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空间格局是韧性城市的基础。一方面,城市发展方向的选择,以生态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为基础,确保野生动物的生境免遭破坏,避免其向人类栖息地附近聚居,传播病毒。1998年的马来西亚尼帕病毒疫情爆发,正是由于蝙蝠长期栖居的森林被人类破坏,迫使蝙蝠迁移到森林边缘的果园觅食,它们啃食过的水果掉落在地面,被附近养殖场的家畜食用,导致家畜被感染,继而传播给人。另一方面,空间布局根据当地风向,预留城市风廊,加快城市内部空气的流通速度;规划有机联系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改善大气污染,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发挥优质环境对公众健康的积极作用。同时,以康体活动空间引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特殊设施( 即卫生风险类设施),是城市格局中的风险点。例如,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位于人流集聚区且紧邻火车站,这一区位条件加快了病毒的蔓延速度;又如,马来西亚选址在蝙蝠栖息地附近的养殖场,无意中成了尼帕病毒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社会的媒介。
这些惨痛的教训启示人们,对养殖场、活禽市场、屠宰场、污水处理厂、垃圾场等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的特殊设施,在空间规划中需充分考虑潜在的健康风险,谨慎处理其与人口密集区、交通枢纽的相对隔离问题,并联合卫生部门对选址及周边环境进行充分调查论证,从而制定应急措施。
“分区接诊,集中诊治”可以减少远距离就诊和大量疑似病例在大型综合医院盲目汇集造成的交叉感染。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医疗设施分布不均以及基层设施不达标的弊端,分区分级按照人口情况完善各类医疗设施布局,提高服务效率与能级。
发热门诊的设置不仅要考虑人口密度,还要综合权衡各片区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情况、区位特征与感染风险。同时,结合防疫部门的分析,对于高风险地区,优先进行设施补救。
医疗设施紧缺是疫情之下的最大痛点。SARS 疫情期间,北京紧急新建了“小汤山”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武汉临时建设了“雷神山”和“火神山”应急医院,虽然缓解了紧张局面,但是这种“救火式”的建设也存在两种弊端,一是疫情结束后资源的闲置浪费,二是临时选址的被动性。
因此,规划需灵活考虑医疗设施布局,为应急性防疫设施的选址预留用地。结合基础设施条件,在设计中考虑备用诊区预留、功能置换( 如疫情期间的病患隔离区与平时的科研用房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例如,长沙仅用了72 小时便完成了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面积为1.41万平方米) 的改造,成为长沙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主战场。
疫情爆发期间,将其他公共设施改造成临时的防疫场所是一项有力举措,如体育馆、展览馆经改造后可容纳的床位数多,医疗护理流线短,使用效率高(图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展,武汉已经连续利用体育场馆建立数个方舱医院,通过盘活公共资源,逐步缓解医疗设施不足的现状。又如,香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就征用了2个康乐设施作为隔离检疫营。
从流动性方面看,韧性构建应当由关注城市转变为全域统筹。无序的流动性造成疫情的蔓延,但是高效管理下的交通物流却是防疫的有力支撑。医疗物资的运输和疫区居民日常用品的供应,以及医护人员的跨区域调配、患者的转送都有赖于高效的应急交通系统。
因此,交通部门需与卫生防疫部门、政府机构共同制定疏散路径、隔离方案和应急物流的管理方案。根据疾病的传播机理和不同地段的具体疫情,可划分区块,制定弹性的流通政策。例如,香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对人流集散地高度关注,采取强制性入境健康申报、加强高铁列车清洁等措施。同时,日本的灾害应急交通规划、灾害运输替代方案也值得借鉴。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辅助城市治理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一方面,运用大数据从现状监测分析走向动态预警,全面提高各类灾害风险的监测水平,并建立程序完善、动态开放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疫情防控决策的前瞻性;另一方面,利用人口分布、流动数据和疫情的蔓延地图,预测时空演变趋势,甄别高风险区和高危人群,辅助防控措施的制定。
同时,通过数据共享,跨区域联合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信息互通和应急资源保障合作机制,提高医疗人员和物资在区域间调配的科学性与高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