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中小学设施总体呈多中心集聚的特征。通过设施点核密度分析,可以看到中小学设施在以越秀区(广州市政府所在地)为核心的中心城区西南部地区高度集中(图1),局部地区中小学设施核密度值达到6.1;在外围五区的区域中心( 区政府所在地) 同样较为集中,中小学设施核密度值达到3~4.5,呈典型的多中心集聚特征。同时,上述地区以外地区的中小学设施密度值均低于3,且大部分地区低于1,中心与非中心地区中小学设施密度差异较大。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中小学设施与居民人口空间分布高度匹配(图2)。以各区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越秀区全区平均中小学设施密度和居民人口密度均居于首位(表1),其中中小学设施密度达到402处/平方公里,为第2名的1.5倍,人口密度达到3.54万人/平方公里,为第2名的2.1倍。同时,越秀区以外各区中小学设施密度排名和人口密度排名差距均在正负一名以内。以各街镇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上文所述的多个中小学设施集聚中心同时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中小学设施与居民人口空间分布高度匹配,设施向使用者聚集的特征明显。
1.中小学设施可达性与其多中心空间布局具有一致性,非中心地区可达性水平显著较低
通过对中小学设施进行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发现存在多个中小学可达性高值区域(图3,图4),空间与上文所述的中小学设施集聚中心高度重合。在中心城区中学可达性水平排名前20的街镇中,有16个街镇(本文将其命名为“中心城区A 组街镇”,数量占上述20个街镇的80%) 均属于越秀区或与越秀区相邻,形成了以越秀区为中心的可达性高值区域,其空间位置与上文所述的中心城区中小学设施集聚中心高度重合。在外围地区中学可达性排名前20的街镇中,有16个街镇(本文将其命名为“外围地区B组街镇”,数量上占上述20个街镇的80%) 为区政府所在地或与区政府所在街镇相邻,形成了五处以各区政府所在街镇为中心的可达性高值区域(图5,图6),其空间位置与上文所述的外围地区中小学设施集聚中心高度重合。同样的,分别对中心城区和外围地区小学进行可达性分析,得到相似结论。
将各中小学集聚中心与非中心地区进行可达性水平比较,可看到后者可达性明显高于前者,外围地区尤其显著(图7)。中心城区A 组街镇的中学可达性平均值为0.21,除A 组以外的各街镇平均可达性值为0.11,两者比值达到1.9︰1;外围地区B组街镇的中学可达性平均值为0.21,除B组以外的各街镇可达性平均值为0.05,两者比值达到4.2︰1。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小学可达性相关数据,得到中心城区比值为2.1︰1,外围地区比值为8︰1。可见非中心地区中小学的可达性明显低于中心地区,且在外围地区尤其显著。
2.部分地区成为可达性“洼地”,其用地功能构成具有相似特征
中小学设施可达性从中心地区向非中心地区逐渐降低,但其降低过程并非呈连续线性,而是在部分街镇出现了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的较大幅度降低,导致其设施可达性水平显著低于相邻其他街道,出现设施可达性“洼地”(图8,图9)。该现象在中心城区部分地区较为明显,包括越秀区北部(登峰街、矿泉街),天河区北部、中部及东部( 新塘街、棠下街等),黄埔区西部( 联合街),海珠区西南部( 琶洲街、官洲街等)。上述街道在用地功能构成方面具有相似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以工业和研发功能用地为主。部分工业园区、城市科研园区成为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以天河区新塘街为例,中学、小学设施可达性系数均为0.06,显著低于周边相邻街道平均水平(中学为0.12、小学为0.11),使得新塘街成为中心城区范围内典型的设施可达性“洼地”。同时,新塘街范围内工业和研发功能用地占现状建设用地的比例为37%,均显著高于其周边相邻街道平均水平(27%)。具有同样特征的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地区还包括海珠区琶洲街和黄埔区联合街,琶洲街中学可达性相对较低,联合街中学、小学可达性均相对较低。新塘街、联合街及琶洲街分别是天河智慧城、广州科学城和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的主要组成地区,是广州市域范围内工业、科技研发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
(2) 以存量建设用地为主。部分以存量建设用地为主的地区也成为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以越秀区的登峰街为例,中学、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分别为0.06 和0.03,显著低于周边相邻街道平均水平(中学为0.12、小学为0.15),使得登峰街成为中心城区范围内典型的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同时,登峰街“三旧”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为43.2%,均显著高于其周边相邻街道平均水平(21.5%)。具有同样特征的地区还包括越秀区矿泉街,天河区员村街,海珠区官洲街、南石头街和瑞宝街。上述街道范围内存在大量“城中村”,因“城中村”内存在建设无序、建筑密度高、住宅建筑占比高和居住人口密集的特点,普遍存在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情况。
(3) 居住用地快速增长。车陂街是天河区范围内近5 年居住用地增长比例最高的地区,其小学可达性系数为0.06,低于相邻各街道平均水平(0.11)。2013~2018年,棠下街居住用地增加了32.4hm2,增幅比例达69%,居天河区之首。其短期内居住用地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车陂街北部原广氮地块居住区项目的建设。该项目目前已建成4个居住地块,包括广氮华园、阳华国花苑和天健上城等居住社区,占地约30hm2。对棠下街进行小学设施覆盖率分析( 图10) 可以看到,新增的居住用地均位于城市主干道、快速路以北,该范围内现状无小学,大部分地区未被小学服务范围所覆盖,导致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较低。新增居住用地所需小学建设滞后,造成车陂街成为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
3.“外高中低”的人口出生率空间分布特征与“外低中高”的中小学设施可达特征存在矛盾
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新政影响下,广州市人口出生率显著提升,其中外围地区人口出生率提升幅度较大。2013年12月“单独二孩”政策全面实行,2014~2018年广州市人口出生率平均为17.7‰,较2009~2013 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50%。其中外围地区增幅较为显著,达57.4%,高于中心城区水平(45.5%),可见在生育新政的影响下,外围地区人口出生率提升较为显著( 图11)。但与此对应的是,广州市整体“外低中高”的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外围地区中学、小学可达性平均水平分别为0.09 和0.04,分别为中心城区平均水平的75%、30.7%。而从化区、增城区是出生率增幅最为显著的地区,增幅分别达到83.8% 和79%,同时也是广州全市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最低的地区(表2)。可见在生育新政的影响下,外围地区新生人口增速更快,但与之对应的是外围地区相对滞后的基础教育设施供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