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应上海——都江堰对口援建任务和四川地区的援建工作需求,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同济院) 抽调骨干技术人员于成都正式设立了“西南规划所”,这也是同济院走出校门、扎根地方的第一个驻地实体化工作部门。援建规划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任务分解式的规划要求,既要从行业技术高度谋划长远发展,也要深入一线反馈基层的民声意愿,更要全程跟踪确保规划的实施落地。援建规划的每一个任务都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挑战,编制成果提交结束则意味着更重要的长效服务周期的开始。2008年至2018年,同济院参与了《都江堰灾后重建总体规划(2008—2020)》、《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四川省都江堰市壹街区综合商住区详细规划》等数十项重点项目,也正是因为参与相关项目以及技术团队在川的长期驻地,同济院开始了全过程、在地化的规划工作实践,为各项工作的长效在地服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至此,同济院“在地服务”规划设计的发展模式与工作机制应运而生。
通过一系列对口援建规划项目实践,同济院形成了成熟的“在地服务”规划模式,以下将通过在川援建规划的重大项目和工作阶段为例(表1),详述同济院“在地服务”规划设计的发展历程,总结同济院“在地服务”规划模式的发展经验(周俭,2018)。
“在地服务”规划模式的流程创新
——全程长效的规划跟踪
传统的规划只是应对独立的个体项目,从项目立项、设计、建设到投入使用,规划院只是片段式地介入前期设计工作,在有限时空内对多工种配合的复杂性、生活使用的长期性等不能把控,片段式的以单独项目规划为主导的工作流程不能适应援建工作要求。因次,自映秀镇重建规划开始同济院即推动以流程总控为代表的在地服务模式的实践,通过建立指挥部机制统筹各项任务,构建规划实施评估机制来不断校核与调整规划方案,以此完善长效的在地服务。
映秀镇处于“5·12 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各项规划重建工作环环相扣,全部建设项目必须满足“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的总体要求。同济院将“小镇”作为映秀镇的重要定位,以小镇生活、生产空间的重建为目标展开规划建设(肖达,2014)。镇区的建设以尺度宜人的街巷系统、多样的街区公共空间、多种建筑风貌的街区为导向,为映秀镇的羌、藏、汉文化的恢复提供了空间,为映秀居民的民俗生活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场所,突出文化传承与融合。
为全面高效地推进映秀镇的重建工作,同济院组织各专业学科力量,统筹规划、道路、市政、建筑、景观、文化等跨学科专业力量,实践了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建设的全过程规划机制。为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同济院与映秀镇重建工作组共同组建了高效的行政管理机构——重建指挥部。重建指挥部主要包括咨询系统、规划系统和决策执行三个工作系统,每个系统分工明确。同济组成以周俭院长和总师领衔的顾问团队,兼顾三个不同的分工角色。咨询系统的工作重点是对重建涉及的项目进行前期的规划咨询和策划;规划系统的工作重点是从专业的角度编制方案,并协调建筑、市政、景观等其他设计团队,保障规划设计方案的连贯性和可实施性。决策执行系统的工作重点是在规划落地、后期施工方面辅助政府进行必要的决策,保障各项工作按照规划实施落地。
这个规划领头、多学科联合设计的工作机制,保障了各个项目的前期规划、方案设计、项目建设到施工监理、问题反馈、现场调整的一条线管理,节省了大量的多部门协调和决策研究的时间成本(夏南凯,乔玮,2008)。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机制下同济院实施完成援建项目55个。其中《映秀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获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汶川县映秀镇中心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获得四川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不同大师设计的建筑作品也在一个空间中“和而不同”地互相包容,包括了吴良镛院士主持的映秀镇七一中学设计、何镜堂院士主持的震中纪念地和映秀镇中心卫生院设计、周福霖院士主持的抗震新技术应用与展示、郑时龄院士主持的综合服务中心设计、贝聿铭主持的青少年活动中心设计、保罗·安德鲁主持的学术交流中心设计等。
在映秀镇全部重建项目建设完成后,同济院团队持续跟踪当地居民的生活反馈和政府部门的政策要求,不断完善规划后续服务工作。2013 年4 月,在重建完成三年后,同济院对《映秀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进行了规划实施评估。其中对映秀的抗灾防灾系统、居民生活幸福感指数、产业发展这三个与当地居民息息相关的方面进行了重点评估,并完成《映秀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2013 年)》,为映秀镇未来进行总规修编以及其他下位规划的完善调整提出了宝贵意见。
2018 年是“5·12 汶川大地震”的十周年,同济院组织了“5·12 震中城镇回访暨重建十年转型发展研讨会”,于5 月14 日再次对映秀镇进行了灾后重建工作的回访(图1),并对映秀镇灾后重建规划及重建完成后十年的发展情况再次进行了规划评估。这次评估重点针对建设项目和小镇人群,以求对特殊时期的重建规划编制和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和研讨。

图1 同济专家团在都江堰回访
Fig.1 Tongji expert group revisiting Dujiangyan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都江堰市柳街镇在“5·12 地震”后新建了一批村民集中安置点,镇域内还存在300 多个散居院落,其中金龙社区黄家大院是其中之一。2014 年成都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同济院承担了“黄家大院美丽乡村试点”的规划编制工作,这也是同济院乡镇规划层面技术积累的运用实践和具体延伸。
乡村规划不同于城市规划,没有村民的积极参与,只会导致“乡村运动村民不动”的结果(孙莹,张尚武,2017)。同济院在规划中以本土村民的视角审视乡村发展,从“空间规划”转变为“家乡营造”,既要承担规划的编制任务,也要为具体建设提供技术决策,同时还要担当乡村建设协调的责任。
通过对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等方面的思考,并与当地政府、企业、村民多轮交换意见,确定该规划的主要具体方针:经济发展方面,打造2 个精品项目——西林书院(“村民+企业”模式) 和川江庭院火锅(“村民+村民”模式),打造民2个民宿酒店,建设大小“景点”20 余个;通过乡村旅游功能的植入,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60余个;从土地流转、农产品销售、服务报酬、民宿、机动车停车、自行车租赁等方面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环境提升方面,利用当地乡土材料和乡土植物,从当地环境中吸取设计灵感,向村民学习建设智慧,全方位提升乡村环境。
黄家大院的整治建设是生态、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在空间载体中的具体展现。规划的编制思路、技术方法受到当地政府、企业、村民的普遍认可,并获得成都市级层面的学习推广。
2009 年都江堰翠月湖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任务正式启动。同济院在实地调研考察后发现,镇区增量土地存在大量川西林盘,以林、水、宅、田为主要要素,由居民住宅、高大乔木、竹林、河流及外围耕地等要素有机融合构成。为保护和利用成都平原特有且在全国具有唯一性的川西林盘,同济院在该项目中首次提出保障城镇生态底线,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的设计理念。规划以林盘原有建设用地为基础向外扩展,以河流水系为边界,确保规划层面对生态用地的底线保护,最终形成斑块状的建设用地为主、灌区水利设施环绕的“大型林盘”。这一规划理念强调了对农业要素和生态要素的保护利用,在当地获得极高评价,并陆续在都江堰市柳街镇、石羊镇、天马镇等川西城镇的总体规划中应用实践,形成同济规划特有的川西灌区设计理念。
通过驻地服务规划,同济院一直持续着对灌区城镇发展布局模式的研究探索,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的同时,同济院不断探索创新、深化完善以生态本底控制建设用地的灌区城镇规划理念。2017 年成都市总体规划“西控”的总体要求背景下,同济院针对都江堰规划进一步提出“双优双限、双提双升”的城市发展战略,并牵头联合日本东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启动都江堰精灌区聚源特色镇发展区总体规划项目。项目全面研究整理了近十年来灌区水系保护、林盘修复和特色镇建设,从常规的城镇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升为集特色镇规划、林盘保护修复、精灌遗产景区控规、精灌遗产景区核心区修规及精华灌区申遗研究为一体的灌区综合规划研究,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和灌区配套工程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做出了积极贡献,所展现的创新精神也得到地方的充分肯定。
“在地服务”规划模式的视角
创新——角色转变的规划体验2010
2010 年同济院将西南规划所提升为都江堰分院(现成都分院前身)(图2),分院当时是同济院唯一的驻地规划设计部门,办公点设置在都江堰壹街区内。规划师日常以居民的身份生活在壹街区内,有机会切身体验规划方案的得与失,并和规划管理部门、壹街区街道管委会一起,不断完善各项后期工作。同济人通过规划师的长期驻地服务和对规划项目落地的深度体验,加强设计单位与当地政府、规划师与当地居民的充分交流,实现了规划设计方案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及居民生活习惯等的契合。

图2 都江堰分院成立挂牌仪式
Fig.2 The establishment ceremony of the Dujiangyan branch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壹街区”是上海市与都江堰市合作修建的灾后重建重点工程,也是上海援建都江堰灾后重建的第一个功能完整的成街区建设项目。从2009年2月筹备到2010年8月交付使用,项目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同济院从项目初始策划到施工交钥匙全程参与,在壹街区设置了驻地工作团队(即都江堰分院),包括建筑设计、景观设计、道路桥梁、基础设施等共20支设计团队,全方位参与壹街区项目规划设计到管理维护等工作。
壹街区的规划设计结合都江堰的城市特点,以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为参照,提出了“小街区、密路网、注重街道和转角空间”等一系列规划设计理念,以“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周俭,2010)。现状河渠的保护设计也是壹街区的重要设计特征,但是实际施工后,河渠与道路存在较大的高差。考虑到行人安全,在壹街区居民亲身体验后同济院出资支持地方修建了道路两侧景观水渠的栏杆,栏杆样式设计及施工保持与街区内其他区域统一。同样,同济人结合驻地的生活体会,提出了路边停车带的划分、公共厕所的布点、停车楼转型生活超市等一系列规划调整工作,并在地方的支持下实施完成,得到壹街区居民的良好反响。壹街区的设计理念和建设模式在都江堰得到广泛应用,如壹街区周边的双槐安置点地块(占地约3.72hm2),无论从建筑样式、外观风貌、设计手法等都壹街区做到了协调统一。2015 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小街区规制”理念,2016 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都和壹街区的规划理念不谋而合,凸显了同济院设计规划理念的前瞻性和实践工作的创新性。
壹街区的规划建设经验对同济院的规划设计工作模式具有参考意义。长期的驻地服务及规划师视角的转变,使得规划成果与当地文化、经济、社会乃至居民生活习惯相匹配,未来同济院规划师也将会继续加强驻地体验,以满足当地居民需求作规划的重要导向之一。
2007 年6 月,国家正式批准成都市设立国家级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 年成都在总结城乡规划实践的基础上,首创乡村规划师制度。同济院以先进的乡村规划技术积累和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积极参与成都乡村规划师工作。截止2017年,同济院先后参与了三个镇(大观镇、中兴镇、翠月湖镇) 四个批次的乡村规划师工作,期间共提交规划项目修改意见、乡镇发展建议、具体技术决策等文件100 余份,为成都乡镇地区的规划建设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同济院乡村规划师即是派驻乡镇的规划编制技术把关者(对乡镇各层级规划和建筑项目的技术审查),又是乡镇发展的建议者(对派驻乡镇提出理性发展建议),也是建设实施的协调者(对具体建设项目的具体技术指导),同时是乡镇发展问题的反馈者和研究者(基层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馈回上级部门)。乡村规划师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当地乡镇的规划从规划编制——规划管理——规划实施的科学性、延续性(张尚武,2014)。乡村规划师通过长期派驻掌握了基层情况,为基层提供规划技术支持,让规划和建设项目能够解决基层居民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坚守规划建设的底线(如生态保护底线、历史文化保护底线),对不正确的规划实现“一票否决权”,最大程度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2016 年5 月简阳市由成都市代管,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文件(成委厅[2016]71 号) 提出确保到2017 年简阳市89个省定贫困村全部脱贫,2018年全面融入成都市高标准扶贫开发进程,并提出精准扶贫规划编制要求。同济院主动请命,派出工作组入驻简阳,参与了简阳市2016 年第一批次郭家祠、石马井2个村庄的扶贫规划编制工作。
因简阳市原有规划基础较差,规划从业人员缺乏,为充分了解村民需求,有效提升规划质量,同济院按村派驻驻村规划师,对相关村庄进行“一对一”帮扶指导,并走访所有贫困户家庭,了解致贫原因。在整个过程中,驻村规划师一方面“吃住在当地,感村民所感,提村民所需”,将村民合理诉求通过规划手段进行落实完善,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民了解上级各项扶贫政策,转变村民坐等救济款的思维。
通过驻村规划师模式,有效帮助当地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同济院探索创新的精神受到广泛好评,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简阳市2017年第二批次谢家祠、艳丰、船板沟、塘坝4 个村的扶贫规划工作。
“在地服务”规划模式的组织
创新——应对需求的规划组织
从2008 年到2018 年,同济院从目标明确的援建规划向需求多变地方工作重心转型,在地服务规划模式也不断完善。从本质上来看,“在地服务”规划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从项目服务转向平台服务,通过“在地”方式全流程深入到地方规划建设工作中。因此在地服务需要驻地的实体支撑,也必须通过人员配置本地化、技术特点本地化、服务需求定制化来实现。根据“在地”服务的需求,同济院总结出“三个一”的规划组织实践经验,即“工作站+工作营+服务库”的组织机制。
不同于传统的根据单个项目来组织团队的规划组织方式,工作站更关注各项规划设计的落地实践,根据服务内容时间跨度长、服务对象地域属性强的特征来组织“在地服务”的规划团队。2008 年开始驻地服务的成都分院就是在“驻地工作站”这种组织创新思路下的落地实践。
3.1.1 团队组织本土化是工作基础
地域性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要素是决定规划成败的重要因子,传统的团队组织工作内容往往涉及面广、深度不够,不能沉入地方和聚焦视野,需要具有地方思维方式的团队和人员来实现地方特质融入规划方案。同济院推广驻地工作站人员的本土化发展,除了吸引同济四川人才回家乡工作外,更加强与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等地方院校合作来培养和引入优秀人才。同时通过总师邀请讲座、学术专题论坛、设计师轮岗等多种方式交流互动,以及技术审查打分制、项目跟踪回访制、人才的定岗/定级制等管理细则,全面、无缝对接总院ISO 体系,实现团队本土化与同济标准的契合。
3.1.2 技术组织先进性是技术保障
同济院秉承“求精、做实、解难、创新”的工作精神,从传统的“学术创新——项目规划”向“学术创新——项目规划——地方实践”工作模式深化演进,突破规划项目局限,不断把最新的前沿理念和先进技术标准输送到地方。相应地,驻地工作站不再是简单的项目设计团队,更是一个联系行业与地方的平台。从2008 年到2018年,成都分院走出了同济院驻地工作站实践的第一步,形成了成熟化、常态化的驻地工作模式。2018 年3 月同济院第二个驻地工作站——同济雄安分院在新时代背景下也应运而生,驻地工作站的作用与理念也必将得到提升和完善。
工作营是在工作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主题在一定时期内设立相应的阶段性工作团队。和工作站要求的驻地、长效特点相比,工作营时间短、主题明,更关注创新思路的提出,为后续的项目深化工作提供可能性。
3.2.1 团队组织方式灵活多元
工作营的设立依据实际工作需求和地方统一部署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举办。每期工作营团队工作时间约10—20d,后续深入规划设计阶段的时间依工作内容另行确定。每个工作营期间确定一个或多个不同议题,多个工作组并行工作,可由不同科研院校、设计单位等多个团队参加。工作营结束时,于规定的时间节点向组织方进行工作汇报,确定各议题基本思路和解决方案,以便后续的团队工作。
3.2.2 技术组织需求分类明确
每期工作营要解决的主题任务应地方诉求不同而有区别,具体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任务是顶层设计型;即为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等重大领域、紧急任务与事项进行政策与规划方面的研究与分析,全方位提供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与思路,供地方政府决策。第二类任务是规划策划型;即为近期有计划推动发展的重点区域,提供前期研究咨询服务,编制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为后期设计工作安排、建设项目立项、资金落实提供决策依据;为问题集中的城市系统进行研究,编制专项规划。第三类任务是建设项目型;为近期有计划建设的具体项目,提供包括规划层面、建筑层面、景观层面的设计总控管理工作与具体设计工作。
结合同济院在过去10年积累的工作营经验,近期的潮州《南门十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规划》工作营、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工作营、雄安容东新区街道导则工作营等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结合驻地工作站、主题工作营的工作实践, 进一步明确从理念—— 规划——实践——服务的工作内涵到外延的拓展,同济院建立了发挥“在地服务”的优势、基于九大类服务类型的一套精准服务地方发展需求的一揽子服务库(表2)。
表2 在地服务项目配置表
Tab.2 Local service project configuration tab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从2008 到2018,同济院“在地服务”的规划工作一直在持续和完善。作为一种规划模式和工作理念,“在地服务”既是同济规划近10年来的四川灾后援建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规划行业拓展服务的重要方法,以“在地服务”为具体抓手和路径,由传统的项目服务转向更为全面的平台服务(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十三五规划,2017),将成为规划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通过10年的在地服务,同济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在地服务规划成熟经验。其中,“在地服务”规划模式的核心是从项目服务转向平台服务,通过长期驻地为地方发展提供全流程服务,如映秀镇重建规划中推动的流程总控模式,以指挥部机制统筹各项任务,并在后期通过规划实施评估机制来提升在地服务的质量。其次,通过驻地规划师制度,实现规划参与者与居民体验者的身份转换,通过规划师的长期驻地服务促进设计单位与当地政府、规划师与当地居民的充分交流沟通,实现规划设计方案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协同一致,满足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当然在地服务需要体制机制保障和实体支撑,为此同济院形成了“工作站+工作营+服务库”的在地组织机制,通过人员配置本地化、技术特点本地化、服务需求定制化来夯实在地服务的基础(周俭,2017)。“在地服务”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理念与模式,必将随着同济院的脚步在四川、新疆、云南、贵州等地的援建规划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不断得到实践与完善。
黄震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分院副院长兼副总工
肖达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博士 注册规划师 教授级高工
周俭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院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