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事件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国家治理体系底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基础的提升。一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水平了有了极大的提高,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呈规模增长;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及城市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人口分布出现反转,更多的人向城市集中,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倍以上,城区人口密度提高了两倍以上,城市的规模和密度随之扩张;三是由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整个国家的时空可达性大幅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城与城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四是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也在重塑国家治理的变量。其次是国务院机构自上而下的组织变革。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条件和身体健康的综合要求;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及由自然资源部管理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体现了对于市场监督管理的集中统筹和宏观协调。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部门设置和调整,有很多都是针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多方面体现了国家总体安全观。
国家机构改革和治理体系底板的变化,也对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1) 与公共卫生体系衔接,提高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协同性。
虽然我国在“非典”事件之后建立了传染病直报系统,但其在疫情初期并未发挥很好的作用。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看,我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和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因此,需强化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合作,发挥空间治理对公共健康的支撑作用,以国土空间综合监控平台为辅助,建立“全国城市应急医学网络系统”,接收、分析不同城市空间场所中可能与传染病爆发有关的异常信息和突发的传染疫情病例,及时发现传染病的病源和病原体,从而有效地控制和预防更多感染的发生。
(2) 科学布置基础设施,完善国土空间治理的系统性。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反映社会治理的基本水平。此次疫情是跟着载体走的,本身没有明显的物理边界限定,但由于医疗服务可得性的地域不均衡,导致部分地区医疗资源严重超负荷运转,医疗秩序几乎崩溃,这是人们发生大规模逃离“疫区”的主要原因。加上城乡人口的反转变化,城市不可能完全回避建筑高密度和人口高流动,因此应科学、合理地布置基础设施,将健康策略融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当中,弹性预留“应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3) 与互联网紧密结合,提高国土空间治理的智能惠民性。
在疫情爆发初期,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被提到了重要位置,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作为战“疫”新武器,提升了数字化治理能力,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全国各个地方都在加大“互联网与大数据”的投入,但部分地区的大数据的作用只是停留在规划的蓝图和账本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精细化,既要体现在城市医疗、交通和物资等重要资源的科学配置上,也要体现在能够解决“口罩预约”的小事上。疫情期间,社区医院和街道诊所如果失去前线防疫、通报功能,那么讯息的传达和采集将无法及时在最底层发挥作用。
(4) 增加应急规划,补齐民生短板。
疫情前期,口罩、食品等抗疫物资紧缺,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发展速度太快,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应急系统平时储备不足的问题。因此,需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首先是建立生活物资管理系统。在实施防护隔离管理过程中,“菜篮子工程”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关闭之后,食物的供应成为居民生活的最大问题,因此应将“菜篮子”的稳产保供纳入应急规划的物资保障的基础内容。其次是建立物流运输系统。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人闭门在家,往往在网上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及防疫物资,增加了对快递物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