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生态城(以下简称为“生态城”)处于京津地区唯一的生活休闲岸线上,于2007年正式开始建设,其选址区域的地貌可概括为1/3的废弃盐田、1/3的污染水面及1/3的盐碱荒滩,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在规划管控体系、城市开发模式、生态修复治理、绿色产业发展和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获得了经验。2013年,国务院批准生态城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明确生态城要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区、绿色思想文化的策源地”,进一步深化拓展了生态城的发展使命。2013年底,为进一步推广生态城的建设经验,天津市滨海新区将滨海旅游区和中心渔港两个功能区纳入生态城管理范围,行政辖区从34km2拓展为120km2,生态城的建设也从“陆地”走向“海上”( 图7)。
生态城的建设,在 “生态”的总体定位之下,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如缺乏整体产业框架把控,同时由于位于盐碱地上,环境工程也需要高昂的经济成本。同时,由于天津生态城行政管辖范围的变化,生态城关注的生态问题也从“陆地生态”走向“海陆生态”,因此必须理清当前发展中“海陆生态”的主要挑战。
(1) 定位模糊,滨海潜在价值识别不清。
生态城和海的关系存在“先天不足”,特别是自然景观上与其他地区的蓝天沙滩相比,其泥质的滩涂在景观上存在自然劣势,“海静天黄一片迷茫”,也正因为如此,生态城滨海而不亲海,靠海而不近海,滨海地区的城市片区也未能充分发挥滨海地区的价值。例如,在滨海地区的产业选择上既有航母乐园等旅游项目,也有冷链物流、冷链仓储等既有产业门类。
(2) 海陆界面建设方式,对原有生态格局产生影响。
例如,生态城东南方向,按照传统的做法修建了海堤,这里曾经是天津市与海洋之间的第一道防潮堤,为保障区域的排洪安全,对穿过防潮堤的张家新排水渠、甘露溪、惠风溪等重要的水系廊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这样的人工设施给海陆两侧原本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改变,虽然在部分地区采取了涵洞等工程手段保障水系的联通,但是对于原来生态廊道的阻隔仍然非常明显。
此外,填海建设对滨海生境产生了干扰,生态城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部分填海,新建的海堤、护岸多为笔直或弧线形,与原有的自然岸线相差较大,邻近海域的潮汐、波浪等都随之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水动力和地形地貌;同时,围填海对于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潮间带和潮下带底栖生物大部分遭遇灭顶之灾,区域生物的种类、密度、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也随之改变,这种变化会影响到生态链、食物链。影响逐渐延伸到沿海陆地生态系统、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和沿岸浅海生态系统等,而且其影响程度和结果常常都是不可预测的。
(3)“生境修复”的概念尚未得到关注。
当前的规划建设还主要停留在“二维空间”上,即传统的城市空间的建设,但是作为海陆交界地区所有动物、植物共享的生存空间,规划建设不应该只以人为本,而是应该以“三维空间”的全生境保护为本。例如,生态城滨海地区的候鸟在近岸水域有多处高潮停歇地,淤泥质滩涂是主要觅食区,同时还有长距离的迁徙通道需要在空间上予以保障,然而随着填海等建设活动的增多,天然滨海湿地逐年减少,生态保育功能受到冲击。
(1) 宏观层面:构建“区域联通,海陆一体”的空间模式。
生态城是京津冀、环渤海湾区生态保护区的重要节点,也是天津北部蓟县自然保护区、中部大黄堡—七里海湿地连绵区连接渤海湾的唯一通道,所以应尽可能保证区域生态格局的完整性,按程序、有步骤地实施开发建设。
因此,需要在宏观层面构建蓝绿交织、区域顺畅、内外联通的生态格局。从区域生态本底条件入手,加强对区域生态廊道、鸟类栖息地和河流水系的保护与优化,保留西南侧水系入海口大面积生态湿地,保留大黄堡—七里海湿地连绵区由内陆向海洋滩涂过渡的延伸通道,确保两大生态系统良好衔接,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格局。强化全域水网联通,促进健康的水循环体系,同时加强滨旅北部水系循环、滨旅南部水系循环及临海新城水系连通性,提高水系连通性,保障生态需水量,恢复河道生态功能。
(2) 中观层面:塑造环境友好的“绿色空间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打通片区内海陆联通的生态廊道。以静湖、故道河、南湾与贝壳堤等水系为托,规划多级生态廊道,构建复合生态系统。建设东堤公园、南堤滨海步道、海堤公园与生态谷等线性绿色廊道,串联城市公园和社区绿地,形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建立健康的水循环体系,结合现状水系和人工河道,形成由自然强化循环生态水系、人工强化循环生态水系和自循环景观水系组成的多级水循环系统。
其次,打造复合多元的绿色空间功能。面向体验经济时代,新版生态城规划从“强调生态的城市空间”走向“强调体验的生活方式”。因此,规划在海陆生态廊道的基础上,“不止于空间”,将这一网络与自行车骑行、马拉松赛事相结合,形成社区居民和游客主客共享的功能复合型绿色空间,营造“城市即景区”的空间形象。
在原有社区单元的基础上扩充内涵,构建绿色街区2.0 系统( 图8)。在2008年生态城建设之初,就借鉴新加坡居住社区建设的先进经验,明确了“细胞单元”式的社区单元模式,引入了“邻里中心”等规划概念并在空间上进行了落实。在近十年的建设中由于其功能完善、空间合理和使用方便等优点而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因此在新一轮规划中推广应用中新合作区中已经使用的“生态细胞—生态社区—生态片区”的空间布局模式,结合新时期海陆联通需要的蓝绿自然系统,构建以20~30km2的产城融合片区尺度为基本街区单元的空间布局模式,在每个基本社区单元内提供多元的功能,并安排一定配套的科研机构和双创服务设施,作为“绿色制造”的创新支撑。
(3) 微观层面:以旗舰物种栖息地保护为切入点,走向整体生境保护。
在微观层面,进一步强调海陆界面的“空间塑造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细化设计。例如,在滨海空间塑造的过程中,挖掘滩涂湿地自然资源与景观特色,探索生态补偿,开展人工堤岸生态重建、人工湿地建设和建立滩涂保护区,丰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物原生自然生境,保护滩涂生态系统。在用地扩展和产业引进过程中,滨海旅游区、中心渔港海洋产业集聚区,选址建设或改造具有生物诱导、栖息功能的人工生态堤岸,以20世纪60~70年代海岸生态系统总体水平为目标,加速海岸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重塑人海和谐、物种多样的魅力蓝湾。
新一轮规划在生态城绿色环境保护的基础之上,注重遗鸥等珍稀鸟类觅食空间与人活动空间互不干扰,从绿地建设走向“人鸟共生”( 图9),因此在项目初期,规划就呼吁:“为鸟类留住最后一片家园”。在规划过程中,系统分析鸟类资源生境需求,严格保护规划区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路径中东亚—澳大利亚路线的重要停留地、栖息地的生态功能,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划定沿海保护空间,严格保护候鸟迁徙通道和觅食区域,科学控制填海用地规模和岸线形态,保护潮间带的原始本地条件,严控周边的城市建设和开发,为遗鸥等候鸟栖息提供安全空间,打造生态城独具一格的“生态名片”。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生态修复和治理,充分挖掘北方滨海城市生活性岸线的资源优势,将填海区域划分为小型化、分散化的岛屿与半岛形式,提升填海区域整体的亲水性,形成北方水上生态小镇的特色化布局模式。
规划通过以遗鸥、黑嘴鸥和东方白鹳等国家I 级保护物种作为“旗舰种”,实现对生境的整体保护,强化动物栖息地保护,应用生态系统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实施与水生态修复、绿化景观建设相结合的人工湿地工程,修复滩涂生态系统。采取水体连通、防渗、生态补水的方式调控水体、水位,满足鱼类繁殖和不同种鸟类栖息对不同水深的要求。大型鱼类、底栖类和少数两栖类需要较深水域,多数鸟类、昆虫、爬行类等则需要浅水水域环境。为恢复鸟类栖息地及生境演替区,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地生物种群的生存环境,按照鸟类生理习性划分春季(2~5月)、夏秋季(6~9月)、秋冬季(10~1 月)3个阶段,分别调控湿地潮位(水深) 和咸淡水的比例,为优势生物种群提供栖息生境。
(四)生态城特色塑造:打造“多元岸线”,最大限度实现生态空间修复
对比国际岸线处理方式,国际上一般的岸线处理有3种方式——平直型、弧线型和自然型。其中,平直型便于施工建设,造价成本相对较低,但不利于岸线资源的使用和土地价值的提升,如日本神户的神户人工岛;弧线型对于提升景观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岸线长度,也能提供较好的空间景观效果,如阿联酋迪拜的棕榈岛;自然型的优点是岸线形态丰富,空间变化灵活,易体现滨水空间景观特色,如俄罗斯索契的迷你俄罗斯岸线。应因地制宜,根据岸线的不同功能,采取不同的岸线处理方式。
在生态城海陆交界地区打造“多元岸线”,形成内湾空间,丰富岸线形态和滨海景观。以弧线型和自然型岸线为主,人工和自然岸线交错,建设在视觉和功能上都独具特色的滨海岸线。采用离岸填海模式,在原海岸线100~300m的近海区域进行新城镇建设,将填海区建设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单元,实现对近海水动力属性影响最小化。
改善既有的填海空间,最大限度实现生态空间修复。以水动力为依据,对已经填海的部分进行空间改善,疏通部分已经填埋的海上水流通道,优化填海区域平面设计和管理。通过海上水流通道的改善,保障沿岸水流顺利通过,以实现对近海水动力属性影响最小化。模拟自然岛屿形态,以多斑块组合和多水网、河道分割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填海区域对原有海洋物理规律、生态平衡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原水动力平衡的破坏。同时,在尊重近海自然形态特征的前提下,巧妙模拟自然岸滩的曲线平面形式,以流线型和弧线型岸线为主,从海洋到陆地,布局潮间带、湿地、滩涂与防护林带等,将生态柔性岸线与人工刚性岸线相互结合,构筑出多层次的绿化体系和防御性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