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Michael Hooper
翻译/ Jayne C
编辑/ 众山小 校核/ 众山小
文献/ 杨梓琼 排版/ 众山小
一览导读
随着新冠病毒在欧美肆虐,城市致密化的概念在欧美规划界再次登上风口浪尖。富人在新冠病毒面前,纷纷选择逃离城市前往乡村躲避感染风险,与两百年来对待瘟疫与大流感的方式如出一辙;这种行为背后的思想,是对城市密度的负面看法,即密度与肮脏、疾病、危险相关联,这种“城市惩罚”的概念也造就了欧美城市更加去中心化的空间形态。规划界尤其担忧,经新冠一劫,如果公众对城市密度的负面看法有所加强,建立在致密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城市建设也会越发困难。哈佛大学的Michael Hooper教授设计了一系列基于行为心理学的实验,对这种担忧做出了解答:公众对于城市密度的看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被影响。
大流行病与城市密度的未来:卫生、公众理念和“城市惩罚”
弗吉尼亚卫生公报(Virginia Health Bulletin)1908年的插图,表示城市疾病威胁着郊区生活的田园环境。来源:Virginia Health Bulletin
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给规划师、建筑师、政策制定者带来了许多有关城市密度问题的挑战性问题。尽管研究人员花了数十年时间来研究密度问题,但令人担忧的是,新冠病毒所构成的威胁将导致城市被视为危险场所,致密化将不受欢迎。实际上,许多控制病毒传播的努力都明确着眼于去致密化的策略。一个例子是包括在哈佛在内的学校,本科生都被要求离开校园回家,以减少校园里的人口密度。
许多规划师尤其担心,对去致密化的关注可能意味着一旦大流行结束,人们就不太愿意再接受密度。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发明显,城市被迫分摊由分散发展和城市蔓延带来的能源和环境成本,而规划界一直以来将致密化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策略。尽管担心大流行会导致紧凑型城市、精明增长、高密度失去后劲,但由于对卫生问题和对密度的观念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很难预测这种影响带来的后果。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的富裕居民经常在瘟疫中撤离城市。遵循类似的模式,在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新闻报道了富人逃离城市,去往乡下度假房或第二套住房的情况。
——Michael Hooper讲解对于公众普遍将城市视为肮脏场所和将郊区环境视为安全的田园乐土的看法
在这次大流行之前,我发现卫生与对待密度的看法之间缺乏当代的、实证的文献,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因为已经有大量的非直接证据表明人们对城市密度的态度可能受到卫生问题的影响。例如,从历史上看,居住密度与疾病风险的增加是相关的。有学者认为,几乎所有由于微生物引起的人类传染病都是城市主义的兴起所导致的(1)。
由于城市居住密度与疾病传播之间的联系(在公共卫生中被称为“城市惩罚”),从城市中疏散有时被视为对传染病暴发的有效反应。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城市的富裕居民经常在瘟疫中撤离城市(2,3)。同样,在疫情爆发期间,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也转移到乡村地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公共卫生出版物中(例如本文所附图片),对卫生、健康、城市密度的看法也有所关联,这些出版物经常将城市描述为肮脏的场所,而郊区被描述为安全、具有田园风光的环境(4)。相似地,在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新闻报道也出现了富人从城市逃离去往乡下度假房或第二套住房的情况(5)。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表明,人口密度与通过粪口和呼吸道传播的疾病(包括流感)的传播率呈正相关(6,7)。
面对古往今来的证据,城市可能被视为传染病风险增加的场所,人们对密度的看法实际上是否受到卫生问题的影响?由于似乎没有对此问题的任何直接研究,我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探讨这个问题。该实验借鉴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认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不是他们有意识做出的决定,而是由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决定的。” (8)
“启动效应”是对潜意识因素如何影响认知的研究的一个方面,即接触到一种刺激会影响对另一种刺激的反应。相关研究表明,思考教授会提高“棋盘问答”游戏中的表现,而阅读与老年人相关的单词(例如“佛罗里达”,译者注:美国的养老度假胜地)则会人们走得更慢。在另一项研究中,个体如果接触到与清洁相关的“启动刺激”(例如一瓶洗手液或要求使用手巾),政治和道德上会变得更加保守(9)。启动效应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和相关的行为科学领域中已几乎普及,但很少用于研究城市环境和密度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差距,我的实验试图研究对密度的感知是否像其他许多社会、政治、道德态度一样可以通过启动效应进行影响。
该实验在哈佛决策科学实验室(请前往:decisionlab.harvard.edu)进行,该实验室为行为实验提供场所。共有437名参与者参加了两次视觉喜好问卷和两个叙事情境研究。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四组,对照组中的人查看并评分了林肯研究所可视化密度数据库(请前往下载:https://www.lincolninst.edu/sites/default/files/pubfiles/visualizing-density-chp.pdf)中不同住房密度的图像。他们还在假定其所居住的社区密度增加的情境下,回答了一些问题。其他小组的参与者被放置在三个单独的房间中并进行了相同的任务,但是他们分别接触到三种不同的与卫生相关的启动刺激。一组人被要求出于感冒和流感的风险在回答问题之前和之后对手进行消毒;一组人发现他们的房间里有香蕉皮,不得不在回答问题之前将它们扔进垃圾桶。而最后一组的房间在实验开始之前喷了屁味喷雾。我们已知这几种类型的启动刺激都会影响政治和社会态度以及道德判断,而研究目标是观察对密度的感知是否同样具有可塑性。
该研究结果表明,卫生方面的启动刺激对关于密度的看法没有统一的影响。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大量的启动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所测试的几乎所有感知和态度显然都能被启动效应影响。如果我们发现对于密度的看法同样可塑,那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潜意识干预用于改变这些看法。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牵强甚至是来自科幻小说,但政府和私人公司已经开始进行这种努力,尽管在城市规划还没有积极运用。
与启动有关的研究已经得到多种实际应用,其中有些令人担忧。例如,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中,许多政府都试图使用“助推”手段来影响公众行为。因此,英国政府成立了行为洞察团队(“助推小组”,请前往:bi.team),旨在利用行为研究“使人们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 (10)。在私营部门,与启动有关的研究(诸如巧克力的气味会刺激人们购买更多书籍)促使一些公司开发出气味技术,可以将300多种不同的气味散布到商店中,以影响顾客的认知和购买行为。
与绝大多数启动效应研究中的感知不同,上述实验表明,对于密度的看法不太受到卫生方面的启动效应的影响。这一发现对于规划意义重大。首先,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规划者和设计师不需要太担心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影响人们对密度的态度。研究表明,尽管人们对密度的偏好各不相同,但是与卫生有关的提示物不会明显改变这些偏好。尽管结果表明该大流行可能不会影响关于密度的偏好,但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规划者和设计师也很难采用干预措施来改变城市密度。
实验表明,对密度的偏好可能比迄今为止研究的许多其他感知更为稳定,因此,改变密度应该需要努力争取那些态度摇摆不定的公众。除了考虑卫生和密度的特定问题外,上述的研究也说明研究者应更加关注规划和设计的行为维度,并扩大城市规划研究中的方法范围,包括更多地使用实验。
参考资料
James C. Scott,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Ann G.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liam J Courtenay, “The Effect of the Black Death o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Speculum 55, no. 4 (October 1980): 696-714.
Virgi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carlet fever, diphtheria, and disinfection,” Virginia Health Bulletin 1, no. 6 (1908): 216.
Amanda Holpuch, “Luxury resorts face coronavirus crisis as the 1% flee cities for holiday hideaways,” The Guardian, April 4, 2020.
Alirol, E., L. Getaz, B. Stoll, F. Chappuis, and L. Loutan. 2011. “Urbanisation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1 (2): 131-141.
Xiao, H., X. Lin, G. Chowell, C. Huang, L. Gao, B. Chen, Z. Wang, L. Zhou, X. He, H. Liu, X. Zhang, and H. Yang. 2014. “Urban Structure and the Risk of Influenza A (H1N1) Outbreaks in Municipal District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59 (5-6): 554-562.
John A. Bargh and Tanya L. Chartrand, “The Unbearable Automaticity of 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no. 7 (July 1999): 462–79.
Erik G. Helzer and David A. Pizarro, “Dirty Liberals! Reminders of Physical Cleanliness Influence Mor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no. 4 (March 2011): 517-522.
United Kingdom Cabinet Office. 2018.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Accessed June 15, 2018. https://www.behaviouralinsight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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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Michael Hoopers是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研究《Flatulence, Filth, and Urban Form: Do Primes for Hygiene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Urban Density? 》已发表在期刊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上。请于一览众山小后台留言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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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ulence, Filth, and Urban Form: Do Primes for Hygiene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Urban Density? 胃胀气、污秽和城市形态:卫生的素数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城市密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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