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办公室属于政府或国企,例如东印度公司。管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帝国,需要大量的文件来推动,而当所有这些官员都在同一个地方时,治理就变得简单一些了。但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工业革命。煤炭、钢铁和蒸汽开始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着英国纺织业的发展,而铁路也在乡间的各个角落展开。新出现的蒸汽火车把更多的工人送进了城市,在那里,他们埋头在办公桌里,从事辅助性的职业——金融、法律、零售业,而这些行业在重工业的支持下蓬勃发展。乡村的节奏被抛在脑后。工作,曾经是零星的、零散的,还经常受天气影响,现在已经成为生活本身。
办公室最具有变革性的方面,与其说是建筑物本身,不如说是我们在其中度过的时间。这对许多早期社会来说似乎是陌生的。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贝尔德(Mary Beard)指出,上流社会的罗马人努力尽可能地关起门来。"在罗马人的世界里,对休闲和工作的划分是与我们相反的。我们主要做的是工作,而当我们不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休闲。" 在罗马,精英们则相反:"正常的状态是Otium,是休闲。而有时候,你如果不是在休闲,而是在做生意,这就是negotium(谈判)。" 虽然英语中的 "商务 "一词有一种内在的行动和工业的光环,但拉丁文的 "neg-otium"---字面意思是 "不休闲"----却有一种被拒绝的愉悦感。
罗马人不需要去特定的地方工作。他们的手写板和手写笔和我们的一样方便携带,这是罗马精英们充分利用的一点。两千年前,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一位作家和律师, 给他的朋友塔西佗(Tacitus)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那天,他决定不在办公桌前办公,而是把工作和狩猎野猪结合起来。他坐在狩猎网旁,"不是耍弄野猪矛或标枪,而是在我身边用起了铅笔和记事板"。普莱尼对他自己发明的这种(在野猪旁边办公)方法进行不断的延展后,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方式,因为 "头脑被激起,并通过快节奏的身体运动加快了工作效率"。最后,他建议塔西佗 "无论何时打猎,都要带着你的笔记本"。
现代很少有上班族能够放纵到当年罗马人的这种程度。在20世纪,设计工厂的人把目光转向了办公室。他们认为和工厂同样的原则肯定也适用人类,即这些厂房机器中的运动部件是人,而厂房产出只是纸张。在美国那些坚信办公室办公是件好事儿的人,经常带着秒表,记录下每项任务所需的时间。任何消耗额外时间的事情,都会在他们的记录上打上一个叉。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19世纪90年代开创了工效研究(time-and-motion study)的先河,他得出的结论是,当工人们坐在一排排平坦的办公桌前,就像在学校的考场里一样,是工作状态的最佳方式。随后,其他研究发现,工人们在被监视下的工作状态最好。因此开放式办公室应运而生。
当今天我们再对办公室进行工效研究时,其结果可能令人沮丧。办公室的工作不仅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而且还占据了我们最好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精神最抖擞的时候。而本来应该是家庭以及,居家生活,才应该使用最重要的时间。根据贝恩公司2014年的一项研究,大多数经理人每周至少要花20个小时在会议上。如果扩算到人的一生中,这相当于近五年的时间。这些会议中的许多会议,回想起来,可能基本都可以跳过忽略不计的。
但是,可笑的是完成工作从来都不是办公室的重点。2004年,当时在法国电气巨头EDF工作的法国心理分析学家科琳·迈耶(Corinne Maier)出版了一本名为《Bonjour paresse(你好懒惰)》的书。这本对企业文化的批判,瞬间成为国际畅销书。马伊尔认为,办公室远没有帮助提高效率,而是 "毫无用处",因为工人们 "浪费了大量时间去开会,说着大话套话,而实际工作做的很少"。她发现,她 "早上只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所有需要做的事情"。此后,她忙于自己的项目,包括写一篇学术论文和几本书。"我的效率很高,"她乐呵呵地说。EDF公司后来显然发现到这不是它心目中想要的办公效率,就把她送去了纪律检查听证会。
马伊尔可能已经成为畅销书作家,但总的来说,他关于办公室的书并不畅销,至少在西方国家,吐槽办公室不会让他功成名就。Lamp的信是典型的例子。他第一封信的通信对象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这位诗人的生活里充满了湖区的散步,而他写诗的信纸上方往往满是舞动的水仙花。相比之下,Lamp在伦敦的金融区办公室里的日子,他的信纸上记满了茶叶的价格。很明显Lamp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但华兹华斯的生活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向往。
不仅仅是诗歌里,很多小说里也会经常忽略办公室(不过中国是个例外,他们的畅销书作家写的书名竟然会是《公务员笔记》这样惊天地泣鬼神)。尽管伟大的作家们都曾处理过这个问题,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梅尔维尔和卡夫卡,但他们这样做更多的是在讽刺,而不是颂扬。美国小说家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曾以《然后我们走到了尽头(Then We Came to the End)》赢得了文学界的赞誉,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叙事方式来表现个人性格被企业身份所湮没的现象。但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办公室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但在文学作品中,办公室是个极大的忽视。
诗人们的抨击更甚。约翰-贝杰曼( John Betjeman)曾希望炸弹落下,"将炸弹炸成灰烬/那些有空调的、明亮的食堂(blow to smithereens/Those air-conditioned, bright canteens)"。在《荒地》中,T.S.艾略特(曾在劳埃德银行工作过)以但丁对地狱的憧憬来看待经过伦敦桥的通勤人群。"我没想到死亡也没能让这么多人丧命。" 华特-惠特曼讥讽书记员是 "腿细、脸白、胸膛凹陷的男人"。
这类攻击多有一丝优越感,但其中对办公室的批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最近很多反对办公室的例子,都是从其美学层面上的尴尬出发。例如古罗马斗兽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有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拜占庭有圣母大教堂,而现如今的我们,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可互换的玻璃钢盒子。英国设计师Thomas Heatherwick说,这是因为不仅办公室的设计--实际上所有公共建筑的设计,都是 "懒惰的"。他说在过去,工作场所 "只需要一张办公桌就可以了",就像商店一样,"只需要有袜子或内裤堆的地方就可以了"。数字化革命意味着,过去那种洋洋得意、自满的办公室心态,今天意味着你有被裁的风险。Heatherwick说,现在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离开你的家,否则 "你为什么要去?" 对办公室来说,是时候磨砺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