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开始读《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我是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城市规划部门协同主持人刘莹。近年有幸参与了两个天津城市设计试点项目,水西公园片区和西营门片区。
前段时间,我们读过了新城市主义宪章以及跟他相关的很多理论思想,日常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践行此一理论,而本书就是围绕这个理论尤其在社区规划方面进行思辨,作者旁征博引,其间不乏尖锐的批判。
其实,各种理论都有两面性甚或多面性,这些“批判”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惯性思维的重新审视,在未来工作实践中能够尽量客观、动态地运用和评价理论,并促发更多元更深层次的研究。
书籍简介:
《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Planning the Good Community New Urba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作者:吉尔·格兰特(Jill Grant)是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规划学院院长。人类学背景,后又转修城市规划,主要研究方向:人居环境和社区规划。
人们或者喜欢新城市主义,也有些人讨厌它。他们认为这些地方不过是升级了的郊区,是为富裕精英阶层所拥有的令人生厌的复古式时代错乱。
作者希望能够站在这两种看法之间,考察两种立场所隐含的价值观念。
这本书本书通过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比利时、挪威和日本等国的例子,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在不同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条件下的新城市方式,以批判的方式观察了新城市主义如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新城市理论,探寻了新城市方式是否提供了通往好社区的阳光大道。
作者的愿望是推动实践者去思考他们实践的理论意义,敦促理论家们理解新城市观念的实际表征。
作者对新城市主义者宣称的“普遍真理”、“人性”和“公共利益”提出质疑;
认为“只要形式正确,增长就是好的“这个命题忽略了日益增加的消费过程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忽略了扩大经济阶层差距的社会后果。
但作者也说:我们可以把规划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但我们不能控制世界其他地方人们使用这些观念的方式。
我们希望好的规划政策和优秀的城市设计可能构造好社区。但有时没有认识到自己身居其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权力体制。我们把规划想象得太有权力了, 以致超出了它在当代文化中所能具有的地位。
我们希望规划和设计能够让城市文明起来,但是,我们低估了影响行为适当观念的文化氛围。
我们需要找到各种方式把理论和实践沟通起来,鼓励深入学习,并发展对实践者具有意义的理论以及推进实践的理论, 而实践又为理论提供新的问题。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探索新城市产生的历史和理论背景,考察新城市方式的兴起。
第二部分通过挖掘若干个国家使用新城市方式的经验,分析实践中的新城市。
第三部分思考新城市主义的前景和新城市方式的未来。
第一部分 新城市主义方式的兴起
第一章 新城市主义的面世
第二章 走进(郊区)城市
第三章 新城市主义的理论
第二部分 新城市主义的实践
第四章 新城市主义的诞生:美国经验
第五章 城市的复归:欧洲经验
第六章 现代化的城市:新城市主义亚洲
第七章 殖民城市:加拿大的参与
第三部分 新城市主义的前景
第八章 新城市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第九章 新城市主义的命运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第一章的内容:
第一章 新城市主义的面世
1.1. 范式变更?
1.2. 循名责实
1.3. 袍笏登场
1.4.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1.5. 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化
1.6. 新城市主义的价值观
1.7. 找回文明
1.8. 探索好社区
1982年, 利昂·克里尔(Leon Krier)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一次发言中怒斥了现代主义派。
Leon Krier
他说,如果他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领导,他会把那些学会给予现代主义派建筑师的褒奖全都糊上水泥,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现代主义派建筑师摧毁了欧洲的城市和文化。
20年以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果然选举出来一个倡导新城市主义方式的主席, 英国政府承诺他会全心全意地返璞“ 城市振兴”。
新城市主义包括了有关城市形式和开发的新思维方式。从最美丽和最成功的城市那里吸取历史的经验,肯定了紧凑型的形式、混合使用、 可以步行和相对自我包含的社区。
新城市主义反对汽车导向的开发,而倡导传统建筑和建筑模式以满足步行的需要,创造鲜明的城市标志。
优美的公共空间
有吸引力的公共建筑, 如明尼苏达州罗克维尔的弗斯格罗夫社区中心,就是新城市主义方式的一个缩影。
有些人说 “蔓延”引起了人们对新城市主义产生兴趣。
多伦多的前市长的翰·休厄尔就谴责过郊区,这种情绪无独有偶:千篇一律的小汽车支配了郊区的出行,别无二致的商业带主导了郊区的消费,全球化已经产生出孔斯特勒(Kunstler)所说的“没有地理标志的地理“。
罗(Rowe)称之为非城非乡的中间景观:一种“子”城市环境,既比城市不足,也距乡村甚远(杜安伊,Duany)。
郊区成为许多国家多数城市人口的居住地区,但是郊区成了一种笑料, 也成为悲剧性电影的拍摄场地。
在寻找积极方案来替代教区蔓延时,规划师已经发现新城市主义的诉求。他们需要理论和实践来指引跳出城市精神下滑的一条阳关大道,来产生能够积极应对增长挑战的方法。新城市主义方式主提示了美的未来。
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公共财政大规模赤字导致了1980年代的经济保守主义和公共财政的节支。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说, 工业积累的时代产生了一个与新城市危机相伴的弹性积累时期。当许多工业城市表现出衰退迹象时, 城市的幸运就已经开始逆转。
人口也正在变化。那些在20世纪早期支撑田园城市模式的许多建筑物和场地,己经不再可以容纳新增的人口。
家庭规模正在日趋变小,通常只包括两个上班族而已。人口老年化正在加剧。住宅费用己经让许多家庭囊中羞涩。
当现代主义派的城市发现它四面受敌时,朝气蓬勃的新城市主义却踌躇满志地进入了这个新世纪。
作为无场所意义的郊区的一个叛逆, 新城市主义继承历史的原则和传统的建筑要素,为街区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景。
为了减少因为汽车导向而产生的种种弊端, 新城市主义倡导一种宜居的、联系的和多样化的场所。这种观念哺育了一代设计师和规划师。
有些人提出新城市主义忽略了复杂的城市现实 。事实上,新城市主义为郊区打开了广阔的途径。齐默尔曼(Zimmerman)提出,当现代主义派说它推进了城市生活方式时,实际上,新城市主义正在推进城市边缘地区的合理增长。
正如马库塞(Marcuse)所说,新城市主义旗下的发展并非是新的,也不是城市的。从某些方面讲, 新城市主义致力于郊区问题。
随着新城市主义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新城市主义,而是存在许多种新城市主义。
汤普森.福赛说:“新城市主义的实践并不具有无时间无场合的普遍性;真正存在的只有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当我们注意到在规划实践重点上存在区域差异时,我们也同时发展了那些世界范围内,在不同背景下支撑的当代规划实践的原则和远景上存在的共同性。
新城市主义方式以多种名义出现。
安德烈斯·杜安伊 和 伊丽沙白·普拉特-齐贝克 的早期项目常常称之为“新-传统城镇规划或传统街区设计”Neo-traditional town planning or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sign(TND),
彼得·卡尔索普和道格·凯尔博( Doug Kelbaugh)的项目通常冠名“ 公共交通导向的设计(transit-oriented design)(TOD)、公共交通社区transit villages和步行点pedestrian pockets”。
自1993年以来 ,随着新城市主义大会的发展, 这些方式都被融入“新城市主义”之中。到了1995年以后, 许多人开始谈论 “城市村庄”,把它看作是新城市主义开发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国家州长协会和埃米莉·塔伦(Emily Talen)使用 “新社区设计” 这个术语来剔除 “传统城市规划”。
到了1990年代的 后期 , 英国人开始 加大了对 “城市复兴” 的兴趣, 开展了城市村庄的计划 , 而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展开了 “精明增长””smart growth” 的计划。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标签,这些新城市主义方式分享-些共同的原则:
? 精致的混合使用
? 混合住宅类型
? 紧凑型布局
? 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
? 步行友好的街道景观
? 明确的中心和边缘
? 多种交通选择模式
在许多国家,都相继出现了许多新城市主义项目,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些地方已经成为了建设好社区的样板。
斯库和U (Scully)提出,它们可能是一种新型的郊区。勒恩(Le-ung)认为 , 它们是一种新的蔓延形式。
巴伯(Barher)则把它们看成 “ 粉饰一新的蔓延” (1997: A2)。
皮亚托克(Pyatok)提出, 比平常更具诱惑力的一种商务形式。” 巴克森德尔(Baxanelall )和尤恩(Een)把他们评论为一种“主题公园式的村庄”
德尔沃夫( De Wolf)把它们看作是 “人造的” 城镇。
马歇尔(Marshall )把它们叫作令人恶心的郊区。
但是完成一个建设项目并非一定意味着实现了新城市主义的那些原则。
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与城市病的斗争产生了一个发福臃肿的郊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对蔓延的开战正在制造出装束时髦的郊区。现代主义派占上风时期所形成的郊区产生了长期的健康和经济潜力,而梳妆打扮出来的当代郊区实际上遮掩了持续的不公正和不可持续的行为。
真理越辩越明,有些人的批判的确是建立在对一个流行范式的嫉妒之上,有些批判反映了对这类建设项目的不适应,所以从理论上来反对这种模式。
? 历史的批判
? 实践的批判
? 文化的批判
? 理论的批判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能够把规划的历史看作是一系列新城市主义方式的循序登场。
安德烈斯·杜安伊和伊丽莎白·普拉特-齐贝克的规划和设计公司,1982 年在佛罗里达完成了一个名叫 “Seaside” 的居住区开发项目,它算作新城市主义的第一次登场吗?
还是把利昂·克里尔 1978 年有关城市方向的文章和演讲, 视作新城市主义的第一次登场?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新城市主义出现放到现代主义派终了的时间, 即 1972 年摧毁圣路易斯市名叫 “普鲁伊特·伊戈” ( PruittIgoe, 雅马萨奇设计) 的高层公共住宅。
或者, 我们可以把新城市主义问世推到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的发表)。
简·雅各布斯
当然我们也能够寻根溯源地把新城市主义的精神推演到更久远的历史年代。
凯尔博提出新城市主义吸收了两千年来建设好城市的经验。公元前2500 年, 印度河谷就有了规划的城市,它们显示的一些城市特征被今天的新城市主义所采用:混合使用、 小块街区、 步行导向。
新城市主义者有选择地看待历史。他们所吸收的主要经验来自希腊人、罗马人和欧洲人的古典传统。这三个传统下的城市观念一般包括了个人的和文化的扩张。
古典的原则服务于权力的需要,城市形式变成了有条件服从的载体。
? 历史的批判
历史是新城市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综合构件。新城市主义使用历史作为思维的源泉。
当然,正如每个历史学家所知道的那样,历史包括了选择和解释。当代的经验和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不可避免地约束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教科书和百科全书, 一般都是一个专制的历史。古典时期的君王建设伟大的城市来赞美他们自己的成就。这些城市成为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明缩影。
当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1979)谈论建筑的永恒之道时, 他寻求能够反映美和功能的那些历史的和文化交叉的样本。他在他的著作中提出, 在一个好的设计中, 过去、 现在和未来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新城市主义在对普遍原则的看法上,与克里斯托弗具有同样的信仰, 即所有文明都是对城市形式的品质或意义的一种理解。
这种看法不过是一个幻想。存在于历史中的令人惊叹的多样性的城市形式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任何这类幻想。
建筑学(考古学)的记录反映了区域风格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材料、功能、社会秩序、经济、气候、宗教和价值观念相联系。产生永恒原则的工作必然是有选择的:它们反映了对它们作出选择的那些人所处时代和背景。这样,选择就是意识形态和实践的产品。
? 实践的批判
新城市主义是对20世纪中期出现在城市和郊区发展中的错误的一种反应, 它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实践的思潮。
简·雅各布斯(1961)的规划批判唤醒了一代规划师, 他们逐步产生了对现代城市状况的忧虑,甚至感觉到了对此所承担的责任。
新城市主义具有清晰的行动方案,同时,在这些方案中承诺了得到改善的结果。
现在, 少数国际精英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经济、公众喜好和区位选择。他们的决策影响着城市的命运。
新城市主义的原则不只是用来为富裕消费者创造有吸引力的住宅, 它们也日益创造了贫富社会集团居住场所间存在的差异。
公共利益由国家干预来得到维护。规划正是在做出这种规定的社会体制中发生的。
现代主义派认为,保证有效使用资源的规划代表了公共利益。
与此相反,新城市主义重新定义了公共利益, 对于它来讲, 美、秩序和凝聚也是有关城市品质的普遍原则。
? 文化的批判
不同国家所使用的新城市方式,表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历史和实践所扮演的角色。
东西方有着十分不同的城市观念。例如,美国人的住宅可供展示, 英国的住宅提倡私密, 而日本人的住宅把家庭的气氛包容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奥萨基,Ozaki, )。
类似的价值观念也反映在较大尺度的城市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街道、庭院和公园可能意味不同。
戴(Day) 提出, 新城市主义低估了多样性的重要性,采用少数战略去容纳巨大的差异。新城市主义寻求统一的普适原则。
当新城市方式传播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那里的区域和地方文化。
当新城市主义者讨论文化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们对历史和阶级具有偏见。
克里尔曾说:“大众文化和智慧已经被毁至不能被拯救的地步“。设计需承担设计中体现文化的重大责任。
范德赖恩( Vantler Ryn)和卡尔索普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大众缺乏能力去认识他们所说的文化品质,必须依靠设计师的经验来做启蒙。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承载的是一般人的观念、实践和创造物,而新城市主义者却把文化定义为(通常是早期的)精英的观念、实践和创造物。
? 理论的批判
规划职业需要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为决策提供依据,对可能性提供导向,规范伦理行为。但理论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品,它植根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格兰特)。
虽然我们希望编撰一个综合的理论,但是,我们规划师所使用的理论常常是片面的。
新城市主义所要解决的是蔓延问题和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它希望把城市改造得更像城市或更文明,重新恢复 20 世纪初所建立的那些生机勃勃的杜区,以此来管理增长。
新城市主义理论最明显的起源还是简·雅各布斯和利昂 ·克里尔的工作。
雅各布斯(1961)集中地论述了城市人口和土地 使用的混合。她说明了现代主义派规划观念的错误,她把那种每况愈下的城市问题与城市形式联系起来。
克里尔(1978)则更多地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设计问题上。在他看来,好城市在视觉上一定是凝聚在一块的,功能混合。凯文·林奇始终把创造好城市形式的指南作为他事业的一个部分(1981)。
规划理论家也对究竟是什么创造了一个好城市感兴趣,但是,他们更有可能以公平、 民主或社会公正这样一些术语来定义 “好”,而不会用美、好或平衡这类术语来定义 “好”。
当代城市状况的持续改善实际上是与土地的使用和价值变更相关的。
规划师一般同意,好的实践依赖于公开和诚实的交流和民主过程。林奇(1981)曾经说, 有关好城市的理论应该是简单的,具有弹性的,容易使用的。
规划一个好社区需要一个可能性的理论, 而不是一个充满刚性规则的理论。它必须可以处理多种利益及其冲突。它为找到能够满足那些标准和获得职业内大多数人赞成的理论提供一个最广泛的基础。
理论家总是把实践看作是形成理论的重要资源。实践者则不一定把理论看成是实践的一种工具。
新城市主义早期似乎对理论没有多少兴趣(希比里,Shibley)。卡尔索普明确表示实践重于理论:“由于社会联系的复杂性,所以,实践必须放在第一位”。
在卡尔索普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发现一种避开理论的傲慢情绪。“现代美国城市需要的是模型,它可以综合和重新配置正在运行市场中的多样性的使用,而不是一个理论,假定发展中的'城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阿曼达?雷斯(AmandaRees)把新城市主义描绘为反知识的。
博尔(Bohl)也说,“新城市主义的文献没有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倒是包括了市场和宣言。
最近这些年来,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们认为,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尊重,增加对决策者的影响,新城市主义需要理论。
在确定好社区原则时,理论可以帮助新城市主义者在一个比较广泛的理性判断之上,去制定开发指南。
当然,新城市主义者提出,过分规划的或拙劣规划的城市同样最终是劳而无功的或分崩离析的。分区规划就是常见一例。它把各类土地使用分开,把人们塞进汽车里去出行。
与分区规划相反,新城市主义者乐于使用规范和包含设计规则的协议来确保好的形式。
新城市主义与以前的合理主义一样,断言专家的重要性。新城市主义相信,没有专业设计师,好社区将仍然是一个难以琢磨的东西。
一开始,新城市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关注城镇规划的建筑思潮。新城市主义的主要实践者都受教于建筑,没有几个人出生于规划专业。
当然,随着这个思潮的扩散,越来越多的规划师“转向新传统的观念,既对过去的实践抱有负疚感,也相信规划还能够在谴责社会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D.霍尔,Hall)。
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地做出这样的假定:改变一些特殊的事物就会解决社会问题。田园城市的模式没有结束城市的蔓延,城市更新也没有消除贫困,紧凑型城市也不会解决每一个社会病(Breheny)。
新城市主义者认为,公共利益和社区进步与好城市的形式紧密相连(塔伦和埃利斯)。对于新城市主义者来讲,规划师的角色不只是一个组织者,他应当担当起社区的领导角色。
新城市主义围绕若干论题做理论建设,他们特别注意社区、机制类比和城镇建筑形式。社区是新城市主义的重要概念。
新城市主义方式一般追求熙熙攘攘的街景,包括有轨电车,在回家的路上买上一把新鲜的蔬菜。这种对紧密相互交往小社区的怀旧成为新城市主义者的城市远景。
如同许多规划思潮一样,新城市也常常主张做机制类比(汤普森-福塞特,Thompson-Fawcett)。
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新城市主义者把他们的观念与环境和生态理论联系起来。新城市主义者使用生态学的术语和可持续的概念,来描述从乡村到城市的建筑形式的渐变过程,以此形成一个有关区域发展的新城市主义的理论框架(杜安伊和塔伦)。
与田园城市不同,新城市主义拒绝了自然和城市的混合。正如克里尔所说:“城市和乡村是对立的概念”。城市中不适当的自然因素限制了密度和扰乱了城市秩序。
当然,雷斯提出,“把社会、文化和经济理论与生态理论完全割裂开来是充满危险的。”
新城市主义倡导者所编制的好城市的标准形式一般都来自古典因素和传统(汽车时代以前)的城市模式。
好城市的形式原则涉及如体量、材料、比例、正式的空间关系和创造虚实空间这类问题,而好规划和设计的目标是好、平衡、聚合和想象力。
从最早期的城市规划开始,改革者就寻求对房地产开发实施市政干预,以便实现四个关键价值:平等、好、健康和有效。
当然,尽善尽美地实现这些价值是不可能的。实践已经揭示出,在推行这些价值中,特别是平等,有些理论和思潮是无效的。
上标是规划理论中和实践中的关键价值一览,也说明了它们与20世纪一些思潮之间的关系。
乌托邦的方法在表的左边,而比较技术性的方式在表的右边。有些思潮可能比较强调这些价值中的一些,而把其他放到较为次要的位置。规划早期所产生的理论常常把这些价值中的一个作为核心价值。
例如,公共卫生运动倡导者把清洁卫生和改善住宅条件作为第一位的目标。最近的一些理论也有把一个价值看得重于其他的情况:激进的规划理论把平等置于其他价值之上;
传统街区设计则集中注意“好”,把实现好置于其他论题之上。这张表还提出,20世纪中期或后期的主流思潮在坚持有效、健康和优美这些价值上是一致的。
规划中最具意识形态特征的理论是那些把平等与优美、卫生和有效的价值合并起来的理论。
由于他们以囊括一切的方式来实现好社区的理想,所以使这类理论能够吸引广泛的实践者和理论家。
当然,实践很快证明,包括最广泛价值观念在内的理论不一定可以变为现实。
那些在价值观念上采用同样兼收并蓄状态的当代理论果真比起它们的先驱理论要优越吗?是否存在能够实现平等这类价值的理论或实践吗?或者平等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式的目标?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在她的经典著作《纯粹和危险》中写道:“一些人强迫另一些人变成良民,整个世界就是这样联系起来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城镇规划的权力就是要求社区变得文明起来和有教养。我们已经放弃了使用礼仪谶语和宗教教义来推行良好的行为,所以,现在我们转向社会制度和私人契约来推行行为规范。
拉比诺(Rabinow)曾经说,当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提出,普遍的动机和普遍的公正将指引一个公正的社会,而富科则相信,公正必须涉及改变权力关系的斗争。
这样,我们把好社区的观念看成了一个公正社会,实际上,它不过是对政治经济学方式的一种反映。
新城市主义者认定了空间特征上的问题,而不认为产生这些空间特征问题的社会制度。他们相信,有吸引力的和有意义的建筑环境能够产生提高市民文明程度的条件。
如果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文明的社会之中,那么,我们还需要规划吗?
在《民主的戏剧》(The Drama Democracy)中,作者曾提出,规划提供给我们一个工具,以管理土地使用上不可解决的冲突。
格兰特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把社区规划制度化了,而社区规划是我们处理冲突和实施社会控制的文化制度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扩大形体设计规划的职能,我们实际上增加了使用规划来产生好城市的规则。尽管我们还是缺少多数人的认同,但是,新城市主义方式提供了一个标准框架,它通过更清晰地定义的目标,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使这个社会过程执行起来更容易。
许多人已经写书写文章讨论城市,讨论什么使城市变得更美好。好社区的形象在书中和杂志上比比皆是,有人甚至把好社区搬上了电视屏幕。
我们可以找到一系列记者和城市评论家的名字证明这一点,甚至皇家也有人发现了城市趣味:查尔斯王子出版了他十分叫卖的有关英国的远景的著作。
每一个人在居住区里生活,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评价者或憧憬未来的人。
有些学者已经对此深思熟虑。霍沃思(Haworth)曾经这样说,“一个好社区是通过提供它的成员广泛多样性的活动机会,鼓励他们的成长,发展他们的无论什么潜力的社区。”
对于这样的哲学家来讲,好城市就是允许它的市民们自我实现。
林奇似乎同意:“一个好居住区可以允许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它的居民的生存,增加那里时空连接的意义,允许或激励个人的成长。”
我们似乎渴望重建一个集中的、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混合使用的城市,这类城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确出现过。但那种形式只是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特殊产物。能源的生产、交通技术、农业革新和人口增长都是产生集中式城市的原因。
当技术和整个大环境发生变化以后,城市也发生了嬗变。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到那种集中的城市了。
新城市主义方式正在影响着大众有关好社区的观念。最近一些年来,许多市政当局已经建立了公共行动和投资计划,以推进好社区的发展(希普利和纽柯克,ShipleyandNewkirk)。
这类远景计划一般产生若干宣言式的文件,那里反映了公众创造一个卫生、宜居、安全、相互关照、有道德和环境优美社区的愿望。
不幸的是,这些远景设计设想常常过多地反映大众的文化价值观念,而没有足够地反映特殊场所本身的价值(见下表)。
远景宜居样本
在远景描述和社区规划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诸如安全、卫生、平等、舒适和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处于支配地位。
人们寻求建立和维护充满活力的、相互连接的、优美的、有效的和绿色的形体场所。
新城市主义集中关注美学问题,为好的形体环境制定一个发展大纲。
在这个过程中,新城市主义者从形体中捕获社会的因素。正如克里尔所说,形式并非如现代主义派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服从功能。形式在创造实现社区理想的整个背景上与功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新城市主义寻求创造和维护社区,但是,它并不过于苛刻地考虑这个目标的基础和适当性”(戴,2003:87)。简单地讲,现在,在我们通常看到的最简单的远景计划中,新城市主义忽略了当代城市中许多难题,诸如种族、贫困、排斥和封闭(D?霍尔,1998)。相反,新城市主义在它能够推行它的主张的范围内寻求共同的价值取向。
好社区要求一种特殊的形式吗?形式中的价值展示了产生这种模式的基本文化背景。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一种形式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
例如,在美国历史中,棋盘式布局是与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相联系的,但是,在其他的城市传统中,棋盘式布局可能表达了等级结构,其功能是把人们布置在他们应当待着的地方(格兰特)。
就像我们对田园城市规划模式发起挑战一样,后代人可以抛弃这种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找到好社区的形式。
许多新城市主义者会强调指出,他们并未打算确定一种形式或一组形式来界定好社区。
他们把新城市主义看成是一种具有弹性规则的东西。
杜安伊在《新城市主义辞典》中提出,应用新城市主义的原则来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很少有几个人在参观新城市主义开发项目之后会不同意,那些开发是优美的,为它的居民所喜爱。
当然,应用新城市主义的原则去规划一个比较好的社区还是面临一个挑战。
正如克里格(Krieger)所说,我们的梦想与价值观念与好社区相悖。
我们对私密性、个性、休闲空间和私家车的向往使得许多人与新城市主义的原则相抵触。没有一家人乐于在公交枢纽处的紧凑型社区里购买一个住宅单元,另有二至四家人选择购买郊区的独立住宅。有些家庭乐于在不同收入混合和土地使用功能混合的街区购买住宅单元,而更多的家庭情愿住到那些社会阶层大体相同的地区。
尽管新城市主义的原则的确影响了规划和远景计划,但是,城市中买卖房屋的人们并非与新城市主义所谓好社区的观点一致。
虽然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家们坚持认为,好的城市形式只是创造了社会发展的机会(他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可承受性”),但是,新城市主义的实践者表现出顽固的环境和空间决定论的态度。
公众对多样性的观念欢呼雀跃,可是,几乎没有几个私营的街区欢迎贫穷的居民;最成功的新城市主义项目已经成为了富人的天堂;步行友好和公交导向的街区里的居民,仍然按照汽车导向的方式生活;最优美的新开发项目可能满足了好社区的形体规定,但是,它们未必满足了社会的或可持续性的目标。
马库塞(Marcuse)提醒我们,现实的城市包括了肮脏、无序、交通拥堵,甚至贫困潦倒。
寻求好社区是一个乌托邦的目标,一个实用主义的愿景或一个规划的神圣义务?
占主导地位的范式隐含地认可了的好社区。规划实践寻求创造这样的好社区。但是,我们总是达不到这个目标。
我们重新调整了可能实现好社区的战略。我们争论了我们愿景的意义和导致失败的原因。我们这个职业总是把寻找好社区归为己任。新城市主义是执行这个使命的最近方式。
精彩观点:
豁然开朗: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标签,这些新城市主义方式分享-些共同的原则:
? 精致的混合使用
? 混合住宅类型
? 紧凑型布局
? 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
? 步行友好的街道景观
? 明确的中心和边缘
? 多种交通选择模式”
以上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批判新城市主义社区都是高档社区,没有解决贫困等问题,好像有一些吹毛求疵?
步行友好和公交导向的街区里的居民,仍然按照汽车导向的方式生活;
消灭汽车导向应该也不是新都市主义要做的事情。
王学勇:
一本全面了解新城市主义的书,如果只选一本,就是这本。跟着深入学习。
“最成功的新城市主义项目已经成为了富人的天堂;”-seaside成为富人们的度假区。
“步行友好和公交导向的街区里的居民,仍然按照汽车导向的方式生活;”波特兰的著名TOD项目仍配建充足停车位,快速路联系市中心,小汽车出行为主。
所以对比蔓延式郊区,新城市主义作用巨大;但它没做好“可负担住房”,甚至带来“绅士化”,这两个词是北美城市规划的关注热点,政治正确。
sailzero:
新主义城市更像是对汽车导向低密度郊区蔓延的一个修正方案,并非唯一、完美、理想的城市模型。期待它解决所有问题,本就是个问题。
2007年 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010年 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010年 就职于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任城市规划部门协同主持人。
本期书籍 : 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领 读 : 刘 莹
编辑发布 : 李 灿
城市的故事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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