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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划理论,我们谈到了四个基本观点:(1)理论提供给我们看世界的一种视角;(2)规划理论内化于规划实践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实践之上;(3)理解一国的规划理论不能脱离其制度环境;(4)必须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危机中定位规划的作用并洞见规划的演变。
我们将重点就第四个问题展开讨论。工业革命引发的快速城市化是近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根源。整个城市规划专业,乃是作为对城市化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的回应而产生的。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有其华丽光鲜的一面,但它也逐渐显出了“魔鬼的容颜”。新自由主义和信息通讯技术作为全球化的文臣武将,一路所向披靡,使资本挣脱政府管制的缰绳和空间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捕获高额利润。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管制的工具之一,在和新自由主义的对抗中毫无招架之力,要么被边缘化,要么缴枪不杀,与市场化媾和在一起,成为增长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增长的工具)。
在为资本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规划还不得不随时为市场失灵造成的种种恶果买单。也就是说,但凡市场经济的效率出现了问题,人们一定要拿规划开刀,认为是规划扼杀了市场的活力;但凡市场自由化产生了恶果,如贫困、环境恶化、住房危机等问题,人们也会首先想到规划,认为那是规划的失败。因此,要理解规划的发展演变,定位规划的社会作用,洞见规划的未来转向,我们必须对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危机有深刻的认识。
关于城市化与城市规划,前期写过两篇文章,对此有初步的讨论(参见:《城市化与城市规划:批判性思考》、《谈谈城市化的遮蔽效应》)。这里再重新梳理一下核心观点。过去我们探讨城市化,只是强调它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化过程、一个人类的生产生活向城市集中的地理过程。我们缺少从社会生活的视角审视城市化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追问:传统乡村的社会生活与现代都市的社会生活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对人类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哪些冲击?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近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它是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角色地位的?
在此,我们需要首先建立一个理解世界的空间框架。根据地理学家段义孚的研究,尽管存在文化背景的不同,但人类在空间认知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相似的空间认知模式。象图1、图2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根据离心距离,把空间划分成不同的圈层,建立起世界结构的认知模式在不同的文化中普遍存在。
图1: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尤洛克族印第安人的宇宙结构 图2:中国传统的民族中心主义世界观
因此,我们不妨借用这一认知框架,建立一个基本的人聚空间圈层结构(图3),这个圈层结构包含3个圈层:
图3:人聚空间空间圈层结构图
第一圈层:场所活动圈。这个圈层是由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空间范围所界定的。其内容包含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地点(场所)以及地点之间的交通网络。
第二圈层:生命支撑圈。这个圈层是由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各种能源、物质供应地及废物降解空间所构成。
第三个圈层:我们的认知活动所及的空间。这个空间范围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增长而不断拓展(从航海大发现到外太空)。旅游空间可以算作一种基本的认知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框架下,我们再来分析传统乡村聚落与现代城市聚落的区别。图4是一张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平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它的表现方式是符合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的。其中的两个圈层结构清晰。第一圈层为场所生活圈,由住宅、街道及公共场所(祠堂)构成。第二圈层为生命支撑圈,由环绕村庄的山水林田构成。
图4:安徽传统村落-涧洲村图
以前我们提到过,乡村社会是一种场域社会,所谓场域社会的内涵是指人的生活嵌合在由土地关系和邻里关系填充的场所之中,构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者统一的整体结构:
第一,人与土地(自然)关系统一:人直接从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源(水、粮食、能源),人与土地之间是直接的依恋与照看关系;
第二,人与场所的关系统一:人通过建造活动、地点命名、公共活动直接参与了场所的生产。场所是人的生命的投射,场所构成乡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第三,人与邻里(社会)关系统一:人通过血缘联系或共同的语言、习俗、信仰而获得集体认同和情感归属。
第四,人与自己的统一:用个性化技能与地方性知识进行劳动生产,劳动对产品有掌控能力,且产品的完成与劳动价值的实现同步(丰收的喜悦)。
在这样的人-土地-场所-社会相互嵌合的场域社会里,聚落结构的圈层分化不明显,基本是连续的,紧密融合的。对于村民而言,他至少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场所生活圈和生命支撑圈的范围。
与此相对,我把城市社会称为粒子化(原子化)社会。在城市当中,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人与自己都不是直接的融合关系,而是一种间接的代理关系。表现在:
第一,人与土地(自然)关系的异化:在城市中,人的生存资源均来源于市场,而不是直接来源于土地。人不再直接照看土地,人与土地的关系间接化(被市场所代理)。
第二,人与场所关系的疏离:由于人不能直接参与场所建构,建筑市场提供空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市民消费空间,三者共同塑造场所,个人在场所营造中的控制能力非常有限。
第三,人与社会关系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货币为媒介,以法律为约束,相互合作关系被相互竞争关系所取代。
第四,人与自己的疏离:人必须放弃个性化的技能,地方化的知识,接受标准化培训和专业分工。劳动自主性服从于机械流程,劳动只涉及产品的部分工艺,对最终的产品失去把控能力,且产品的完成与劳动价值实现不是同步关系。劳动价值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而这个市场是抽象的。
正是由于城市中人、土地、场所、社会之间的疏离,使得城市聚落中生活场充满竞争性和多义性。而生命支撑圈的范围则完全抽象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关系被市场、货币所遮蔽(我称之为城市化的遮蔽效应)。这种遮蔽是导致各种城市病的根源。
海德格尔曾说,存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栖居于世。也就是说,存在于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人的出生,仿佛是被抛投于世。实际上,婴儿在母体内就已经与世界发生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是间接的。脐带作为它与世界联系的媒介。母亲是他与外界联系的代理人。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脐带被剪断,逼迫它用呼吸系统直接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因此,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焦虑。一直在青春期以前,儿童与世界的关系,仍然主要是间接的,以父母为代理人。所以儿童在心理上对父母形成一种依附关系。直到青春期,孩子开始要直接面对世界,产生人生的第二次焦虑。一方面他想尽快摆脱父母的束缚(对父母的叛逆),一方面自己对眼前的世界又懵懵懂懂,対自己的处世能力也没有把握(对社会规则或世故的叛逆期)。那么,所谓的中年危机又是什么呢?就是经过长期的调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与世界相对稳定的关系,中年人总想维持那种稳定性,但世界的流动性又不断地冲击这种稳定,这就造成人生的第三次焦虑。到了老年阶段,还要面临第四次焦虑,即面对孤独的焦虑。孤独就是当人们不得不从各种关系中解耦时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东方的天人合一哲学,主要解决的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
因为我们必须镶嵌于社会关系中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质离不开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几乎凝聚了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人对社会关系的依附体现在人对金钱的依附上。一个人掌握的金钱越多,表明他可以组织的社会关系网越大。由于资本主义把人的社会关系外化在金钱之上,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当我们花钱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实质体现的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但在金钱的迷惑之下,它让我们误以为我们依附的只是金钱,而把金钱背后的,实际为人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变成了消费者的对立面。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存在依附于他们,相反,我们往往敌视他们,感觉自己的财产进入了他人的腰包。因此,通常人们对金钱的尊重与崇拜远远高于对这些價价生产者的尊重与崇拜。
Health这个词来自中世纪英语中的hale,意思是完整或整体性。保持健康,意味着保持完整性。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完整性,就意味着他可能病了。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普遍是原子化的状态,人们找不到自己的完整性(大图像)何在,因此难免就要面对普遍性的病态,即所谓现代病。
因此,我们说城市化过程的实质包含三个过程:
一、剥离。把人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从场域化的人变成粒子化的人。
二、聚集。让这些粒子化的人在空间上集中,形成劳动力的水池和抽象的市场。
三、重组。通过市场重新匹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场所之间的关系。比如芝加哥学派运用生态学种群竞争视角解释城市的社会空间重组过程,提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三大经典模型。(图5-图9)
图5:前工业化城市的社会与地理结构 图6-8: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三大经典模式
图9:阿隆索城市竞租模型
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三股力量加上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共同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四驾马车,使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迅速跨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城市化的过程也不断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与生态危机:
一是城乡关系的失衡: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衰败一体两面;
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遮蔽。社会疏离、空间隔离等城市病以及城镇生态支撑圈(生态腹地)的消隐使得城市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充满危机;
三是人与场所关系的疏离,以及人的自我异化使得城市的物质空间和人的身体一并丧失了精神与活力。
四是由于社会重组的失效与错配,导致就业、住房、教育和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犯罪、失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
上述种种危机,正是近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社会根源所在。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近现代城市规划的作用,或者说它的立身之本,就必须要透过上述城市化的危机。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把近现代城市规划的作用归纳如下:
第一,城乡关系的修复:通过城市化路径设计,人口分布及城镇体系布局,重建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图10);
第二,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通过生态规划,还原城市的生态支撑圈,构建生态基础设施,重建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图11、图12);
第三,人与社会关系的修复:通过社区规划,促进社会融合,重建人与社会的关系;
第四,人与场所关系的修复:通过公共参与场所营造,重建人与场所的关系。
图10:重构城乡之间的平衡: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型
图11:还原城市与自然腹地的关系:盖迪斯的城乡截面图
图12:还原城市与自然腹地的关系:福曼的城市区域概念图
来源:规画思
新媒体编辑:刘晓莹
审读: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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