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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Michael Wilson
翻译/崔艺涵 排版/白琳 校核/众山小
文献/杨梓琼 编辑/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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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1日西班牙流感悄然登陆纽约城,人潮涌动的城市快速交通、狭窄拥挤的房屋住宿条件成为流感迅速蔓延的温床,这场流感造成了2万多纽约人的死亡。由新上任的纽约市市长约翰·弗朗西斯·海兰任命的卫生委员罗兰·S·科普兰,通过公共服务运动,采取新媒体、新的宣传模式加强对人们自主防护意识的知识普及,并结合一系列对剧院、学校、医疗中心的措施布置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纽约死亡人数。但在伦敦防疫的整个过程,也不免有质疑的声音出现。藉此研究百年之前的流行病防治过程,也许能够给我们当前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带来新启示与建议。
图一、与当时的许多纽约居民一样,火车售票员也戴着口罩以防流感。(图源:国家档案馆)
一艘从海上驶来的船只发来的电报称,船上10名乘客和11名船员患病。一队医生和官员在布鲁克林码头等候,迎接挪威船只“卑尔根斯峡湾号”(Bergensfjord)的到来。殊不知,这艘船只带来的,是这座现代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城——纽约的首批病例。那一天,是1918年8月11日。
船靠岸后,病人被迅速送往附近的医院,码头也被隔离。似乎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纽约却又出现了更多的病症患者。这种疾病蔓延速度极快,拥挤的社区和公寓成为它肆意生长的温床。一开始,染病人数的数字增长缓慢,可随后就是急剧的飙升,宛如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整个城市。直到102年后,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传染模式才逐渐令人熟悉起来。
图二、卫生部的月报显示了1918年秋季惊人的死亡率。(图源:纽约市市政档案馆)
这就是西班牙流感,它将导致全世界数千万人死亡(其中包括67.5万美国人)。在纽约市,它造成超过2万人的死亡,高峰时期甚至每天死亡400-500人。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紧绷的死亡数字,而当时的城市领导们却将其视为一种事后工作做得很好的标志。因为情况本会更糟。
今天,从街道中小型公寓防治的过程来回顾一个世纪前对这场流行病的反应,也是一种对当前经验的反思。与今天一样,当时的城市领导人也在为做出最合适决定而奋斗。
“你们关闭学校吗?”“你们关闭地铁吗?”“你们隔离民众吗?” 纽约市立博物馆馆长莎拉·亨利如是说。
图三、纽约卫生局建议民众戴口罩以防护流感,并称“穿着滑稽可笑总比死了好”。(图源:国家档案馆)
在其他方面而言,1918年的流感完全就是特立独行的“新事物”,不仅因为它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流感,更是发生在纽约城,这一特殊的城市。
第一例纽约市流感死亡记录在挪威船只“卑尔根斯峡湾号”(Bergensfjord)抵达一个月后出现,随后,死亡人数迅速上升。“他们的死亡过程十分痛苦,”历史学家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在《大高谭:纽约从1898年到1919年的历史》(Greater Gotham: 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from 1898 to 1919)中写道。他说,“病人们喘不过气来,因为他们的肺里充满了血淋淋的泡沫状液体。”
危机四伏的纽约“流感战争”与新卫生委员科普兰的防治策略
这一特殊时期,纽约市迎来了新市长约翰·弗朗西斯·海兰(John Francis Hylan),这位市长曾在公交系统工作,在进入政界之前获得了法律学位。他一上任便任命了新的卫生委员为罗兰·S·科普兰(Royal S. Copeland),但他的资历受到了政客们的质疑。顺势疗法医学院的院长John M. Barry在他的《大流感》书中写道,“这位委员连医学博士学位都没有。”
图四、罗兰·S·科普兰(Royal S. Copeland)是一名顺势疗法医生,也曾在美国参议院任职。(图源:贝恩新闻服务拍摄,国会图书馆馆藏)
而摆在科普兰面前的,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危机丛生的“流感战争”。
纽约市是流感的完美温床。随着地铁和高架的不断落地、扩建,早班通勤者在城市高峰期开始之初,便可迅速挤满汽车与公共交通工具。
直到人们意识到这次流感的“来势汹汹”,以循环使用饮水杯为的特色的公共饮水机制才被人们的“禁杯”运动所取缔。“那时候,人们相信那种饮水方式是安全的,因为杯子总是被水冲过的,”亨利说。
图五、麦迪逊广场的一个饮水机,约1900年。(图源:拜伦公司摄,纽约市博物馆馆藏)
流感肆虐之时,有人呼吁应该关闭该市的剧院,但科普兰将其视为一个教育的好机会,让它们继续开放。
“在每个剧院开始节目之前,都会有人出现在幕布前,为公众解释咳嗽和打喷嚏存在感染的危险,”科普兰当年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观众可以从中得知流感是如何传播的,该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在此期间,纽约的公共服务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其中,公共宣传通过早期的互联网、广播和电视媒体等媒介,以传单与海报等形式向公众普及。他们试图引导人们改正各种不良习惯,如无遮挡地打喷嚏、咳嗽、随地吐痰等。该市的童子军在街上巡逻,寻找随地吐痰的人并加以劝诫。
“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在公共场合吐痰,就会给他们发一张卡片,告诉他们这是在危害这座城市,”亨利说。
图六、七:大流感时期劝诫人们做好个人卫生防护,不要无遮挡打喷嚏的宣传海报。(图源:纽约市档案馆)
图八、大流感时期宣传流感危害及防护措施建议小知识的传单。(图源:纽约市档案馆)
剧院、街道、采取措施后,接下来就是学校。
“除了纽约,几乎所有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学校,”科普兰解释说。“在那些地方,我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如何,或许这一举措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纽约的情况,我知道在我们城市,最重要的控制疾病的途径之一就是公立学校系统。”
卫生委员解释说,当时大多数学生住在“经常不卫生、拥挤不堪”的廉价公寓里,而家长们往往因“要承担除养家糊口之外的多种责任”无暇顾及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生们继续无人看管,他们就会在街上乱跑,成为潜在的传播者。因此学校统一的管理不仅被视为可取之选,更对孩子们的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
“学生们需要离开不卫生的家,到宽敞、干净、通风的校舍去,那里具有严格的监管体系与检查机制,谨慎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科普兰说。
除此之外,纽约市还允许企业照常营业,但是要求企业错开营业时间,以避免造成人群在火车、上下班中拥挤情况的发生。“白领办公室会在8:40开门,4:30关门,”华莱士写道。“批发商会更早开工,非纺织品制造商则会更晚开工。”
图九、1918年大流感期间,纽约的职员工作时带着口罩。(图源:纽约市档案馆)
虽然提出的举措略有成效,民众对科普兰防治理念的质疑与批评也不曾间断,对此他抽出时间一一回应。1918年防疫期间,一位纽约居民在给市长的信件中暗讽卫生委员没有认真对待此次大流感暴发,得知这一消息的科普兰先生回击道:“你的健康委员认为这场大流感是一个严肃且严重的事件,他一天要花大约21小时思考如何采取防疫措施,甚至做梦的三个小时也在探讨寻找解决办法”
今天,与冠状病毒爆发的政策措施相比,1918年采取的限制手段显得十分宽松。特别是对非必要的商业、学校、剧院和集会——当前几乎是以最严格态度进行控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模式,清晰地说明了今天的病毒和1918年的流行病之间的本质区别:1918年,没有已知的无症状病例;而当前,在感染冠状病毒后的24小时内,你可能会感到极度的不舒服,或者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症状,看起来像没感染的健康人一样。相比而言,1918年的大流感中健康的人不会被认为存有对他人潜在的威胁。
由于发病快,病人很快就挤满了医院。“贝尔维埃的病人躺在帆布床上,他们挤在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里,”华莱士写道。“三个孩子甚至要挤在一张床上。”
图十、另一个月的公报显示了流感是如何影响不同年龄组成。(图源:纽约市市政档案馆)
因为大流感的来势汹汹,医院找到科普兰团队,希望解决床位紧缺的问题。对此,科普兰解释道,护士团队分布在五个行政区内约150个医疗中心,它们分布在“定居点、教堂房屋、婴儿奶站中,有时还有学校也会成为临时的保健中心”。
在这些中心,护士、护士助理和志愿者接听信息交换所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信息交换所会为医疗中心说明最新的感染报告与情况,随后,这些护士、助理、志愿者们将匆忙赶到疫情住址区处理并救援。
大流感期间,常常有“一大群妇女”自愿去看望病人,为病人提供干净的衣物、补给品和大罐营养汤。有些病人被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前门贴着告示,警告送牛奶的人不要靠近。而另外一些在寄宿公寓、狭窄密闭的家中生病的人,被送往医院集中救治隔离。
此次流感致使许多儿童成为孤儿。“其实这并不会特别影响儿童的生活,也不是特别影响老年人”亨利女士说。“但这次流感极大地影响了健康的年轻人。他们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
图十一、纽约的一名交通官员戴着口罩以防护。(图源:国家档案馆)
最终,每1000名纽约人中有4.7人死于1918年的流感,这一比例低于东海岸的其他城市:波士顿6.5人,费城7.4人。华莱士写道。
“纽约不像其他的城市那么糟糕”, “这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卫生运动,也是一个充满运气的公共卫生运动。” 纽约医学院图书馆馆长保罗·蒂尔曼(Paul Theerman)如是说道。
抗疫过程中,科普兰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应对疫情“非常规”的特殊方法辩护,包括在疫情爆发后不久给史坦顿岛区长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流感在美国流行的历史过程被记录成书之时,有关拯救这座大都市采取的举措与手段的章节中,你不会感到悔恨与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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