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入社区传播阶段以后,居住环境对于疫情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我国的大城市以市中心高密度集中式居住为主要特征,武汉市中心城区的住宅容积率多为2.0~2.8,部分新建住宅甚至达到了3.0以上,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大幅度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的频率,也使得疫情更加易于在居住区内扩散。当前武汉市区的住宅以高层和超高层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住宅的层高近百米,每一单元的户数一般为120~150户,这就注定了大量人群必须共用电梯、门厅及地下停车库等通风性不佳的公共设施。即便在武汉市封闭小区之后,市民们采购和领取物资、处理生活垃圾及临时出行时依然难以避免人群接触,这也成为疫情防控中的一个长期性隐患。
另一方面,过于密集的居住环境也不利于长期居家隔离人群的身心健康。当前我国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65m2,武汉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更是不足35m2,且多数位于垂直密度极大的高层建筑内。隔离人员长期被封闭于狭窄且通风不良的小户型住宅之中,不仅因活动空间的不足而疏于每日的基本运动,还因室外场所的缺失而无法亲近自然,加上人类的社会属性也使得人际交际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而长时间缺乏交际易使人产生心理焦虑和情绪压抑。以上诸多有害因素的不断积累最终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当一座城市中数以千万的居民被同时封闭在家中一个月甚至数月时,整个社会群体的这一共性问题便会随着隔离期的不断拖长而慢慢凸显,因此在武汉市疫情结束之后针对市民的心理疏导工作将极为重要。
1.快速应急医疗设施的储备不足及快速应急医疗体系的层级不清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之初,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医院是武汉市应急医疗体系中的唯一层级。多数怀疑自己出现症状的患者更愿意选择到大型综合性医院甚至是三甲医院直接就诊,而不愿选择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的基层医院,这导致了武汉市的各大综合性医院人满为患,进而导致院内的交叉传染,全市的确诊人数也很快超过了各大医院所能够收治的极限。在全国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北京的“小汤山”模式对于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武汉市早期的应急医疗措施基本考虑为复制北京的“小汤山”模式,并加紧开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但是本次疫情的发展速度显然被社会各界严重低估,毕竟“非典”期间北京的全部感染人数仅2521人,甚至不及武汉市在2020年2月中上旬1天内的感染人数,而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全部床位也基本仅能够容纳当时武汉市1天新增的感染者。由于医院床位不足,当时武汉市采取了无论轻症还是重症患者均居家隔离并等待床位的政策,导致了部分重症患者的病情被拖为危重甚至死亡、部分轻症患者的病情加重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居家隔离的政策还造成了大量家庭成员之间的聚集性传染,且确诊患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收治,在其外出的过程中又继续将疾病传染给了更多健康人群。在以上的疫情防控阶段由于仅有定点的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作为应急医疗体系中的唯一层级,不足以有效应对疫情发展中的各类变化,从而也未能控制感染人数的持续暴增。
自2020年2月中上旬以来武汉市逐步改变了疫情的应对措施,以多层级的应急医疗体系取代之前单一层级的应急医疗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批方舱医院的新建。由于武汉市对于快速应急医疗设施的储备不足,方舱医院采用了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建设思路,由现存的体育馆、会展中心等简单改造而成,因此可在1~2日内建成一座拥有数千床位的简易医院,以满足大量轻症病人的收治需求。方舱医院的大量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了武汉市定点医院床位不足的困境,自此武汉市才逐渐做到了对于确诊病人的“应收尽收”,从而得以控制疫情的发展。从这一阶段开始,武汉市的应急医疗体系由单一层级转变为4个层级(图7),并由此实现了全部病患的分类管理:第一层级为定点的基层医院,负责确诊疑似病患;第二层级为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医院,负责收治确诊的重症和危重症病患;第三层级为方舱医院,负责观察和收治确诊的轻症病患;而大量的集中隔离设施则作为第四层级,负责收纳已出院病人并继续观察14天。
一方面,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等作为快速应急医疗设施在本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不仅满足了“平疫转换”的多功能使用要求,还实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低成本快速响应,但是被征用的体育馆、展览馆等在原本的设计过程中并未进行临时性医院改造的考虑,因此当前存在着诸多使用弊端及安全隐患。首先,方舱医院在排水和通风两方面无法满足其作为传染病医院的设置要求,这导致了难以及时有效处理院内的污染物,使得病患之间容易再次发生交叉感染。其次,方舱医院的盥洗设施严重不足,卫生间只能设置于寒冷的室外,院内也不具备供暖条件而只能采用电热毯代替,这使得患者在方舱医院中难以保持自身的清洁卫生及做好防寒防冻,对患者的康复十分不利。
另一方面,方舱医院作为大规模收治轻症患者的应急医疗设施,坚持“就近收治”的原则可减少运送病患途中所容易发生的交叉感染,同时也可节约大量的运送成本。因此,对于感染人数较多的中心城区应在必要时期加密此类应急医疗设施的布局,而远城区则适合于以各人口聚集点为核心分散布局,从而保证其在市区和远郊均可拥有合理的服务半径,最终提高“就近收治”的工作效率。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面积也处于大幅度的扩张之中,即所谓“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目前多个远城区已融入了城市的整体开发,并与市中心连为一体,与城市扩张相呼应的则是武汉市当前产业布局的集中、大量“睡城”的产生及由此而导致的高流动性和远程通勤需求。相比于分散式产业布局,集中式产业布局更有利于资源的整合,也提高了城市的运行效率,但是城市中跨区域的远程流动量大幅度增加(便捷的轨道交通网络提高了流动的效率),加快了疫情在城市中的蔓延速度。
区域间的高流动性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加快,短程出行规划的友好性不足也同样有可能促使疫情在局部范围加速传播。一般而言,出行距离在3km以内被称为短程出行,对应目前国内所提倡的是“1km步行、3km骑行” 的绿色零能耗出行方式,且步行与骑行的人群增多意味着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拥挤在密闭空间里的人群减少,从而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疫情的扩散。但是当前武汉市的城市慢行系统规划较为欠缺,市中心多数地段缺乏融合于城市绿地系统的宽阔步道,部分地段甚至存在着“雨天污水横流、晴天尘土漫天”等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给予行人的步行体验十分不爽。此外,武汉市的中心地段多缺乏专业的自行车道,这导致了骑行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武汉市短程出行规划的不友好性迫使多数市民在短程出行中依然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这在增加了其拥挤程度的同时也必然加快疫情传播。当前城市中对于短程出行需求最为旺盛的是老年人群,而老年人在本次疫情中易感且易发展为重症,因此为老年人营造健康的出行环境,使之减少与外界人群的接触,对于控制传染病的蔓延非常重要。
此外,当前城市普遍缺乏对于“缓冲空间”的合理规划,“拥挤”成为城市发展与繁荣过程中的常态,也是高效率经济模式在城市生活的投射,并且不断引导着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方向。被贴上“快节奏”标签的城市空间往往缺乏足够的绿化和开阔的场所以稀释熙攘的人群,强中心化理念影响下公共建筑的集中性布局及对于规模的盲目攀比更是促使了人群的局部聚集,从而间接加快了疫情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