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北京街都府社区以居委会为主导,主要负责摸查居民健康现状,并动员社区工作者、在职党员参与健康社区治理。首先,居委会充分利用该社区党员和社区工作者的数量优势,积极调动社区内部民间力量,组建专业治理队伍参与社区疫情排查。其次,采用“微治理”模式,提高组织管理化水平,健全社区“微服务”体系。社区采用网格化管理,划分6个社区健康支部网格,在每个网格支部分别安排社区医生、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组成“社区力量三人组”(图2),上门走访网格居民,及时了解居民需求并反馈至居委会,该模式得到了广东省卫健委的高度肯定。最后,对流动人口进行差异化管理,进行健康监测与评价。居委会按照越秀区的要求实施防控工作,为湖北来穗人员分发含健康服务卡的《致广大来穗的湖北、武汉朋友的一封信》,并派“社区力量三人组”上门对相关人员的健康情况进行监测排查,主动为湖北来穗人员发放建档立册二维码,引导居民主动上网申报健康状况。
在社区治理的语境下,第三方组织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中立组织,一般由不同知识背景但追求共同利益的人群组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以协调和监理为手段,合理平衡各方利益。社区中常见的第三方组织有社区有限公司、基金会等。本文以广州市社会服务发展促进会( 以下简称“社促会”) 为例探讨这一模式。
社促会作为链接居民和社会组织—企业的桥梁平台,在疫情期间,不仅发挥自身价值帮助社区中的弱势群体,还联动更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防治工作。
社促会的社工站协助居委会工作,为社区居民尤其是居家隔离人士和部分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线上线下的社区服务,解决物资匮乏等问题,优化了社区服务功能。例如,在黄埔穗东街,社工线上对湖北来穗人员及有关接触者进行每日电访慰问和心理疏导,线下则有针对性地解决线上沟通所收集的居民需求,如联系医生为有需求的居民上门服务,为独居老人申请生活物资紧急援助等。
社促会联动多方社会力量,向企业和社会征集社区工作所需要的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与生活物资,如广州市慈善会为社工服务站购置防疫物资提供资金支持、爱心企业为居家隔离的居民提供午餐。另外,社促会还推动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制定《广州市社工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 第一版)》,倡导社工行业开展“广州社工红棉守护行动”,推动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治理要以人为本,满足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物资保障、卫生健康和社区安全等需求;疫情、物资调度等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协助居民实现有效的自我预警与防控。而这一切需要拥有专业治理能力或丰富社区生活经验的多元主体协作,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做出防疫响应。建构多方协作的社区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缩短时间成本,是推进社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目前,社区规划师尚未发挥一线作用,但作为社区治理的专业力量,应当承担起协助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在未来其可运用自身专业技能,为社区疫情防控建言献策,实现健康社区的科学化和高效化治理。
在协作工作中,居委会按卫生部门和街道的要求,在社区中组建社区疫情防救组织并组织和监督应急管理工作,积极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及时向上级反馈居民诉求( 图3)。在大多数社区中,第三方组织一方面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基础上参与治理,提供社区治理相关服务并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政府的社区治理工作;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中协助居委会工作,并深入居民群体,共享疫情相关信息,协调治理工作中的诉求冲突。随着协作进程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在居委会的支持下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内生性组织力量。居民个人是疫情防控的关键,应自觉居家隔离,配合应急管理工作,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增强其对社区防疫治理的认同感。此外,在部分社区,物业公司可在居委会监督下协助开展日常防疫工作,充当居委会和居民间的沟通桥梁,传递疫情信息和居民诉求。
在疫情预警、决策制定方面,仍需要专业力量的参与。社区规划师可运用专业技能,在健康社区评估、初期决策和协作沟通方面为健康社区治理提供专业建议。例如,利用LBS大数据精准预判传染病传播的时空趋势和评估社区感染风险,进而为疫情监测预判、人员识别与分类管理、信息发布等提出建议,辅助决策;协调社区间需求,科学划定物资和公共服务供应的服务半径,并提供均等化、全覆盖的临时物资和公共服务供应点空间布局方案;在充分掌握疫情空间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为居民的必要性出行提供路线规划,提供就诊点的最优选择,以降低接触性感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