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人们深刻感受到科学发展对于捍卫生命安全和保障人类福祉的极尽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之后,各国必将更加重视并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球科创格局也将因此重构。我国正在各地积极推进的科学城建设,正是落实科技强国战略的具体举措,更加需要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力克经济薄弱、科技落后的困境,在化工、半导体、电子等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创造出“汉江奇迹”,主要得益于韩国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持续关注与有力引导。以大德科学城为代表,其在政府引导下实现了创新链条完善、空间结构优化和属地能级提升,成为科学城建设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1973年,为提高国家基础科学水平,同时疏解首尔地区过于集中的科研功能,调整区域空间结构,韩国政府在大田广域市北部划定约27.8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建设大德科学小镇(Daedeok Science Town),成为大德科学城(Daedeok Innopolis)的前身。
发展至今,大德科学城的规划面积已经拓展至70.4平方公里,包括五个主要的功能分区,集中了30家公立科研机构、5所大学、400多家企业研发中心以及超过1200家科技中小企业,在信息科技、生物功能、纳米技术等领域建立了世界级的创新集群,成为韩国当之无愧的创新引擎。
韩国中央政府建设大德科学城的初衷是对国立科研机构进行投资和管理,通过在首都外围建立一座相对独立的科学新城,创造更加方便科研人员工作和学习,促进知识、信息和技能高效传递的全新科研环境。为此,韩国政府进行了长达2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立科研院所的搬迁工作,原子能研究所、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韩国技术科学院、忠南大学等一批国家科研领军力量在这一时期落户大德科学城。与日本筑波科学城相似,1993年的大田世博会,将大德科学城作为韩国科技创新的名片推向世界舞台。
由于重视国家意志,轻视属地发展诉求,最初规划中科学城与母城大田广域市消极的发展关系被广为诟病。1983年,大德科学城纳入大田广域市管理,科学城开始与属地发展相融合,双方积极探索,旨在强化产业转化功能,弥合基础研究与生产制造之间的断层,在基础研究集中区域周边,成立了以大德科技谷(Daedeok Techno Valley)为代表的若干创新联合体,融合基础研究、产业转化、生产制造等链条环节,通过空间集聚催生协同创新,有效带动本地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科创产业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大德科学城的人力、技术、资本优势超出行政管辖范围,依托轨道交通实现了与周边世宗产业集群、清州高新技术园区以及五松生物谷等重点功能区协同互动,形成创新功能融合发展的区域创新集群(Daedeok innopolis)。
2008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国际科学产业带的国家战略,通过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引导创新成果产出,带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也因此明确了大德科学城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作用。目前,大德区域创新集群已发展成为覆盖大德、光州、大邱、釜山和全北五个园区,包含5081家科研创新主体、78家韩国科创版上市企业、7.28万科研人员及10.5万产业工人的国家科技创新中枢,年均R&D经费投入达9.96万亿韩元(约合100亿美元),科技创新总产出44.6万亿韩元(约合450亿美元),累计国内国际专利授权量超过11万件。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大德科学城年龄相仿,前者是大德科学城起步对标的榜样,半个世纪之后,后者却比前者获得了更多的赞誉,荣膺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下科学城建设的经典范本。那么,大德科学城如何实现“徒弟反超师傅”?其经验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经验一:举国体制+财团加持+企业支撑—韩国特色的产学研融合创新之路
举国体制保证科创要素的快速集聚。大德科学城建设伊始就被定位为国家级科技发展战略,在选址、产业定位、规划建设等方面均带有浓厚的国家意志,聚集科创要素方面更是体现了举国体制特色。
在选址方面,着重考虑首都地区和南部工业区辐射的均衡性。在大田、华城和清原三个选址方案中,最终确定的大田市是距离首都最远的一个,彼时的交通条件难以支撑与首尔之间的通勤,但从空间区位看,大田居于国土中央位置,也是京釜高速和湖南高速的交汇点,交通条件有利于全国人员往来,且靠南的选址对于韩国而言安全风险相对较低,综合比较而言更具优势。
在科研要素集聚方面,充分发挥出举国体制优势。首先,大德科学城由韩国科技部管理,是直属于韩国中央政府的开发特区,有《大德科学城行政法》和《大德研究开发特区法》等作为专门法律保障。其次,在大德科学城的发展初期,政府采用一系列行政手段,短时间内将一批国家级公立研究机构(GRI)和高校引入。公立研究机构的进驻过程相比于同时期的筑波科学城更加顺利,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城与首尔的距离超出了首尔通勤圈,有效形成了反磁力中心;另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历了新技术的快速兴起,大量新兴学科在大德科学城建设第一所研究院,有效规避了院所搬迁的问题。启动搬迁之后的11年时间内,这里实现19家国家公立研究机构总部和3所大学主校区的进驻。
财团加持助力科研成果转化。财团(chaebol)是韩国经济生态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大德科学城早期建设阶段,新兴研究机构的成立有效满足了财团业务转型的诉求,使大德科学城获得了强劲的产业转化动力。财团介入还注入了丰富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科研成果也加强了财团在新兴领域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80年代,电子通信产业兴起,三星、LG等财团觉察到巨大发展机遇,开始部署相关业务板块,开展电子交换机、CDMA移动通信技术商用化的研发工作。由于自身技术基础薄弱,长期倚赖技术进口也时常遭遇不对等待遇,韩国本地财团逐渐意识到提振本国研发力量的重要性。1987年,韩国通信电子研究院(ETRI)在大德科学城成立,三星电子、LG等财团企业即刻与ETRI发起多个合作项目,后者负责技术研发,财团协助完成商用转化,最终实现了CDMA等技术在韩国的商用化。
开放政策赢得中小企业的支持。尽管财团介入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但其模式推广程度有限,究其原因,一是大多数企业无法为公立科研机构项目提供充足资金;二是彼时大德科学城不允许科研机构开设盈利性业务,且政府对于科研成果转化保有诸多限制,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在此背景下,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极大打击了韩国经济。之后,韩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逐步构建开放的政策环境,赢得中小企业等多元创新主体的支持。具体来说,1999年,政府出台大德开发特区修正法案,允许在大德科学城内进行生产性行为,并在后续开发的大德科技谷和大德工业园区中规划了更多空间用于引入中小企业的研发生产部门。同时,加快公立科研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产业孵化职能,大德科学城内5所高校成立技术创新中心和技术商业孵化器。此外,政府积极引进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机构,辅助创新成果的活化。在一系列努力之下,2010年前后,大德科学城实现了单一研究开发园区向复合创新功能的转型,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
分期开发的土地利用思路是大德科学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空间布局上,除偏安于西侧山间的国防科研片区,由南向北依次布局科学小镇、大德科技谷、大德产业综合体和绿色空间四个组团,各组团分别代表一个建设分期,每个建设期内只集中开发一处,各期间隔5-15年。各组团功能的差异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处时代的发展主题。从科学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集群发展,客观反映在了空间布局上。依据大德科学城规划,作为战略储备区的北部绿带中的Sindong地区和Dungok地区将布局大科学装置与生活配套设施。
经验三:适应发展阶段变化,建立灵活的调控机制,不断完善空间布局
大德科学城的可持续发展还得益于高效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城市布局,保持城市活力。前期开发的综合科学研究区、技术产业园等区域功能单一,用地松散,对于提升大德科学城的创新活力和市民生活便利度具有消极影响。因此,在新的规划方案中,一方面摒弃单一大院的模式,鼓励土地混合利用和适应自然的空间布局,缩小道路尺度、优化路网格局,保障宜人的城市形态;另一方面强化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在科研用地周边均衡布局居住以及服务功能,特别是优质的基础教育设施,让科研人才切实感受到最为便捷的城市生活服务。
大德科技谷1997版(左)与2000版(右)规划方案对比
从科学小镇到创新联合体,再到区域创新集群,大德科学城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举国体制建设科学城的研究范本。面对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在政府主导以及适应市场需求的转型过程中持续优化调整思路,与时代特征相耦合,与发展规律相匹配,最终成就了大德科学城的高水平发展。在我国全面推动新型举国体制发展科技创新的今天,韩国大德科学城的经验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与借鉴。
目前正在加紧编制的怀柔科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深入探究属地特征的同时,注重广泛学习借鉴国际经验,集思广益,择善而从。立足于百年科学城的战略目标,规划在营造高品质的山水生态环境、构建基础研究到创新转化的科学创新生态体系,以及刚弹结合适应近远期发展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为建成宜学宜研、宜业宜居的国际一流活力智慧之城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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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 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愿闻其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