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针对总规实施十年来,北京中心城边缘和市域外缘两个边缘地区城镇迅速崛起、突破城镇体系框架的现象,反思了快速城镇化阶段特大城市城镇体系的内涵和作用,并结合北京当前城镇空间发展的现状问题与特点,提出了优化完善空间体系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城镇体系 边缘城镇 等级关系 空间治理 北京 城镇体系作为城乡规划的“规定动作”,反映了一定地域范围内城与镇的等级关系,体现不同规模、级别、职能城镇间的经济社会要素连接方式。北京自1958年稳定行政区划后,历版总规坚持三级城镇体系战略构想,借此调配城市发展资源,优化城市空间结构。2004年版总规确定了“中心城—新城—镇”的市域城镇体系,作为首都发展建设的重要依据。然而,总规实施十年来,随着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镇空间体系却并未完全按照预设进行,突出表现为中心城边缘城镇与市域外缘城镇迅速崛起,突破传统均衡化、等级化的体系架构,造成既有体系“紊乱”,由此引发笔者关于快速城镇化阶段特大城市城镇体系问题的再思考。2、现象:两个边缘地区城镇的崛起突破既有的城镇体系框架
“中心城—新城—镇”的城镇体系,明确了以中心城为核心,新城作为次一级中心,并对下一层级小城镇进行空间与功能组织的等级关系,强化新城作为中心城的反磁力系统以缓解城镇向中心城过度集中。尽管新城建设有所成效,但与中心城的差距并未明显缩减,反磁力作用发挥有限。与此同时,北京对于优质资源的强大吸引也导致了与河北之间形成极端“核心—边缘”结构,京冀发展差距愈发明显。
2.1 中心城边缘城镇突破市域城镇体系结构,形成更大的中心区域
中心城边缘地区,即城乡结合部发展迅猛,以昌平东小口、北七家为代表,部分小城镇在建设用地和人口增量上均有大幅提高,已经显著超越延庆、密云等新城,建设用地扩张促成中心城向外不断蔓延,形成更大范围的中心区域。随着发展日趋成熟,此类小城镇逐步分担中心城的某些专业化职能,直接融于全球化竞争,与中心联系愈发紧密。此外,通过2010年全市居民出行调查可知,中心城边缘城镇与中心之间表现为典型的向心交通,两者保有强大的依附关系,而非按照三级城镇体系预设的与之所属新城形成密切关联,此类城镇已经跨越新城而直接与中心城形成联动关系。

图1 2000年—2010年中心城边缘地区人口变化情况以及与部分新城的比较 
图2 2003年—2010年中心城边缘地区建设用地增长情况以及与部分新城的比较
图3 2010年北京市居民出行分布分析(中心地区-边缘地区-新城)
中心城边缘城镇迅速崛起的主因是城市低成本扩张。北京是优质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流动的加剧,自然吸引外来人口涌入。但中心城内高昂的居住成本也迫使外来人口选择居住在边缘地区租金低廉的农民住宅中。这种人口聚集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服务的低端循环,进一步刺激了集体用地与产业发展需求,低成本用地扩张会逐步演变为紧贴中心城边缘地区的全域空间蔓延。此外,良好的区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地铁等)的支撑作用也是中心城边缘地区快速发展的有利动因。
2.2 市域外缘城镇突破省域城镇体系结构,对北京形成“围城”之势
中心城边缘城镇快速崛起的同时,市域外缘城镇也在迅速扩张。河北省的廊坊、三河、固安等县市的发展势头迅猛,人口、就业、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建设用地投放量等指标显著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部分市县甚至超过与之相邻的通州、大兴等北京市辖区,发展规模突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仅如此,市域外缘城镇普遍采用“贴边”发展策略,建设用地扩张紧贴北京行政边界,形成“围城”态势,对区域生态空间造成威胁。
市域外缘城镇快速发展同样受益于良好的区位条件和低廉的发展成本,这一现象在特大城市周边地区并不少见。北京在集聚优势资源的同时,也使周边县市分享溢出的公共服务与发展机会,越靠近北京,这种外溢优势越突出。此类城镇集聚虽然发生在外围,但对北京与外缘城市间的职住关系、功能组织与空间形态具有深刻影响。3、反思:既有等级关系鲜明的城镇体系构想不再适用特大城市地区
北京两个边缘地区城镇的快速崛起是伴随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联动效应,反映了“向心集聚”的客观规律,面对特大城市发展阶段及现实发展条件的变化,既有的城镇体系规划已不再适用。受到我国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以及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发展等级观念影响,现有城镇体系过度强调城镇等级,突出了自上而下(管理层级)、由大到小(发展规模)的单方向树状体系。然而,城镇发展事实上主要依赖于空间区位条件与禀赋,等级关系忽略了空间意义的体系设定并不能发挥预期的引导作用。随着城镇合作关系与职能分工的复杂化,特大城市城镇体系趋于“扁平化”,即在城镇规模扩大过程中,城镇等级淡化带来影响幅度的拓展,要素连接方式变得更加多元。正如北京现状的城镇体系关系,发展良好的镇已经跨越新城层级而与中心城联动发展,直接融入区域城镇网络。 
图4 等级明确的树状体系走向“扁平化”的复杂关系既有城镇体系构建针对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一亩三分地”,但随着区域内部城市协作关系愈发紧密,城镇之间形成彼此交融和渗透的关系,尤其表现在市域行政边界周边地区的跨界发展上。目前,北京与市域外缘的河北省城镇在空间形态上已经具有连续性,形成了具有共同劳动和住房市场的一体化地区。然而历版总规在城镇体系架构上并没有考虑与外围城镇的协调关系,尤其是相应跨区域协调机构的长期缺位,间接导致了市域外缘城镇用地发展失控。对北京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重视内部城镇空间组织与外围县市的有序对接,将跨界地区城镇纳入北京特大城市地区范围进行一体化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空间体系框架。 
图5 北京市域外缘地区的城镇发展造成的“围城”问题城镇体系构建的初衷是一套“规模—等级”模型,在生产、生活要素均等化阶段,该体系能够发挥有序组织资源调配的功效,也正因此,我国的城镇体系更多表现出计划色彩。而今,资源要素在市场作用下快速流动以实现优化配置,这种依靠等级与规模进行管理的架构显然存在弊病。城镇体系管理以明确各层级城镇行政区划为基础,给定相对明确的空间边界,而行政区划限制却与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相互矛盾,可以说,严格的城镇体系从规划提出的开始就圈定了城镇发展属性,遏制了城镇发展的可能性。4、应对:北京城镇体系优化——从体系管理走向空间治理
北京应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架构,明确空间优化的着力点。
首先,从空间治理角度出发,结合两个边缘地区城镇管控需求,按照城市空间圈层特点完善既有城镇体系框架,面向区域形成“中心城—近郊组团—新城—镇—跨界城镇群”的完整空间体系。增加中心城边缘的“近郊组团”和市域边缘的“跨界城镇群”,是为了明确未来空间治理的两个重点,为城镇空间优化管控提供完整架构。 
图6 构建全域一体的城镇空间体系其次,明确各圈层空间治理重点,制定差异化的空间治理策略,强化中心城从“边缘蔓延”向“挖潜整合”转变,市域“边缘围城”向“区域开放协作”转变。近郊组团作为市域空间治理重点,既要引导其合理承担部分中心城的专业化职能,也要严格控制建设强度,与绿化隔离地区的规划实施形成联动,坚持组团发展。跨界城镇群是区域空间协同发展的重点,在跨界协调机构的领导下共同划定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保障区域生态廊道的完整性、维护首都生态安全格局、控制城镇规模。同时,跨界城镇群作为北京未来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将优化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环境,推进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实现两省市城镇共赢。 
图7 分圈层制定空间治理策略快速城镇化与区域一体化作用下,特大城市地区城镇关系愈发紧密复杂,城镇空间演变也从结构简单的初级阶段走向网络化与“扁平化”的高级阶段,既有等级化、行政色彩明显的城镇体系难以为继。因此,未来的城镇体系优化调整应当尊重空间发展的客观规律,有针对性的搭建城镇体系架构,促成空间引导方式和重点的转变,从传统的体系管理迈向更加具体与适用的空间治理,进一步提升规划引导城市合理布局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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