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当下“都市圈”概念在中国重新引起关注,主要是在3个背景下发生的。
背景之一是核心大都市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尽管过去中国一直将城市群作为参与区域乃至国际竞争的主体,但最为成功的城市群,往往拥有至少一个强大的核心都市,作为城市群与更大的分工网络进行对接的主导性门户枢纽。根据英国“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 的研究,2018年广州上升到了α级,深圳的排名也在55位,而广州、深圳排名的迅速提升与其所在的珠三角城市群在全球网络中地位的整体提升是分不开的。在工业化初期,产业对低成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物流交通区位的追求催生了低门槛的城镇化模式,并很快造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化蔓延和区域扁平化发展局面。但是,随着近年来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粗放型工业化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当企业与国内外生产消费网络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时,对信息、技术、资本、服务及高素质人才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乡镇地区已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于是区域中资源聚合度更高的核心地带成为优势地区,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不断聚集,进而推动区域从扁平化走向极化。可以说,强大的城市群成就了核心都市,强大的核心都市也赋予了城市群更强的竞争力。
背景之二是核心都市的高度聚集引发的“大城市病”日益引起关注。广州、深圳等超大、特大核心城市的不断聚集,在提升自身乃至其所在城市群的竞争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快速且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导致核心区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交通日益拥堵,环境日渐恶化,城市治理能力受到严峻挑战,促使政府开始通过更严格的管控措施抑制规模的快速膨胀,同时采取疏解行动将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外围区域引导以缓解城市压力,如日本东京都市圈规划和我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都是以“疏解”为核心目标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群为降低居住成本而选择在更远的地方生活,进而也带来都市核心与边缘之间的通勤对流问题及公共服务配套问题。
背景之三是城市化空间形态的高度连绵对传统的“城市群”模型提出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尤其在珠三角地区,工业化驱动城镇建设用地的快速增长和蔓延。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城市与产业园区高度分离,导致出现一种“园城分置”与城乡混杂并存的都市连绵形态,既不同于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带形态,也不同于T. McGee提出的Desakota 形态,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城市中心地区与城市辖区边缘地区的外向型产业园区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珠三角都市连绵地区已经成长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连绵体。连绵成片的都市地区模糊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边界,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整个连绵地区内部高频互动,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传统“城市群”概念下城市节点之间的流动,传统的“城市群”模型已经难以解释和应对这种高度连绵、边界模糊及密集流动的都市化地区的发展现实,传统以市域辖区为资源配置范围的发展模式也难以适应新的跨地域一体化发展需求,需要以“都市圈”模型打破行政区经济“画地为牢”的状况,重塑城市区域格局。
都市圈是一种介乎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城镇化形态,其作为一种治理概念的意义比作为空间形态概念的意义更为重要。传统的城市群规划与治理主要关注宏观尺度的议题,即主要将城市作为节点,研究城市外部的城际关系问题,如城市群网络中不同城市的职能分工、等级序列、内部与对外交通组织等。一般的城市规划与治理则重点关注市域行政辖区内部问题,如用地功能及各项设施的空间安排、辖区内不同区域的开发准则等。而都市圈作为一类较为特殊的治理对象,需要更多关注中观尺度问题,如城市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但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空间尺度的扩大,与都市圈连绵一体的边缘地区常常已经达到外围城镇,甚至超出行政边界到达相邻城市,如广佛都市圈早已出现跨城连绵形态,而纽约大都市区更是跨越4个州,尺度的变化给都市圈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表现在需要同时应对城市“外部问题内部化”和“内部问题外部化”的双重议题。
所谓“外部问题内部化”,即过去跨境协调的问题转变成都市圈内部的问题,如交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以交通为例,过去以城际轨道交通衔接的地域已被城市连绵体包裹进都市圈范围内,由此需要从工程建设层面的一体化上升到管理层面的一体化,需要对跨城际的多种公共交通方式进行一体化整合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以营造具有一致性的出行体验,进而构建“公交都市圈”。
所谓“内部问题外部化”,即原本城市内部的管理问题转变成需要城际协调的问题,如公共服务配套问题等。根据百度地图大数据分析,每天居住在佛山到广州上班的通勤人口已达27.8 万,居住在广州到佛山上班的通勤人口也已达17.3 万。如果城市政府仅负责辖区内部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就与规模日益增大的跨城生活趋势发生了矛盾,异地居民在享受本地的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挑战,需要城市政府之间开展更多的协调工作,推动都市圈公共服务的共享。
因此,在都市圈范畴下,由于治理尺度超越了单个城市辖区,且小于将城市看作节点的城市群尺度,其治理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都市圈内各城市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处理各项城际间事务。
综上所述,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的结局。“城市群”与“都市圈”是不同尺度的概念已逐步成为共识,但“都市区”与“都市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从概念的起源来说,是基于侧重点不同而已,但这两个概念“来到”中国若干年之后,已经在产生一些演化。例如,方创琳等人认为在集聚和扩散的核心动力下,中心城市经过“城市—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的时空演化过程,把都市区和都市圈作为对大都市地带演化阶段的描述。确实,城市群是城市体系发展至多中心和网络化的模式阶段,其通常由多个都市圈或都市区组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其覆盖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三省一市的27 个大、中、小规模的城市,内部有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等多个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都市圈,但除这些少数发展成熟或正在培育中的都市圈外,广阔地区分布的是区域影响能力一般的都市区。这些地区未来也会演化成为都市圈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织方式,那么可以判定,城市群内部都市圈的发育、发展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在城市群内并非所有的都市区都能获得发展成为都市圈的机会。城市群内是否能够培育具有世界级或区域影响力的单中心增长极,成为判断城市群内是否能够培育都市圈的关键。都市区是否具有演化成都市圈的条件判断依据如下:
其一,城市间行政等级的差异。自中国实行“市带县”制度后,城市间就出现了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而行政力量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聚集资源的能力强大,因此可以发现,现今发育良好的都市圈内,城市间在行政等级上都存在差异。例如,珠三角的广佛都市圈和深莞惠都市圈,作为核心城市的广州和深圳,都比相邻的城市在等级上高一级。更高的行政级别,让核心城市在国家公共资源的聚集上,如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方面享有优先权,从而创造向中心集聚的吸引力。而行政等级没有差异的城市间,如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江门间,粤东的汕头—潮州—揭阳间,城市间公共资源的集聚能力没有什么差异,而上级政府在资源分配上往往会采取平衡的政策,在均衡化的发展模式下,难以形成都市圈的城市组织结构。
其二,区域性的生产性要素资源聚合能力。城市群是以多个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协同为目标的城市网络,而都市圈则以综合性、多元化功能为特征。从产业链角度看,珠三角、长三角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背后,是不同的专业化城市及各自腹地间的专业化分工,如长三角的南京、苏锡常等地拥有高端制造业和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杭州、宁波等地在数字经济和民营经济方面具有优势,合肥则发挥其科技策源地的作用。而都市圈则要求科研设计、生产研发和市场运营等产业链高端环节的高度聚合,资本、人才和信息高频高效互动,如长三角中的上海都市圈就致力于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大中心,发挥全球总部经济的作用。
因此,一个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的组合关系,将会出现两种方式:以某个城市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和城市间相对平等均衡的组合关系。前者符合“都市圈”的概念特征,而后者用“都市区”来描述城市之间的关系,既可区别于前者,又能够反映出城市间的相互关联性。例如,用“广佛都市圈”“深莞惠都市圈”“珠中江都市区”来描述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三组城市关系,就能够清晰地勾画出珠三角城市群的内部结构。
由此可见,都市区和都市圈都是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的组织形式,都市圈与都市区是城市群内部的不同类型的城市集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