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公园的兴起
2.主要作用
3.量化价值
4.公园开发
5.选址和改造
6.设计影响
7.发展中的艺术品
8.公园道路和公园系统
9.公园管理
10.融资和治理
11.公众力量
12.可持续发展:成功的关键
公园开发是否有效取决于决策,通常需要许多人长期的谋划。例如,芝加哥居民数代都在开发他们的湖岸区,勤耕不堕,使得那里成为超凡脱俗的公用场地。其中的景观并非生于偶然,而是决策的产物。这些决策是19世纪的设计原则、公共政策以及开发和管理策略的反映。公园那时候便已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部分。
本章提到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罗伯特·摩西两位,则是世界上涉及公园开发次数最多的个人规划者之一。两人的公园开发和决策方式大相径庭。
奥姆斯特德公司作为设计和施工监理,为遍及全国的个人、公共机构、墓地、公园、公园道路、操场和城郊社区等提供园林设计服务。
摩西虽然为数座城市出谋划策,但无论是他还是其属下和顾问主要还是负责纽约一个州。作为长岛的纽约公园委员会的主席(1924一1963),摩西建造了15座大型公园和175英里(合282公里)公园道路。
1934-1960年任纽约公园委员期间,摩西购买了2.02万英亩(合8175公顷)开放空间,建造了15块大型游泳池和658座游乐场,并在1英里(1.6千米)市属海滩的基础上增加了17英里(合27千米)的公共海滩。
而两人在人为开发公园方面的共同之处是:都不是简单套用公式演算正确答案。通常情况下,公园规划者会以公式求出事物应有的状态——即人们常说的“需求分析”技术——然后对不符合实际的求算结果说不。
奥姆斯特德和摩西也对开发的目标英雄所见略同:建造便捷可达的公园,设计独特便利的交通系统,确保可供游客欣赏的景点和开发可供几代人使用的设施。两人都认为公园开发应着眼于未来几代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诀窍。
然而,两位规划者之间的背景及决策方式存在诸多的差异。
奥姆斯特德是美国公园鼻祖,与很多客户建立了私人咨询的业务关系。摩西则让我们了解到,在购买资产,实施开发规划和监管公园的管理与维护单位时,政府官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通过实践领会到,公园开发应当与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能力和人力并行。
奥姆斯特德主张尽可能用公园林荫大道把公园和附近的居民区连接起来。摩西建立起连接地区公园的汽车大道。
奥姆斯特德为游客设计了独立的车行道和人行道;摩西则为汽车设计停车场和在人行道上铺设耐磨材料。
景观在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公园里本身就具有吸引力。针对不同的使用人群,纽约州布法罗市卡泽诺维阿公园(Cazenovia Park)的草坪被成组的树木隔成独立区块,在不同的时间发挥不同的作用。居民可以到路易斯维尔市易洛魁公园(Iroquois Park)的圆丘(Burnt Knob)顶部欣赏美景,也可以到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和希望公园的湖里划船。
摩西并不认为,仅仅是游客友好型的景观就能满足20世纪公园利用者的需求,因此他增加了游泳池、滑冰场、动物园及其他的大众娱乐设施。20世纪30年代,仅在中央公园一处,他就在奥姆斯特德原来的设计上增加了20多所游乐场供儿童玩耍。
公园不只是应运而生,其开发也涉及了选址、改造和设计等很多决策层面。然而,无论新建还是原开发资产的适应性娱乐利用,公园均是应对公共需求的手段。随着公共需求越来越大,需有人规划和购进土地建造具有良好通达性的公共休闲场所。因此,成功的公园开发不仅要把设计原则和艺术效果与选址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且要令公园开发成为整体城区规划的一分子。
史上的公园开发有的在恰当的时候处理了这些问题,有的则时机选择不当。不同的应对反映了人们对私人地产和场所的态度更改、对使用者主人翁意识的利用以及对周边社区的需求;还说明了公园建造者的个人技能。然而无论具体如何应对,公园开发都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交错在一起。
本章讨论了城市规划师和政府5种利用公园促进城市化的方式:回应公众对公园的需求;预测未来需求;为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把握兴建公园的公关投资机会;把公园作为二次增长的主导框架;抓住时机充分利用适时的公园兴建资源。
当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设计中央公园时,美国尽管拥有几百万公顷的闲置土地却没有一座公园。不久之后,全国其他大城市也开始效仿纽约,购买土地兴建公园。150年后,纽约的公园面积占了全市面积的26%,旧金山则占了18%,波士顿16%,费城13%。
有人会认为这么多的公园用地已经足够了。如何确定多大的公园用地面积够用呢?20世纪大多数的公园专家们都认为,每千人应有10英亩(合4公顷)公园用地。以曼哈顿为例,2006年该区的人口为1611581人,按照上述标准,曼哈顿应当有16116英亩(合6522公顷)的公园用地面积——比全岛的总面积14870英亩(6018公顷)还大。
这一不合常理的计算结果证明,仅凭统计数据分析需求是不具可行性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因此,人口统计和可达性计算并不是决定某个区域应备公园面积多少的唯一方法。另一做法是计算出居民前往公园的最小距离。
仍然以纽约为例,如果按照下面标准计算,纽约将面临公园用地面积不足的问题(见图):5英亩(合2公顷)或以下休闲场所的服务距离为0.125英里(0.2千米);5~20英亩(合2~8公顷)的休闲场所服务距离为0.25英里(0.4千米);20~50英亩(合8~20公顷)的服务距离为0.375英里(0.6千米);大于50英亩(20公顷)的服务距离为0.5英里(0.8千米)。
可这种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去掉墓地、发电厂、机场和厂区,“所需”的公园面积便会缩小。大片仍不属于公园面积的区域里分布了整座城市的80万户私人住宅或合租户,其中大多数都有后院。
实际上,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纽约只有很少的社区缺乏公共休闲空间。此结论并不出人意料,因为纽约的公园面积已经很大了。
公众对公园表现出的热情是公园开发的动力之一。通常人口越多,能感觉到的热情便越大。然而,最终使用者不仅包括现居住在公园附近的人们,也包括前往那里的游客以及未来的无数代人。
美国人口19世纪出现了飞速增长。19世纪中叶,纽约人口为51.6万人,到1860年增加到81.4万人。当第一次把兴建大型公园提上日程时,纽约只有如下77英亩(合31公顷)的公共空间:炮台山(Battery)地区的7个公共广场和一块占地25英亩(合10.1公顷)公共绿地。
1851年,州立法机构把第65街北部沿线的东河边占地154英亩(合62公顷)的琼斯森林(Jones Wood)指定为新公园的园址。
3年后,纽约公园特别委员会决定放弃琼斯森林,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内的滨水区可以用来建造东河码头,拉动这一地区的经济。于是,他们选择了现在中央公园所在的地方。
该地区距原选址北部边缘有3.5英里(5.6千米),面积是琼斯森林的5倍。委员会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很居中,而且“地表高低不平和多岩石基本不能建房。”此地含135英亩(合55公顷)公有土地,那里当时是座水库。
该委员会的决策非常成功,原因之一是纽约人口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移民抵达纽约港);原因之二是该地比较居中,建在这里的公园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曼哈顿岛上居民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设计具有创造性。
在纽约中央公园周边兴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房地产开发热潮,证明了当时政府在“荒郊野岭”的大笔投资是明智之举。然而,无论他们的决策有多么英明(从其投资的大幅度升值来说),现在的投资和决策也不是满足未来人口对公园需求的唯一方式。
美国城市在建造公共绿地时,采用国家公园和休闲协会的标准,提出都市或农村社区需要的最少公共休闲场所面积。该协会认为“应当把标准当成指南”及“标准的运用要结合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
罗伯特·摩西则认为这些标准并不切合实际。他说:“公园面积与人口的确切比率根本无法确定……任何理性且实际的人都明白,这要取决于城市的实际情况。”
在公园开发上,罗伯特·摩西主张抓住一切机会,无论这些机会于何时何地出现。一旦失去机会,地产便再也不可能买回来了。决策时,他从不遵循固定的公式和理论,主要“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
比如,在大萧条期间,最极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公园而是就业机会的缺乏。这也是促使摩西利用新经济政策雇用工人解决公园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担任纽约公园委员会委员的前三年里(1934-1937年),摩西投入成千上万的人力修建纽约的公园。他从工程进度管理署和联邦政府资助的1700个工作救济项目的经济复苏计划中获得了1.36亿美元的资助。
1934年在他被任命为公园委员时,6.9万失业大军是个十分令人头疼的问题。有6000人被派遣清理灰土垃圾;另有2万人领薪水却不干活。为了把失业大军转化为可观的资产,摩西宣布他需要至少500名受过技术培训的园林和工程监理。有人建议他使用从事救济工作的员工,他拒绝了!
一周之内(包括离职威胁在内),摩西说服了市长、预算委员会和州政府为他拨发了用于购买工具、材料和雇用500位技术监理的资金。接下来的周六,他收到了1300个申请者的电报和来信。第二天下午2点面试才开始,而周一就有453位面试者接到第二天上班的电话通知。三年里,他们开发出265块游乐场、12个游泳池和8个高尔夫球场。
摩西通过抓住机遇取得惊人的成就。每当该城新建高速路、大桥、隧道或开发新住房时,摩西都能把公园用地很好地融入这些工程。比如,在新建布鲁克林的海滨公园道路时,他在滨水区和机动车大道间修建了步行休憩广场。
他认为公共政策为购买土地兴建公园提供了基本依据,于是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1924年,当州长任命他为长岛州立公园局主席时,便开始构想修建能够为纽约市民和长岛市民提供优美机动车道的园林系统。这个林荫道网将为各区域的市民逛公园提供便捷的通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东河上修的至拿骚县中央园道(Grand Central Parkway)的三区大桥(Triborough Bridge,现在的罗伯特·肯尼迪大桥)。
中央公园道路1931年开始动工。修建过程中,摩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清理散发恶臭的日冕(Corona)垃圾场。它在林荫道东边的弗拉兴湾(Flushing Bay)和肯津顿公园(Kew Gardens)间足足蔓延了2英里(合3.2千米),可能是美国文学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垃圾场了。
菲茨杰拉尔德(F.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是这样描述的:“那是个灰尘谷——在这个垃圾农场里,垃圾堆像绿油油的小麦一样漫山遍野,有的像屋舍,有的像屋子上的烟肉,时而还冒着浓烟。”
摩西最开始并没有找到消除这一环境毒瘤的好方法。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一群纽约人想通过举行世界博览会庆祝华盛顿就职总统150周年。这些人找到摩西征求意见。后者说服他们将可罗娜垃圾场作为场址,不仅为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找到并修建了会址,还成为组委会成员,完成了政府多年来都想完成的大事。
摩西为该地区搭建起完整的给排水系统(包括一个主污水处理站),修建了白石大桥(Whitestone Bridge,由后来的白石高速公路把白石大桥与中央公园道路连接起来),修建了全新的交通主干道,最后达到他的预期目的:把这块垃圾场改造成占地1255英亩(合508公顷)的弗拉兴草滩日冕公园(Flushing Meadows Corona Park)。
罗伯特·摩西认为 “公园开发应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尽管每个城市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难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但是每个城市在规划公园时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哪个地方最适合修建公园?要把所选择的地方改造成交通便利、用户友好型的公共休闲场所,还需要进一步拆除,改变或者增加一些东西吗?新建起来的公园应当如何与其周边区域形成互动?
有一个建公园的地方,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把此地建设成一个通达性很高而且实用的公园。有的地方面积太小,很难到达,或者很难在里面开展休闲活动,或者整理场地的成本太高。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认为新建公园的第一步是通过调查可能的选址,“弄清他们的容纳能力和局限性”包括形状,大小和地形条件以及“周边的人口数量和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未来几代人可享受到的便利和乐趣”。
1873年,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反对把位于曼哈顿哈莱姆西部边缘的悬崖部分改造成公园。他们向市园林局汇报说:规划中的晨曦公园(Morningside Park)“实际上不是”恰当的公园选址,因为这个地方太崎呕,不能开展休闲活动,土壤太贫瘠,不能种植树木。其余悬崖部分又太陡峭而不能划作攀登用途。在其看来,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建成安全规范的夜间活动场地”。
14年后,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着手完成此地的公园设计。再后来这个设计得到实施。他们在悬崖下面的平地上设计了可进行各种非正式活动的草坪,直到今天它们还被用作公共绿地。
虽然在设计时他们为台阶和“暗角”使出了浑身解数,确保各角落均能有充足的光线和避免给突然袭击的流氓造成可乘之机,但由于该地区的崎岖的地势和悬崖,还是未能成功塑造安全实用的晨曦公园。
在自然风光本来就很美的地方建公园可能只需要小幅度的改造。但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购买一块土地然后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是不行的。公园必须要有较高的可达性,要方便游客在里面行走和观赏,更要有可观赏的景点。
奥姆斯特德明白人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和出于不同目的前往公园:“有的人步行,有的驾车,有的人独自闲逛,有的人结伴而行,有的人选择走主干道,有的人则选择僻静的小径。”
他建议要建造高度灵活的场所满足不同的需求;因此应对园内各种目的地进行相应的改造。驾车来的人需要有停车位;步行或乘公共交通系统来的游客则需要有便捷的入园通道。如果要让公园利用者不破坏公园景观,就需要有道路、小径和公路助其直达目的地。大多数地块都需要在土方工程、建设和绿化上投入一定的资金,才能被改造成可用的公园。
在把自然地块改造成公园的领域经过30年的专业实践,奥姆斯特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设计的每个公园里,我们都能看出当地自然环境对公园修建方式的影响。有的公园,如路易斯维尔的易洛魁公园,只建了到达公园周边的道路和交通系统。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则属于完全重建类型的公园。
易洛魁公园的主景观是自然形态的:覆盖有厚厚植被的斜坡以及“焦丘(Burnt Knob)”海角美景。奥姆斯特德设计此园的核心理念是:保留并且向游客展示这些茂密的植被,在不毁坏自然景观的前提下使得游客观赏到焦丘的美景。于是,他设计了一条先爬山然后在山顶旋转一周再从另一条路下山的人行道和机动车道。
在设计易洛魁公园时,奥姆斯特德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有着丰富的公园设计经验。34年前,也许是因为经验相对比较少,他和沃克斯在设计中央公园时,几乎没有利用原来的自然景观和地貌特点。
然而最可能的原因是该地不适合建公园。在任中央公园监理的5个月里,奥姆斯特德充分认识到了该地的特点。他对此地的形容是“崎岖,某些部分太崎岖了”。他还指出“这里鲜有平坦之地,斜坡都被突出的岩架切断了。”
把这块占地843英亩(合341公顷)的矩形(长0.5英里宽2.5英里)地块改造成实用可持续的公园需要大量“时间、劳动力和资金”。其土方规模与17世纪的那些精致的法国园林工程不相上下。
据奥姆斯特德计算,为修建中央公园,一共移除482.5万立方码(369.8万立方米)土方和岩石“或可装1000万辆马车的搬运量,如果它们一字形排开,可以绵延3万多英里。”
为了重新铺设了地下管道。在前五年的施工过程中,投入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和166吨火药,“挖穿了30万立方码的片麻岩和花岗岩,把3.5万立方码的岩石粉碎铺路”,使用“600万块砖、3.5万桶水泥、6.5万立方码砾石、1.9万立方码沙……和4万立方码肥料”,种植了27万棵树和灌木。
纽约中央公园完工后,奥姆斯特德写道:“在曼哈顿再也找不到一块土地,比这块地还难修建公园,比它花费的时间、劳力和资金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