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只有通过遗留下来的古迹展示自己的伟大。”(托马斯·维·列文,《摩天大楼和美国的欲望》)正如拿破仑一世的这句至理名言所说,古往今来的当政者都通过建造巨型建筑炫耀自己的权力。
建造巨型建筑必须投入众多的劳动力和高度的技术,非常适合向世人展示统治者掌握的一切。建筑评论家迪扬·司吉克指出,“在美景中留下建筑物的痕迹,和行使政治权力都是意志的体现,是互相依存的”(《巨型建筑的欲望》),认为建设建筑与行使权力的心理背景相似。巨型建筑和当权者,可以说是一对相辅相成的亲密组合。
巨型建筑象征的权力种类,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形态各异。
最初,这类建筑主要象征宗教权威。象征神灵化身的法老金字塔、连接地面与天堂的金字形神塔、天主教的哥特式大教堂、藏有释迦牟尼舍利的佛塔等,人们看到这些规模宏伟的高大建筑,就会暗暗地感觉到世上存在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国王和神职人员利用这些来夸耀自己的能力,从中获益。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巨型纪念建筑代表国家的威望。
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企业不断建设高层写字楼和住宅,高层建筑逐渐世俗化、大众化。代表这个时代的产业领军企业成为建造高层建筑的先锋。比如位于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和意大利的倍耐力大厦。它们都是汽车社会全面到来后应运而生的相关企业的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则是象征战后美国消费文化的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总部。1990年以后,充分获利于石油货币的国营或政府下属的能源企业,在中东、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建起了超高层大厦。
20世纪初,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国家打着激发国民自豪感的旗号,规划建设了诸如凯旋门、大礼堂之类的巨型建筑。冷战时期的苏联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和东德的柏林电视塔,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高层建筑是权力的象征,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
屹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心、方尖碑式的华盛顿纪念碑象征着美国的国家理念,也是各联邦的纽带。20世纪80年代,法国总统密特朗在香榭丽舍大街中轴线上建起新凯旋门,这同样是领导人将自己的影响铭刻于城市的纪念碑,和拿破仑一世以及拿破仑三世并无不同。
新的政治体制诞生之际,很多人通过拆毁象征过去权力的建筑物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正统性。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拆除象征旧体制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在其旧址上建起歌颂共产党的苏维埃宫殿。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将各地的天守阁作为封建时期的遗物,改作军事用地、行政设施,也推动了近代国家的发展。
还有些当权者没有破坏之前当权者建造的巨型建筑物,而是建造更高的新建筑,以此夸耀自己的权威。
拿破仑一世建造的凯旋门(约50米)据说是刻意设计得高于古罗马凯旋门,而希特勒在柏林规划的凯旋门更是达到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倍多(约120米)。朝鲜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凯旋门比巴黎凯旋门高出10米,成为一大观光景点。前述密特朗的新凯旋门,也达到了老凯旋门的两倍多(约110米)。
在历史上,以“禁止”高层建筑来显示权力的事也屡见不鲜。
目光转向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一国一城令,原则上就是对城市建设和修缮的禁令,市民也因为身份原因被禁止建设3层的住宅。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丸之内美观争论中,准备在皇室的护城河边建设的东京海上大厦就曾遭到非议,原因是从大厦上可以俯瞰皇居内里,被认为是对天皇的“不敬”。这件事足以说明,建筑的高度显示着某种权力。
来看看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建起数百座城堡,其子亨利一世则禁止未经许可私建城堡。在12至14世纪的意大利,豪族和贵族竞相建设塔楼,自治政府掌权后,又开始禁止建造高于市政府和法院的塔楼。如此限高意味着私人建筑不能影响城市的整体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