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杨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68元。
“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由复旦大学于海教授主编,老早就预告了同济大学杨辰副教授的这本透过曹杨新村研究中国工人新村社区变迁问题的专著《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将出版。去年下半年面世以来,这本书陆续引起了不少反响,关心工人新村的人们不应错过这本佳作。作者选择曹杨新村为研究目标,想必不用多解释,曹杨新村的模范性,使其当仁不让需要被着重研究。把曹杨新村的规划建设、社区状态与后面几十年中的变迁放到整个上海城市发展历程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当中去看,作者的观察视角值得我们通过细细阅读来体会。工人新村的建设过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房地产开发所终止,随后离现在较近的三十年中,其面临的更多是城市更新的冲击,社区环境的改善,以及居民利益诉求方面的问题。作者将上海工人群体的命运、工人新村作为城市空间的特征、人的流动与社区的变化、城市进入到新的发展模式之后给老的社区及其居民带来的压力等等,作为一条连贯的脉络来处理,从而揭示出“纪念地”尴尬的现实问题,说服力十分强。为了完成研究工作,作者在曹杨新村花了大量时间,多年间不仅访谈各方面人员,做了很多口述史,得到了各种立场的一手材料,还亲自做了半年新村居民。除了学术上严谨的态度,我们也能在书中读出作者对工人新村、新村人的情感。
在后文中,我们照旧选摘一段,讲面临改造时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态度,欢迎详读。
《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
唐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70元。
这本关于三线建设亲历者的采访集由曾在《新民晚报》供职38年的高级记者唐宁撰写。受访的对象来自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的人员。光学仪器具有重要的战备军工价值,潜水艇上必备的作战设施潜望镜就是一项典型的产品。研制国产潜望镜的任务落到了上光厂,一批优秀的人才集聚起来消化苏联专家留下的9934页图纸和资料。为了有更充分的空间进行产品装校、实验,一机部决定在西部新建厂址,最终选定贵阳,上光厂先遣队1965年分批出发前往贵阳建厂,保障1966年12月第一台国产潜艇指挥潜望镜如期完成研制和安装。员工及其家属的大规模迁移,在书中化为很多生活片段、场景记录。移民们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历次运动对厂的影响,沪贵两地分居人员的联系,恢复生产后的厂区秩序和厂二代们的成长,改革开放来临后企业的命运等等,都在后文中通过受访者及其家属的讲述,生动地得以呈现。市场经济时代的变化更快,书中呈现了老厂的多种新生方式,留在贵阳的部分后来发展得不错,也把三线工业遗产保存了下来,迁到湖州的企业后来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几十年过去,不少人回到了上海,也有很多人前往全世界其他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迁二代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50年村史》
漆永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2019年7月,50元。
现在的历史学家与以前不一样了,但也有想要一样的追求。北大漆永祥教授研究古文献多年,学术影响力很大,经过五十年离乡生活,在远处更加理解了故乡,决意做一做故乡的文献工作。于是有了这部“村史”,讲甘肃省定西地区漳县马泉乡紫石村漆家山社的五十年。作者认为历史学者有责任面对自己的故乡,特别是应该设法利用专业知识和视角,为故乡留下材料,以供后人更好地了解。在体裁上,这本书通过传统编年、纪传体纪事方式,结合西方章节体写作的模式,针对1965~2015年这五十年间的变迁,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风貌、文化传承、衣食住行、婚嫁病死、节日习俗、医疗条件、防灾救役、移民迁徙等领域,结合调查、访谈、整理和有一定文学性的叙事,形成了多角度、深层次的评介。作者还满怀深情且本着真实的原则,对村中若干有特色的人物,不分其正邪判定,用立传的方式记录他们一生的苦乐悲欢。漆家山虽小,人口也不多,更是相当穷困,但从这个小村庄的五十年历史可折射出国家发展五十年的沧桑,尤其是中国农村五十年走过的风雨。这本书到底算历史专著、三农研究成果、人类学作品还是文学书写呢?读者可自断。
《新城市邻里》
《新民周刊》2019年第50期(总第1071期)
面向《上海2035》,该刊指出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了,需要我们走进具体的空间去感受一下,刷新观感。该刊提出“新城市邻里”这个概念,并用“零距离,凝聚力”加以诠释,并列出了市民中心、乡村治理、浦江两岸会客厅、街道转角等作为新城市邻里空间指向的清单。从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讲起,该刊指出,年轻人可能误以为免费的公共活动水平就没法高,实际上现在并不是这样,很多好的资源注入到了社区。由于社区文化活动也需要管理运营,持续性的组织工作也对社区自治有所推动,居民可以参与进来。在杨浦区四平路1028弄的NICE2035创新空间,则有同济大学与社区的联合,教学创新与社会活力在这里得到连接。在软性治理手段方面,该刊对上海市之前推动的社区养老、社区托幼、“美丽家园”作梳理,认为这些做法是注重细节的社区治理。关于乡村治理,该刊介绍了嘉定区华亭镇联一村、崇明区新村乡新浜村、金山区枫泾古镇、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等地的做法,涉及宜居改造、风貌整治、多元共治、文化传承等方面。总书记视察过的古北市民中心和杨浦滨江也在本期专题中有专文介绍。
《走近中国国家公园》
《地图》杂志2019年第6期(总第171期)
目前中国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分布在青海、吉林、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湖南、云南、海南12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2020年,试点将结束,第一批正式设立的中国国家公园将会出现。该刊这期就专门介绍了前述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10个试点当中,位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有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中部的有神农架国家公园和南山国家公园(湖南省);位于西部的有祁连山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和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包括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源三个园区,这里将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生态系统复杂。大熊猫国家公园则有“一园四区”,四川两个片区,山西和甘肃各一个片区,并不相连,主打大熊猫保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吉林省东北角和黑龙江省东南角,涉及生态修复和改善栖息地质量。神农架、钱江源、南山、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森林保护都十分重要,加上香格里拉,人文历史方面也各有需要重视之处。祁连山是重要生态屏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则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状况。
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曹杨一村的保护与改造
文/杨辰
本文选自《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第七章《旧城改造中的纪念地》,由同济大学出版社提供图文资料并应允选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改动。
从高处俯瞰上海曹杨一村(图片来源/上海摄影网)
曹杨一村的改造尚未实施,但围绕着改造问题,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街道、居委会和新村居民)的讨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新时期新村工人与政府之间关系变化的机会。
地方政府
1990年代开始,上海提出“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策略,纺织、机械、冶金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渐退出,金融、电子、航运和现代服务业取而代之,这导致市区工人人数的大量减少。1990年代末的下岗潮更是把工人工资标准降到中等以下的水平。而这一时期的媒体宣传主要集中在产业升级,对背后工人群体的牺牲却鲜有报道。工人群体遭受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边缘化——这是理解今天工人新村困局的一个重要背景。
与此同时,连续三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奇迹,GDP也成为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特别是1990 年代以来的城市大开发,让地方政府意识到土地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他们热衷于通过旧城改造、工业园区、大学城和住宅区等土地开发项目来获得GDP的增长。加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下降为1994年44.3%,土地收益(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上海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2005~2010年)(表格见书中第172页)
然而2005年以后,因居民的抵制以及中央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指示,地方政府对旧城改造项目的态度也更为谨慎,尤其是在面对新村大量下岗职工和外来人口等棘手的社会问题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区政府对待新村改造的态度仍然是“等待时机”:一方面用“历史保护”和“动迁成本过高”等理由回应居民的动迁要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如60周年大庆、办社区报纸、纪录片拍摄)来表示政府并没有忘记新村工人,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工人新村面临的困局。
街道办事处
如果说市、区政府对新村改造的态度是等待,那么街道办事处的态度则相对积极。许多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曹杨地区生活,他们对新村的居住困难有切身体会,也希望尽快改善一村居民的住房条件与社区形象。另外,曹杨街道过去作为接待外宾的重要窗口很受市、区政府的重视,现在因为“建筑太旧太破,没法见人”却成了各级政府回避的话题。街道办事处也清楚,曹杨一村已经被列入“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名单,拆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希望通过设立村史馆、组织新村一日游等文化手段来重建曹杨昔日的荣耀。几任区政府和街道领导都积极邀请上海高校和设计院对曹杨改造提出方案,并在媒体上进行宣传。(2009~2010年间,先后有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几所重点高校参与改造方案的讨论)虽然各种改造方案距离最终的实施仍有相当距离,但街道通过媒体传达了一种“改造曹杨”的愿望。当然,在得到市政府的支持之前,他们面对居民的诉求也只能进行解释和说服。
2003年我们还做过一次曹杨一村改造报告,当时还是可行的。但现在房价涨得太厉害,去年(2009年)我们街道出了一个上海市的“地王”,虽然地王可以让政府收更多的出让金,但地价提升让政府在收购土地和动迁方面难度都加大了,而且现在中央在控制房价,老百姓也在看政府的举动,“地王”让区政府和规划局都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
曹杨一村一处在网上发布出租信息的房屋内景(图片来自网络)
居委会
不论是单位制时期(20世纪50~90年代末)还是后单位制时期(1990年代末以后),居委会都是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组织。特别是1990年代居委会干部工资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居委会与政府的联系。之前,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是新村退休工人或家庭妇女,除主任领取少量的补贴外,其他人员属于义务工作,没有工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以来,政府要求居委会工作职业化,街道办事处向社会公开招聘主任、副主任等重要岗位,新村居民中的下岗工人也开始加入居委会工作。(以曹杨一村为例,居委会的书记、主任和五名工作人员全部是1990年代下岗的工人,年纪在40~45岁,受过中等教育,大部分是党员,有知青经历)他们不再是义务工作,而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干部”。虽然近年来附近一些商品房小区出现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分享社区管理权,但是在曹杨一村,由于产权不清、业主不明(绝大多数居民没有向单位购买房屋使用权),无法组织业主委员会,居委会仍然是新村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唯一的联络渠道。
在新村改造的事情上,居委会对居民的诉求表示理解甚至是支持。因为居委会干部自己也住在一村(街道对居委会干部有属地化的要求),他们也希望新村改造能早日落实。几乎每天都有居民到居委会打听关于动迁的最新消息,居委会主任也多次代表居民向街道和区领导反映曹杨一村的住房困难,希望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得到上级部门明确答复之前,他们无法对居民做出任何承诺。不仅如此,居委会必须纾解住房困难户的怨气,尽量劝说他们少去街道和区政府反映问题;对那些不顾政府禁令,违章搭建的居民也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居委会干部理解居民的困难是真实存在的,对改造的诉求也是迫切的,但他们毫无办法,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在居委会干部身上体现很明显。
上次电视台请我去谈谈曹杨新村,我本来想利用这个机会在电视上好好反映一下困难的,可是同去的领导建议我还是多说好的方面。节目播出来以后,很多居民来骂我。2008年给我们新村挂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时候,刚挂上去,就有人来我们这里吵。又不是我们要挂的,我们也没办法啊。结果不到一个星期,牌子就被人偷了。唉,我们做居委会干部的也觉得对不起居民,但是新村改造我们也没有决定权啊。以前我还经常去居民家走走,了解一下情况,现在我都不敢下去了。我知道,我一去他们肯定要问房子的事情,我又答不上来,还是不见他们的好。
新村居民
曹杨一村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在对动迁改造的态度上,有必要将本地和外来居民分别论述。
(1)本地居民。本地居民都认为一村建筑质量和环境很差,有着强烈的改造意愿。在2010 年上海交通大学对148户一村居民做的问卷调查中,97%(143户)居民认为改造“迫在眉睫”。这些留在村里的居民往往属于失业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住房拥挤的家庭,如果家里还有等待结婚的第三代,情况更加糟糕。住房是他们目前生活的最大困难,改造对他们来说是改善生活的唯一希望。
我们家一室半(22平方米)住了三代四口人,条件算是很差的。我1994年下岗了,老公跟我差不多。儿子去年才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所以他现在跟我们挤,在外面租不起房子呀。他也没有女朋友,现在的女孩不会跟一个无房男孩子谈恋爱的,就算她想谈,她家里也不会同意。新村里条件好的居民在外面买了新房子搬出去了,稍微有点钱的把这房子卖掉,自己贴补一点到外面去买一套;像我们家这种没钱的,就算把这房子卖了在外面也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等拆迁,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不可能卖房子的,卖了也没用。我的同事住得好一点的都是靠拆迁分房子的。不过我们这里地段好,如果拆迁,应该比他们分到房子还要好。所以你看我也不装修,修了万一要拆,白弄了,我就等拆迁。
虽然居民希望改造的态度是坚决的,但他们对改造也并非没有顾虑。按照当前上海市区动迁标准,居民估算,动迁补偿款最多够他们在近郊买到一套三室户住房或者在远郊两套小户型住房(一室户+二室户)。对于住房困难家庭,前者仍然无法摆脱多代共居格局,这是等待结婚的第三代新村居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后者由于远离市区,交通设施落后,年轻人上下班会非常不便。因此,绝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原拆原建,留在曹杨地区,哪怕住房面积小一点。这一说法也被区规划局2003年对一村的调查证实,80%以上的居民表示动迁之后还是愿意留在一村或附近地段。“曹杨新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是附近几个街道最完善的,加上地铁线建成,新村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对社区资源的依赖很强,谁都不愿意搬出去。”(摘自2010年4月9日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局访谈纪要)在不离开曹杨的前提下,一村居民对新村老建筑的历史价值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肯定,2010年148户居民问卷调查中显示,52.7%(78户)居民认为,老房子有历史保护价值,不该全部拆除(这对于期待改造居民来说是很高的比例了)。这说明三代居民在60年的集体生活中还是对新村投入了相当多的感情,他们对一村建筑的历史价值也有一定的认同。但他们同时表示,历史建筑需要好好修缮,修好了也最好不要再住人,因为以一村建筑的质量还要继续长时间服役“让人不放心”。
曹杨新村另一处社区曹杨八村一小区门口(图片来源/房多多)
改造动迁关系到新村每个家庭的家庭计划,也影响家庭中每个人的个体行动。有些居民托关系到政府部门去反映困难,有居民假装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去做房产交易,或去派出所修改户口来打探一村改造计划的最新情况(因为如果某区的改造计划被市政府批准,那么按照规定,该区的房产是无法交易的,户籍也将被冻结无法修改,防止为得到更多补偿而增加户籍人数,居民通过这个办法来打探改造计划是否已经启动);还有些急需用房的困难居民直接去街道和区政府提意见。后者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不受基层政府欢迎。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居民对待政府除了抱怨就只能等待了。
一村现在这个样子确实不像话,你看看房子不行,管理也不行,全是外地人。过去还是“劳模村”呢,我看现在根本就没人管。有关系的可以到区里反映反映,没有关系的就等吧。拆迁喊了七八年了,最近又说世博会以后要拆。不过我看报纸上说,旧区改造优先内环,其次外环。内环改造3年之内,外环还不知道呢。像我儿子年龄还小,还能等。有些人家的孩子等着房子结婚呢,等不起啊。
对于“等不起、急需住房”的家庭,改造计划的拖延使得他们必须考虑其他办法来解决目前的困难。
我老婆和女儿都有残疾,每个月医药费很高。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再过几年照顾不动她们了,我们一家怎么办?本来想等拆改善一下生活,但现在我估计拆迁的可能性很小了……我最近有个想法,我想找家养老院,把这个老房子过户给它,条件是我们一家三口住过去,它负责照顾我们。现在这样一间房要50多万,而且房价还在涨,它(养老院)不会吃亏的。
对于政府推出的廉租房政策,新村居民并不热情。一方面是条件苛刻,因为虽然住房面积达到要求(人均不足10平方米),但银行存款证明要求不超过7万元,而大多数家庭存款大于这个数(一个普通工人的公积金有6万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按照政策规定,如果申请到了廉租房,新村老公房就要退给房管局,这是居民不愿意的——因为新村如果动迁,居民可能得到的赔偿肯定超过一套廉租房的价值,很多居民宁可挤在新村等拆迁也不愿意申请廉租房。
(2)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相比,外来居民对新村改造的关注要少很多。作为租客,他们认为改造跟自己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外来居民的工作几乎都在曹杨一村附近,一旦拆迁,他们马上要重新找房子,甚至更换工作地点。而且,要找到与一村条件接近(交通便捷、就业岗位多、房租便宜)的住处非常困难。显然,拆迁也会极大地影响外来居民的工作和家庭计划。即使是局部翻新、改善房屋质量,房租也肯定要涨,从而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因此,当外来居民被问及对新村改造的态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希望“保持现状”。
图为曹杨新村一带有待改造的旧房内部(图片来自网络)
旧城改造(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它不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理解30年的经济奇迹、转型期的治国理念,以及解读国家、各级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权力关系的微观视角。围绕着曹杨一村保护与改造的讨论,我们看到城市大开发时期遗产保护意识的兴起。然而单纯以技术为导向、静态的遗产保护在客观上却造成曹杨一村错过了改造的机会,居民也失去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机会。“纪念地”的光环并没能阻止新村空间与社会的双重衰败。新村工人认同新村的历史价值,也不希望承载着父辈荣耀和儿时记忆的模范村就这样一拆了之,但他们坚决反对工人新村的“博物馆化”,因为后者令他们的生活看不到改善的出路——这样的“纪念地”只能是一厢情愿。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两代新村工人的荣耀和困境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了在后单位时期,地方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新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也构成理解今日新村现象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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