报纸,他会有多尴尬。他做出了一项他从未做出的举动,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从未做过这项举动。他投降了。
另一边,市长对布朗的唯一指示是:不要让摩西卷进去;市政几乎在疯狂地避免与公园部部长发生任何正面对质。最后他同意休庭,以避免过早开庭,并可能无限止地搁置诉讼。为了挽留颜面,摩西没有向媒体透露任何撤诉该案的消息。相反,政府律师办公室继续申请推迟开庭,菲尔德对这些申请全部予以了同意。
六周后,摩西的助理们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布摩西已经决定放弃修建停车场的计划,并在同一地点修建一座崭新的游乐场。中央公园之战结束了,这位从来没有撤退过的人撤退了。
但是他的撤退太迟了,他所挽留住的颜面太有限了新闻界将他的这项宣布几乎看成了无条件的投降。摩西头上的那些无敌的光环、那些在过去对他如此重要的光环那些已经持续了三十年的光环,已经熄灭了。
这一次,摩西在聚光灯的强光下停留了太长的时间,已经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很明显,他渴望的不是做一名公仆,而是一名主人。
更重要的是,清廉的光环也消失了。丑闻的谣传轻微地玷污了他的本来是无法被腐蚀的公众形象,但是轻微的玷污已经是足够的了。他的形象曾经令那些见多识广的记者和编辑们头晕目眩过,现在他的光芒再也没有从前那样耀眼了。从今以后,媒体将用看待一名普通的政府官僚的策略的眼光来看待罗伯特·摩西的策略。
一名《世界电讯报》的调查记者格里森正在紧张地开展他的最近一项任务。他将过去零星出版和披露的大部分事实都拾起,将它们作为整体而不是作为单独的事件进行印刷。展示了从来未曾被展示过的事实,这项系列报道包含的大量材料证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套系统已经在实际上造成了社区的恶化。在这套系统下,已经十分紧缺的公寓的供应被推迟了数年。这套系统开始了新一轮的导致贫民区的过度拥挤和有害住宅的扩大化。
更重要的是,格里森前所未有地将第一条款项目的失败的责任与摩西联系了起来。
《世界电讯报》的编辑们不但意识到了这些系列报道的重大意义,而且适当地隐藏了那种意识。只有一篇系列报道的片段被放到了头版的位置上。这种迹象显示,尽管摩西的名字可能已经受到了玷污,但是它仍然保持了足够的震慑威力。
然而,这些系列报道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们毕竟被印刷了出来。随着第一篇格里森一库克系列报道的出现,这些人相信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公共讨论的机会。
格里森很快就开始与政府官僚举行会议了。然而即使是最合作的官员也对摩西的权力充满警惕,所有的采访都是完全非正式的,格里森不得对官员的话语进行任何形式的援引。尽管如此,依照格里森的记录,库克揭露了在开发商从第一条款项目中掠取大量利润的同时,纽约市却为他们承担着拖欠税额和利息费用。
接着,事情又出现了一项新的进展,摩西接到斯巴戈的通知,他的值得信赖的投标公司已经不具备继续开展这个项目的可能性了。贫民区清理委员会请求评估委员提前结束贷款程序,同时以城市的名义收回这块地产,以便市政府可以将它转交给一名新的赞助商。这一运作是在政府律师布朗的办公室悄然进行的。
格里森和库克几个月来所做的指控都一一得到了证实,大多数的报纸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虽然他们探查到市政府的腐败了,但他们还尚未探查到其腐败的深度;他们仍然没有理解到摩西与那个政府以及那个政府背后的政治机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格里森和库克信心十足地相信至少摩西的权力会受到削弱,而且市长很可能会接受摩西不断提起的辞职申请。这两位记者的期望并没有背离常理,但他们没有理解到这台政治机器需要罗伯特·摩西,至少与他需要这台政治机器一样需要他,他们没有理解到区长们以及市长代表的组织离开他将无法生存,他们没有理解到,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市长无法约束、削减或剥夺这位第一条款项目的行政官员的权力。
至于这次曝光报道对罗伯特·摩西的影响,随着这场事件的淡化,他在贫民区清理委员会上的权力明显没有得到丝毫削弱。他们的曝光报道以及随后的行动并没有引起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库克后来写道,“它并没有触及根本的现实实质。罗伯特·摩西仍然是重头戏的表演者,政府工程项目仍然弥漫着各种政治势力。”
与绿地饭店之战一样,一条新的新闻有同样的关键背景:中央公园的神圣草坪;实际上,一些头版头条的作家们已经把它称为中央公园的第二场战役。这条新闻所包含的事实不但是单一的、清晰的、黑白分明的而且是极端戏剧化的。如果说这条新闻没有母亲和婴儿车,那么它拥有着几乎一样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的名字叫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