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健康城市与规划”研究正在持续推进。诸多学者从城乡发展、建成环境和土地利用等多方面展开讨论,宏、微观相结合,重点针对“非传染性疾病”,在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及开放空间等要素领域提出了“减少污染及其人体暴露度和增强体力活动”的规划干预方法。面对大规模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城市与规划”要完成学科本体的系统提升还有很长道路要走,也暴露出城市规划自身的不足。直面这场不期而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拷问,还需进一步反思城市规划本体的内涵和外延局限所在:
一是固守空间内核,“见物不见人”。城市规划长期将城市空间视为“二维化”的均质平面,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强调空间供给总量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多采用“自上而下、静态均质”的规划布局方法。单一空间思维不但忽视了城市的“易致病空间”,而且基本无视城市“人”的复杂性,粗略化面对不同人群实际活动差异与使用需求,“易致病人群”的特殊性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人群健康—城市空间”基础数据资料的匮乏使得疫情下“仓促应战”的规划防疫措施乏力。
二是学科交叉成果尚未内化为实际动力。两大学科百年分合后的今天,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学科交叉和合作研究成果众多,“健康中国行动”也深入人心,但“健康城市”相关理念与方法尚未有效内化为城市规划真正的内在动力。这固然有地方政府推进和实施“健康城市”的力度不足,但更深层次问题是研究深度的不足和停留在纸面上的局限。
三是“新技术不出实验室”。“健康城市”相关规划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仍局限于小部分研究者,尚未常态化成为规划师案头工具。考察美国各城市推行的“城市健康规划和设计导则”,均已明确了健康规划设计的原则和策略,逐步形成了“总体规划+ 社区规划”(“General Plan + Community Action Plan”) 多层次结合的规划技术体系。相较之下,目前我国“健康城市”规划中有效的技术方法还有待开发推广,以加快在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融合转化。
回顾近年城市规划领域的“概念潮”,无论是“健康城市”还是“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可谓“艺多不压身”,实际上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从概念转化为规划应用,实现城市规划内核转变还有相当的距离和困难。为此,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大力倡导“内核更新+动力提升+ 技术创新”的本体提升,将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快速提升“城市防疫力”的嬗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