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城市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原文/Richard Florida, Edward Glaeser, Maimunah Mohd Sharif, Thomas J. Campanella, 陈庆珠, Dan Doctoroff, Bruce Katz, Rebecca Katz, Joel Kotkin, Robert Muggah, Janette Sadik-khan
翻译/吴悠祺、Jayne C 编辑/众山小 校核/杨光
文献/于晚 排版/徐逸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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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面前,公众对城市的看法更加两极分化,有人将城市视为病毒蔓延的温床,也有人指出城市中高密度的设施与服务使得疫情期间的生活得以如常。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新冠疫情给全球多数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失业率与经济打击,尤其是在疫情未达峰值的一些欧美地区,城市的未来岌岌可危。Foreign Policy采访了11位全球顶尖的城市政策、规划、历史、公共卫生顶尖专家给大家分享了现阶段城市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其中大多数认为城市将以某种方式回归,但他们眼中城市的未来大不相同。
图一、Foreign Policy插画 图:Brian Staffer
就像历史上的几次瘟疫一样,城市总是这类疫情的中心。这次,病毒首次发现于中国中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疫情在城市之间传播,夺走了不少生命。目前,纽约成了世界上最令人惋惜的疫情集中爆发点。
疫情期间,我们宅在家里,也很少冒险进入空荡荡的街道,大多数人会对城市生活的未来产生困惑。餐馆还能生存吗?工作会回来吗?以后人们还会乘坐拥挤的地铁吗?当我们每个人都使用Zoom的时候,还需要办公大楼吗?想到这里,住到农场里去似乎突然变得很有吸引力。
工作和娱乐的机会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曾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如果对疾病的恐惧成为新常态,那么城市的未来将可能平淡无奇,甚至是反乌托邦式的。不过,如果世界各地的城市像过去一样找到调整的方法,那么它们最伟大的时代可能正在前方。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大流行后的城市生活,Foreign Policy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1位顶尖专家,分享他们的看法。
大城市将在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中幸存下来。自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时代以来,城市就一直是传染病的爆发中心,而且大流行存在反复性,反弹后通常比之前更严重。黑死病使中世纪欧洲城市遭受重创,20世纪初的亚洲也未能幸免于难。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夺去了多达5000万人的生命,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爆发随之而来。事实上,历史经验表明人们往往会在大流行后搬去城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突然减少后工作者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待遇。
城市和都市区的各个方面将根据当前的大流行持续时间进行调整。对密度的恐惧,尤其是对地铁和火车的恐惧,加上对更安全、私密的环境的渴望,可能使一些人口流入郊区和农村地区。尤其是有孩子或易感人群的家庭,他们可能将自己的城市公寓换成有后院的房子。但是其他方面的力量也会促使人们回到市中心。比如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将继续涌向城市以寻求个人和专业机会。病毒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使城市房租价格下降,艺术家和音乐家得益于此也可能回归城市。这场危机或许为那些不可负担、高度士绅化的城市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让它们重新为艺术创意区注入活力。
对城市消亡的预言往往在这类的冲击之后发生。但是,城市化一直是一股比传染病更强的力量。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我相信城市企业家能够创造足够的服务工作来证伪反乌托邦式机器人经济的愿景。长期以来,服务业的一个微笑、一杯拿铁咖啡就能给消费者带来价值,也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的避风港。如果大流行成为常态,人际互动带来的将是更多恐惧而不是欢乐,所以这些工作也将会消失。
这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城市有幸一直免于疾病。我们忘记了自雅典波里克利斯(Pericles)瘟疫以来,传染病一直在影响城市的兴衰。在那个平安的世纪里,工作岗位从农场转移到工厂,再到现在能够解决80%的美国工人就业问题的服务业。
仅在美国,就有3200万个工作岗位分布在零售、休闲和住宿行业。他们首先受到大流行的影响。近期一项调查发现(参考资料1,请后台联系我们下载),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四个月或更长时间,则70%的小型餐馆很可能将永久关闭。如果大流行成为新的常态,那么成千上万城市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将一去不复返。阻止这一劳动力市场崩溃的唯一机会是向抗疫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投资数十亿美元,使这一可怕的灾难不再重演。
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改变城市生活。它使医院不堪重负,摧毁了商业,限制了对公共场所的访问,使数字基础设施紧张,加剧了心理健康挑战,并迫使人们避免外出。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这其中的很多负面影响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在大流行之前,有的城市就已经面临长期的收入短缺和预算赤字。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挽救生命,提供基本服务并维护法律和秩序。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和非正式定居点中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城市中食品价格上涨会增加饥饿和社会动荡的风险。
各个城市已经在重新考虑城市规划,以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短期内,很多城市将引入大规模检测和数字接触追踪,改造建筑物和公共场所以进行社会疏导,并加强卫生系统以应对未来的风险。这场流行病还正在加速给城市带来更深远更长期的影响,例如零售的数字化、向无现金经济的转移、向远程工作和虚拟服务交付的转移和街道行人专用区的设置。如果不进行社会距离调整,公共交通将难以保持乘车率。同时无人驾驶汽车和微型出行计划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各城市的城市治理水平和不足之处。它也为城市规划者和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更好地重建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探索升级区划和采购政策方法,以促进智能密集使用和绿色投资。城市是进行新创新测试的理想平台。阿姆斯特丹、英格兰布里斯托、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先行者已经在制定计划,首要目标是循环经济、气候适应性、对不平等的零容忍。
城市在历史上经历过可怕的大流行,但它们仍能蓬勃发展,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
即使在拥有悠久的反城市主义传统的美国,新冠病毒引起的令人担心的城市生活收缩也最多只是暂时的。与乡村相比,城市往往被认为是腐化和不道德的,这个信念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有郊区的原因。费城(美国第一个经过规划的大城市)也因其异常庞大的地块而抑制了“旧大陆“(译者注:欧洲、亚洲、非洲)式的密度可能带来的危害。这座城市的创始人William Penn在1660年代伦敦的瘟疫和大火中幸存,并且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在自己的城市中发生。
当前的流行病只是权威人士预测城市死亡最新的噱头。原子能时代,城市突然变成了炽热的目标,导致冷战期间城市的去中心化发展。对于像Marshall McLuhan、 George Gilder和Alvin Toffler这样的未来主义者来说,数字通信将在他们所谓的“超高抽象工人”( 即高级脑力劳动者)的带领下扼杀城市发展,导致向农村生活的回归。然而,这些人口实际上纷纷涌向旧金山、纽约和伦敦。9/11袭击也一度被看作是摩天大楼和曼哈顿下城的讣告,但两者都并没有任何消失的迹象。
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我们的城市会是什么样?许多我们最喜欢的酒吧、餐馆和咖啡馆将消失,但有其他服务取代他们。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可能会暂时避开城市空间,从而市区人口更年轻、更健康、更耐风险。而不可避免的最后一丝对感染的恐惧将被隔离之后的反弹效应所抵消:人们会挣扎地摆脱封锁,渴望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享受彼此之间无所畏惧的简单快乐。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涌入城市环境寻求工作和教育、与同龄人互动的机会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新体验。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加上我们对这种传染病风险有了新认识,城市中的高人口密度突然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共享公寓本可以是那些新来者负担得起的落脚点,也是他们体验城市广度的起点,在隔离检疫之下已变得幽闭恐怖。同时,我们看到了城市里那些曾将城市一个个士绅化的富人,纷纷逃到他们的避暑别墅。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永久性地更改偏好。
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无数次使用Zoom电话会议后形成远程工作的新日常。我们可能会逐渐开始看到大批人从城市流向乡村环境。尽管我们无法预测新常态将是什么,但有可能是逆城市化。
当然我们也完全希望市政领导者在疾病的预防和应对方面表现出色。过去资金、人手不足的卫生部门将变得更完善。我们将发展保护城市人口健康的最佳对策,保持城市环境的吸引力。
约有95%COVID-19患者生活在城市。这极大地突出了我们城镇中心地区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新冠病毒疫情将给最脆弱的人群带来最沉重的打击,其中包括世界上10亿居住在人口密集的非正式定居点和贫民窟的居民,也包括其他负担不起安全住房的人。没有房子,就不可能响应居家隔离的号召。没有安全的庇护所、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居家隔离的命令也就没有意义。
这种流行病加剧了城市的鸿沟,它源于长期在解决根本性不平等及保障基本人权方面的失败。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的响应将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即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基本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和住房方面,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也为下一次全球危机做好准备。地方当局将推动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国家政府政策支持城市韧性的提升。我永远乐观地渴望并坚信城市会有更美好的未来,没有任何人会落下,也没有任何地区会落下。
城市从这场大流行病中恢复活力之路,正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让城市恢复活力的同时,可以不必恢复原有的交通、拥堵、污染以及每年交通事故带来的130万死亡人数。我们可以改善街道,引导人们以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安全、经济、便捷地出行。而且,我们有机会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居民实现真正的交通独立,即真正拥有出行选择和不必拥有私家车的自由。
这场大流行病揭示了城市对关键劳动力有多么依赖,以及关键劳动力又是多么依赖公共交通抵达医院、杂货店或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上班。我们应对这种大流行的能力取决于新的安全措施,它确保乘客和公共交通工作者的安全,并投资多方面的服务扩展,使我们在下一次危机中能够更好地应对。
这次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我们城市能否能够在大流行中安然无恙,而是我们是否拥有改变街道、创建安全可达的韧性城市的想象力和远见。
历史告诉我们,危机通常会带来新的政府部门与机构。
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在2008-2009年房市崩盘之后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因此,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推动城市的体制变革,使它们有新的能力来应对破坏性的经济损失。
小企业的空前崩溃——特别是劣势社区中商业走廊沿线的小企业以及有色人种经营的小企业——需要新的公共或非营利性中介机构为经济困难的公司提供服务,并为新企业家提供成熟的培训。我们已经有了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再生器。这些机构应该确保企业获得平等的金融产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与债务。同时,公共土地银行和非营利开发公司可以起到汇集土地并加速振兴的作用,将具有重要意义。像哥本哈根市城市和港口发展公司或辛辛那提市中心城市发展公司等长期以来广受赞誉但很少被复制的模式将对城市恢复至关重要。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城市的包容性复苏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译者注:作者对城市致密化持反对态度,其城市经济理论也有争议;其见解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老派规划学者的看法。)
城市对于人类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但是它们需要改变。从一开始,新冠病毒和高密度的生活就融为一体——本次大流行病起源于人口密集的中国城市,全世界大城市的住院率与死亡率高居不下。而特别是在美国,纽约市率先受到新冠侵袭,与密度较低的腹地形成鲜明对比。
对此的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允许周边地区有更多的增长,这将需要对土地使用和区划进行实质性改变;尽可能鼓励远程工作;并发展个人化乃至无人的交通系统,而不是强迫人们进入拥挤的地铁。20世纪初城市中大流行病肆虐时,社会采纳了去致密化措施。曼哈顿的人口从1920年的250万减少到1970年的150万。伦敦市中心和巴黎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迁移到周边地区,城市可能会变得更加安全卫生。类似的策略将对我们将来有所帮助。人口适度分散还可能分散就业,并减少城市住房成本。但是,未来的郊区应为了减低排放量、促进在家办公、缩短通勤而设计。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各城市是一记警钟,引发了对城市规划以健康保障为首要目标的重新思考。在新加坡,2003年SARS疫情之后,卫生系统已经得到了重组,但是新冠病毒是全新的危机。对于缺乏农村腹地的城市,尤其是涉及医疗和食品供应链脆弱性的城市,卫生安全在许多方面构成了特殊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中,需要确保那些帮助建立和维持城市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新加坡的总人口为570万,其中将近100万是半熟练和非熟练技工,这其中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和大约30万农民工(大多数是建筑工人),而大部分人都居住于大型宿舍中。这种紧密的公共生活以及拥挤的工作场所,使许多工人在这次大流行病中受到感染。在新冠疫情后,宿舍的设计肯定会得到重新审视,以加强设计标准。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前这种严重依赖移民技工带来增长和发展的经济模式将被重新考虑。由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是政府一直以来所提倡的,也会成为更具紧迫性的措施,以减少对生产率的人力依赖。
大流行病之后,城市将以比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姿态回归。
但是,这种回归将由一种强调包容性、可持续性、经济机会的新增长模式所驱动。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各地的城市社区都已经在寻求降低生活成本,以及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强有力的计划。在一些可负担性差的城市(例如纽约),有的居民不得不离开。
大流行病后若要恢复城市人口增长,首先要恢复对城市公共卫生和密集生活的信心。但是,当人们如同以往重返城市时,我们必须利用新的政策和技术,使城市生活对于更多人变得可负担、可持续。
便宜灵活的建筑方法(例如高层木结构)可以降低住房成本,并大大减少新建筑的碳足迹。新的出行选择和公共交通的扩建可以让居民不需要购车就可以通勤。能源创新可以使社区做到全部电气化,以不增加经济负担的方式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
如果我们借此机会更好地建设,城市将不仅会恢复,而且会提供比新冠病毒来袭之前更多的机会。
Richard Florida:多伦多大学Rotman管理学院教授,纽约大学研究员,CityLab的共同创始人,著有《创意阶层的崛起》、《新城市危机》。
Edward Glaeser: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城市的胜利:我们最伟大的发明如何使我们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绿色、更健康、更快乐》。
Maimunah Mohd Sharif: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
Thomas J. Campanella:康奈尔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城市与区域研究项目主管,著有《布鲁克林:曾经与未来的城市》。
陈庆珠: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教授,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主席。
Dan Doctoroff:Sidewalk Labs首席执行官,任纽约市副市长时曾负责经济开发与重建。
Bruce Katz:Drexel大学Nowak Metro金融实验室创始董事。
Rebecca Katz: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教授与全球卫生科学与安全中心主任。
Joel Kotkin:查普曼大学研究员, Urban Reform Institute执行董事,著有《新封建制度的到来: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
Robert Muggah:Igarapé Institute和SecDev Group的创始人。与Ian Goldin共著《 Terra Incognita:未来100年生存的100张地图》,该书将于2020年8月由Penguin出版。
Janette Sadik-Khan:彭博社主管。曾于2007年至2013年间担任纽约市交通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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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如何调整以应对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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