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公园的兴起
2.主要作用
3.量化价值
4.公园开发
5.选址和改造
6.设计影响
7.发展中的艺术品
8.公园道路和公园系统
9.公园管理
10.融资和治理
11.公众力量
12.可持续发展:成功的关键
本书各部分都提到过中央公园,这并不是偶然的。笔者就是在中央公园旁长大的,所以在此那里度过的时间也最多。儿时,笔者玩耍嬉戏;长大后,依然把参观中央公园当成最珍惜的乐趣。
笔者早年对公园的概念就是中央公园,那时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公园,后来明白了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公园,并且也爱上这些美丽的公园。很多公园都是杰出的艺术品,无数游客慕名而往。但是中央公园仍然是笔者的最爱,在研究了几十年公园后,仍然认为中央公园是所有公园中最棒的。
由于中央公园笔者最熟悉,它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深刻见解,其中最深刻的是让笔者认识到好公园需要具备什么。当卡尔弗特·沃克斯和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最开始思考此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开展合作也没有设计过公园。那时候,世界上有公园的地方非常少。只能依据少数几个实例进行设计。因此,他们创造了曾经是并且一直都是公园开发样板的地方。
曼哈顿,1862和2004。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预见至中央公园“将会被绵延不绝的砖料和大理石高墙环绕”。尽管附近建筑物不断被重建,中央公园开放一个半世纪以来,也一直是附近数百万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
在研究中央公园和各地区各时代的其他成功案例的过程中,笔者感到成功的公园开发和维护需要三大要素:公共企业家精神、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概念前文已探讨过,最后一个要素——可持续发展——则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对公园来说既有广泛应用也是公园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央公园持续取得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实现了六个方面的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功能可持续、环境可持续、财政可持续、政治可持续和审美可持续。
在公园的存续期间,如果不同年龄、种族和收入的人群都喜欢逛公园,公园就达成了社会可持续性目标。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很早就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央公园周边会聚集很多利用者。问题的关键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是要让每个人都想去。于是,他们在设计时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2003年,《纽约时报》刊登一则报道:中央公园“吸引行行色色的人群——民间舞蹈者、骑马者、观鸟者、讲故事的人、巡狗的人、保姆、棋类爱好者、排球运动员、垒球队、慢跑者、骑自行车者、网球运动员、滑冰的人、足球队、飞盘爱好者、垂钓者”。
公园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往,是因为提供了如此多的各型设施。很多设施都是多功能的,不局限于某个娱乐项目。景观设计也因此非常灵活,可以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实际上,中央公园旨在把老少贫富的各型人士聚集在一起,“每个人仅仅用自己的出现就能给他人增加乐趣”。
正如中央公园显示的那样,社会可持续性取决于是否有大量的游客想去逛公园,以及是否有满足这些游客的景点和场所。如果把中央公园搬到中亚的戈壁滩或者巴西的热带雨林,它就会变得什么都不是。但是在纽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上班族、居民和游客,中央公园正是通过其灵活性和景观即景点的设计实现了公园的社会可持续性。
公园的功能可持续性取决于游园的人们是否可持续获得和享用自己喜欢的设施和场所,并且不影响公园里的其他人。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设计的新景观用围墙围了起来,巧妙地设计了入口,并且在围墙的四面种上双排树,形成一个华盖,盖住了整条街道。这种风景优美的林荫道便于附近人行道上的行人向公园的自然过渡,隐去了游人眼里的许多座园外城市建筑。
也许,新设景观最绝妙的地方是其中有四条流通系统:横向穿城公路、环形马路、人行道和马道。公路上下方则一共有46座桥或地下通道。
当年的设计竞标要求把公园东西两侧的街道用横向公路连接起来。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把这些连接型道路设计成凹陷型干道,让车辆快速无干扰地通过市区,园内游客却感觉不出这些干道的存在。
干道的两侧有封闭的护堤,上面种满绿树和灌木。当公园里面的人行道和车道横跨这些凹陷干道时,则架设陆桥,并在桥的两侧遍种植物。
设计绕公园环形道的初衷是为马拉车休闲活动提供场所。该环形道与凹陷型干道交汇处虽建有立交桥,但由于创造性的景观设计,行驶在桥上的司机丝毫也意识不到他们正处于桥上。在应急的地方,环形道下面都会挖有地下通道,行人可由地下通道穿过,丝毫不受道路上车辆的影响,除了有条专设马道外,还建有人行道系统。
尽管在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设计中央公园时还没有环境可持续性的概念,他们设计的中央公园仍体现了相关要求。不仅因为他们设计了可以自行延续的植物和野生动物,而且因为他们很好地把人类和自然有机地统一到一起。
中央公园所在区域原是一片无树的不毛之地。1858年,这里有两座水库、几块突出的巨石、沼泽地、贫瘠的场地和一些擅自搭建的木棚屋。在建造过程中,重新平整地形,把沼泽修成湖泊和水池,安装地下给排水系统,补充地表土壤,砍掉一些树木和灌木,重新种植几千棵新树和修建草坪,把突出的巨石改造成特型景观。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大区域,满足不同生态系统的要求,其中包括由水道、森林和草地组成的景观。大型生态系统的异质性是公园环境可持续的核心。
洛克-北(Loch-North)森林和散步场(Ramble)的树林都十分茂密,除了几处林间空地外,其他地方都处在浓萌下。当笔者6岁时,散步场是笔者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倘徉在树荫下,完全可以假想自己还在密林深处。笔者曾想,也许可以碰上一只熊或一条狼,但所见的只是小鸟和松鼠。
奥姆斯特德写道:“散步场应该崎岖不平一些,这里的树木和灌木应该是一丛丛的各具特色,有的笔直赢立,有的沿着山坡歪斜;地面上应布满各种拥挤而杂乱的草或种上蔓延的爬山虎、青苔和蕨类。”
也许散步场是为了和亨弗利·莱普顿后来的英式风格保持一致;为了利用这里七块突出的巨石打造一些不一般的景观;或为了与公园其他部分的草坪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怎么样,散步场增加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为更多的动植物群提供了栖息地。
中央公园里占地250英亩(合101公顷)的开放草地可能是游客最经常光顾的地方。受“万能布朗”风格的启发,整个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在天气好的时候有很多人前往。由于这些草坪大小不一,并且分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他们为各种生物提供了微型栖息地,让很多小野生动物散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同时还有吸收径流的作用。
现在,中央公园里有2.6万棵树(美国榆树、针标、挪威权树和其他树种),以及其他上千种林下植物和地表植被,里面栖息着松鼠、兔子、蝙蝠、土拔鼠、浣熊、蛙、海龟、鱼、鸭、鹰、猫头鹰,以及白鹭、苍鹭等270种候鸟。
正因为公园的设计符合环境可持续性要求,所以即使在某些阶段公园状况变得很糟,管理者也能成功地修复公园旧貌。
讲求可持续发展的企业都会考虑收入和支出:其经济可持续性取决于在从收入中扣除运营成本、税收、债务和减值后是否有剩余(权益报酬)。公园并不是盈利性质的,相反,真正的公园是对公众完全免费开放的。
尽管我们已经从量化角度考察了公园各种潜在的收入来源,公园的直接受益也是很难量化计算的:无论是公园运营还是发行债券,成本通常都由当地政府承担;公园不用交税;公园的价值一般也只增不减。那么公园的经济可持续性该如何确定呢?
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附近房地产创造的税收应计为收入。因此,如果一所公园要在经济上具有可持续性,在其存在时政府从周边收取的房地产税与当其不存在时收取的房地产税之间的差额,就要大于公园的运营成本。
1856年,在中央公园动工前,公园选址附近的房地产估值为2640万美元。根据奥姆斯特德的推测,20年后,中央公园附近的房地产估值为2.53亿美元。“他把增加的2.266亿都归结为中央公园。那时候,房地产的税率是每100美元估价收取2.5美元,所以1876年的“公园年度收入”为570万美元。截至1873年,公园花掉了1390万美元。
即使有人认为收入增加的原因可能还有公园之外的因素,可从公园年收入来看,20年下来,这些收入也足以支付公园的花费,包括融资的利息支出、公园的年度管理和维护成本。除了支付所有这些公园成本外,还有一部分剩余,用来满足城市其他与公园不相关的支出。这就是公园的经济可持续性。
同时,中央公园的初始投资可看作基础建设投资,带来了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可持续机制。这种支出对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领导力来说是两全齐美的事情。
当时,纽约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很多企业的产能过剩。如果解决这些问题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政治家就会赢得很多选票和赞助。摩西把这些工人都用在将水塘改造成大草坪、整治年久失修和设立动物园及游乐场的上面。直到今天当状况好的时候,中央公园还能提供成百上千的固定工作机会。
从1850年起,中央公园就成了市长运动的一个问题,从那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公园都一直是潜在的政治资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们都想利用公园做政治宣传。改革者们希望利用独立的公园委员会解消这种政党权力。业主们想利用公园开发和刺激市场需求。政府则看中了公园带来的财政收入。
二战以后,大量人口向郊区逃逸,政府对公园的支持也大幅度下滑。由于政府削减了公园财政的预算支出,很多公园,包括中央公园均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败。20世纪60年代,在公园最槽糕事情的开始阶段,公园受到的公众支持都渐渐消失了。很多学究都把中央公园的衰败看成是19世纪的过时产物,即公园必然走向消亡的证据。
纽约市长约翰·琳赛和纽约公园委员托马斯·霍温(Thomas Hoving)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也明白如果中央公园继续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衰败的颓势便很难得到逆转。所以,他们发起了重获公众对公园支持的活动。
这里会出现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机动车辆周末禁止驶入环形马路,借此重新吸引人们到公园里来。然后,市民们开始“在这里举办各种即兴表演和排练好的演出……组织反战游行、同性恋解放集会、观看月食以及其他各种节日庆典。
成千上万的市民,逐渐从原来逃避凌乱不堪的公园变成了渴望去公园散步。这对后来公园的修复至关重要。当伊丽莎白·罗杰斯女士成立中央公园保护处时,这些人都非常支持这一做法。
后来事实证明,来自个人、基金会和公司的力量是无穷的——自公园保护处成立至2008年的29年里,来自2.5万捐赠者或者单位的捐款额达4亿美元。与此同时,公园有员工275人,其中235人是公园保护处的员工,它为公园日常运营筹集了2300万美金。公园的总运营成本则为2700万美元。
中央公园保护处复活了公园的政治可持续性,不仅为公园提供资金和人力,还重建了政治领导者们不容忽略的选区,重振了相关的公园工作,刺激了市场需求和税收收入,使得公园成为一项无论时下经济景气还是不景气都永不枯竭的政治资产。
审美可持续性是任何艺术作品的核心。伟大艺术品的魅力从来都不褪色。你会一次次地被它们吸引。每次欣赏《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或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时,笔者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中央公园。尽管笔者已经毕其一生探索其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裂纹,但每一次探索又会有新的收获。
中央公园审美可持续性的另一表征是其每个角落都会随着不同的天气和时令的变化而变化。大自然也是这样的。但是中央公园是要充分利用这些变化为人们打造不同的审美体验。
榆树下的步行道是夏季乘凉的好地方。在秋末冬初,从枝丫的空隙透过的金色阳光散落一地,步行道因而别具风味。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去温室水池,即公园东边的正规水池放船模。小时候还在罗伯特·摩西于园内修建两个滑冰场之前,笔者就在那里学习滑冰。
公园里各个景点的娱乐活动要非常契合相关的景点,从“万能布朗”的原话和奥姆斯特德对18世纪英国园林资产的憧憬来看,它们要符合每个景点的“能力”。就中央公园的设计来说,本来需要炸开30万立方码(22.9万立方米)花岗岩缠绕的片麻岩,后来这些突出的岩石都被改造成重点景观。有些岩石上更搭建了卡尔弗特·沃克斯设计的具有乡村特色的凉棚,游客可以在凉棚里观景。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不仅改造了地貌,也创造了很多适合原来地貌特征的景观。例如,西106街的大山(Great Hill)是35英亩(合14公顷)的小圆丘,顶上有个1.1英亩(合0.45公顷)的椭圆草坪。可以从山坡上密林丛中的笔直山路或阶梯爬到山顶。这个封闭的草坪刚好适合玩球、野炊或躺在树萌下乘凉。
中央公园里的不同景点均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不仅因为它们的尺寸和形状恰到好处,也因为它们适合当地的地形条件。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应该为游人呈现出精心设计的体验和动态美。
行驶在公园的环形路上,无论是19世纪驾驶马车的人、20世纪驾驶汽车的人还是21世纪自行车骑行爱好者,都能体验到这种精心安排的乐趣。在公园周边的高楼下,一旦启程你会完全感觉不到周边城市的存在。
这种情形在很多地方都有,因为公路就嵌在公园里,路的两侧有浓密的树木或者路的高程比周边城市要低。当车驶入公园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小树林、青翠的山谷、操场、一片水域或者绿苑酒廊餐厅。
中央公园的很多地方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这些地方仍然维持着19世纪60年代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设计的原样就会显得十分愚蠢。设计中央公园时,他们不仅考虑了当时的居民需求,也考虑了树木长成以后的情形,以及未来居民的需求。
奥姆斯特德在1872年时写道:“今年或明年想去中央公园的人以后也肯定想去。如果要重新布置此公园,尤其是为满足未来几代人的需求而要重新设计个规划,该规划就会完全不一样,植物的布局方式也会不同。”
尽管并不是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变化都可以接受,但是设计时考虑到未来的变化是中央公园审美可持续性的重要部分之一。
上述各方面的可持续性交错在一起,生动地说明了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在中央公园设计上的成功。中央公园的成功也是罗伯特·摩西、伊丽莎白·罗杰斯和其他为该公园发展做出贡献的成千上万人士们的贡献。
所有这些人都明白本书开始就阐明的道理:公园并不是从它们开放的那一刻起就停滞不前的艺术品。公园是自然景观的变化产物,是几代人与这一自然景观交互作用的产物。
近70年的时光中,笔者一次又一次地拜访中央公园,认识到它体现了好公园所应具备的功能:促进人类福址,改善公共健康,孕育社会文明,打造宜居环境,以及构成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框架。这就是纽约宜居的原因——只有对美好的公园开发和维护持之以恒地投入,才能打造出宜居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