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型高铁站区与城市建成区的空间距离介于中心型高铁站区与远郊型高铁站区之间,在空间上处于城市形态拓展的可及范围,城市中心区对站点周边可产生辐射与带动作用。位于城市边缘的区位条件有利于车站和城市中心区建立便捷的交通联系,并吸纳原有城区的部分功能,提升站区的吸引力与容纳力。因此,理论上边缘型高铁站区可以方便地利用城市建成区的基础设施,迅速吸纳物质流和非物质流,实现站点周边空间建设开发量增加,快速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同时塑造代表城市“窗口”的风貌。然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对于边缘型高铁站区而言,与既有城区的交通连接决定其发展速度和方向,这是站区发展初期实现空间增长的基本保障。功能布局是促进站区空间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会影响站区在城市中的定位。城市风貌反映了站区的外在形象,作为城市“窗口”的高铁站区需要一个适当的外在表现对设站城市的发展意图进行展现。因此,从交通功能、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三方面对研究样本进行梳理,可以较清晰地获取边缘型高铁站区的建设现状。
交通节点功能是高铁站区担负的主要职能。站区与设站城市和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及道路现状决定站区汇聚各种“流”的能力的强弱,反映了此站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与影响力,从而引导整个站区的空间走向。公共交通接驳表示站区和城市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主要解决城市内部到高铁站的可达性。路网密度影响高铁站区交通集散和站区未来是否成为城市中心的可能性。
虽然每个站点的第一圈层都建设了长途公交站场,以公路的延伸和周边地区的覆盖扩展站区的辐射范围,对临近的县市开通长途公交增强其影响力(图5),但高速公路作为过境的主要交通,与高铁站区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同时又不能远离,如果高速公路过于接近高铁站区的交通“极点”,极易造成站区空间的局促受限、分割碎化。能级较低的城市可以借助较近的高速过境交通吸引区域内的客流,而能级较高的城市则可以通过快速路系统便捷地实现站点的区域交通联系。通过实地调研,鹤壁东站和许昌东站分别在第二、第三圈层背离城市方向的区域有高速路出入口;作为6 座城市中能级较高的郑州与洛阳,其高铁站点分别在圈层内有快速路系统连接外围交通;其余车站只能依靠周边的国道、省道与内部主干道联系外围交通,降低了站点的可达性,也削弱了整个站区的吸引力。
城市公交与市内轨道交通可以表示站区和整个城区的连接状况,是反映站区单一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可达性。除郑州东站之外,其他5 座站区均未开通地铁,因此以高铁站点500m范围内的公交站点覆盖率作为衡量站点周边公共交通联系的指标(图6)。可以看出,郑州东站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较高,鹤壁东站、洛阳龙门站次之,开发进度较慢的驻马店西站、许昌东站和漯河西站3座站区的公交接驳较弱。公共交通覆盖率与各站区已开发用地比率基本成正比,形成较一致的匹配规律。
(1) 路网密度。
将各站点地区路网密度、设站城市建成区及城市中心区的路网密度3个数值进行比对,发现鹤壁东站、洛阳龙门站、漯河西站和驻马店西站4 座站区的路网密度值均处于城市建成区与城市中心区路网密度数值之间,而许昌东站站区的路网密度远低于城市建成区和中心城区的路网密度(图7)。郑州东站站区的路网密度略高于郑州市中心城区的路网密度。路网密度均超过6km/km2的只有郑州东站站区,其次较高是洛阳龙门站站区,而其他站区的路网密度为3.0~4.5 km/km2,这与目前站区的开发用地比率关系较为密切,同时也取决于不同城市对站区的开发“习惯”。
(2) 道路层级配比。
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主要解决除可达性之外与城市交通体系的融入问题。快速路(能级较低的城市可改用主干道)系统对于整个站区的意义重大,体现了城市道路网体系与高铁站区的有机融合。对于快速路系统则需要考察其接入前两圈层的情况,并不是条数越多越好,主要分析其能否形成有效的连通。通过统计并结合各站区交通设施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6座高铁站区快速路系统的接入都较弱( 图8)。各站区城市支路极其缺乏,鹤壁东站尤其严重。许昌东站和驻马店西站均面临107国道正面穿越,驻马店西站朝向城市方向的主干道较少,站区内部交通以网状的次干道为主。许昌东站和漯河西站的主干道比例过高,主次干道比例过高造成整体路网结构性缺失。
快速路和主干道无法与站点形成有效的连接将导致城市内外交通流的导入及引出困难,很难形成高效的集疏运输体系;支路不足且没有充足的地下交通空间作为依托,站区无法容纳更多的人流,而人流动无法停顿则会影响高铁站区成为城市中心的潜质。
对于城市功能,主要基于高铁站区的“场所功能”分析其用地构成,在认知已有用地布局的基础上判断既有空间的功能需求。同时,根据对未来高铁站区功能发展的预判留出合适空间,以备未来的功能填补。
对6座高铁站区的新开发用地总面积和各类用地开发的分项面积进行统计,看出各站区已开发土地量悬殊较大,郑州东站最高,许昌东站最低。虽然各站区空间开发进度不一,但每座站区已开发的居住用地量最高(图9),均是以居住为主导功能的高铁站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极其缺失。郑州东站的商务商业和对外交通用地开发量明显高于其他站区。鹤壁东站、驻马店西站、漯河西站和许昌东站4 座站区存在少量的商务商业功能开发,可开发用地相对充足。洛阳龙门站虽然在城市设计中有建设商务商业的规划,但目前未进行商务商业开发,剩余土地资源也较紧张,急需对功能进行合理化调整,以明确未来站区在整个城市中的定位。
对圈层内的功能进行整体性分析,主要考察功能的多样性,查看各圈层的功能组成。通过统计发现各站区第一圈层的道路和对外交通用地均占据较大的比例,交通功能比例过大造成第一圈层功能的多样性较低(图10)。大部分站区第二、第三圈层的居住用地比率偏高。郑州东站与其他站区不同,其第二圈层的商务商业用地开发比率大于居住用地开发比率,第三圈层的居住用地比率最高。这说明不同圈层的功能内容会因为距离“极点”的远近有所变化,第一圈层承担了交通核心的功能需要,因此内部圈层将被视为高铁车站的向外延伸,这会加剧站城之间的形态分割。和其他站区相比,城市能级最大的郑州东站的居住功能会向外圈层“推移”。而城市能级较低的站区则在第一圈层出现了居住功能,这也说明交通核心作用不明显时,其他城市功能尤其是易于开发的居住功能会对内部圈层造成“挤压”(图11)。
城市风貌主要考量站城之间的外在空间形态关系,从形态的角度分析高铁站区能否作为未来城市结构中的中心位置,实现从既有城市向高铁站区空间延展时的融入与提升,是高铁担负交通功能、城市功能的内涵在具体空间形态上的外在表现。由于每座城市具有自身的地域文化特性与发展历程,站区的外在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这里仅从空间辨识、空间表现和站城空间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在空间辨识方面,主要考察站前区的空间特质,是否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公共空间和有标识性的建筑或建筑群体。虽然车站本身应该作为节点的标识,但仅以一座车站不足以表达整个站区的标识,尤其是对外地游客和过境旅客而言,站前区的空间辨识才是站点、站区乃至整个城市的记忆。作为站前区的核心区域,第一、第二圈层的朝向城市面尤为重要。空间辨识的主要内容是从站点到各圈层公共空间的连贯性,以及周边建筑群体与站点的相互呼应关系,它势必是一个相互协调的空间集合。可以通过站区公共空间的具体形态和站点周边的建筑属性进行判断。一般而言,国内的高铁站区较关注站前广场的设置而忽略整体区域的空间联系,相对于居住建筑而言,商业商务类建筑群体更易形成有效的公共空间界面,也更易出现特质明显、辨识度高的建筑。而居住建筑尤其是住宅小区的外观相对呆板,缺乏空间特质,同时基于现有的居住特征,空间也相对封闭。
将区域内的非居住空间进行联系,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站区的空间特点(图12),其中郑州东站站前公共空间贯穿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圈层,有较明显的空间展开,呈现出沿线路与沿轴线双向展开的特征;洛阳龙门站站前公共空间也显示了沿轴线贯穿3个圈层的特点,但展开面较小;鹤壁东站和驻马店西站站前公共空间表现出沿轴线贯穿的趋势,但贯穿的进深与展开面均有限;许昌东站与漯河西站站前公共空间呈散点式布局,由于空间增长不连贯,趋势并不明显。
如果按照高铁站区空间的理想安排,越靠近“极点”的空间使用强度越高,在高度与体量上的表现就越高大。通过开发强度与建筑高度指标考察整个空间是否有梯度变化。统计每个圈层的容积率,发现郑州东站站区空间比其他5座站区紧凑密集。除郑州东站之外,各站区均呈现出第二圈层容积率最高的规律特征(图13)。郑州东站内圈向外圈的空间紧凑性依次增强。在站区各圈层空间展开的建筑高度分布方面,其标志性建筑均呈现在站点朝向城市建成区方向区域,除郑州东站之外,其他5座站区的“极点”均出现在第二圈层,向上和向下的趋势不明显,郑州东站的“极点”空间出现在第三圈层,向上和向下的趋势十分明显( 图14)。这说明随着城市能级的提升和高铁站区枢纽地位的增强,城市功能会被交通功能“外推”,交通功能会从第一圈层延伸到第二圈层,其“极点”与周边空间的对比会更加明显,空间的曲线变化更突出,形成“内凹”的空间,这也是站区功能变化的外在空间表现。而能级相对较低的城市的高铁站区交通功能基本处于第一圈层,空间表现的曲线变化则更平缓,“极点”与周边空间的对比相对不突出。
在站城空间融合方面,主要考察站区圈层外围的既有城市空间与圈层内部边缘空间的延续有无一致性。根据6座高铁站区外圈层与城市建成区交接的空间肌理关系,按照站城空间连接的具体形态和融合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将站城空间关系划分为面状融合、轴线状联系和碎片状连接3种类型(表2)。面状融合高铁站区的大范围城市肌理和周边城市建成区存在较明显的一致性,站区的边界并不明显,与既有城市空间的融合较充分;轴线状联系高铁站区朝向城市方向只存在薄弱轴线状肌理的平滑过渡,其他区域肌理密度较城市建成区稀疏;碎片状连接的站城之间及站区自身的外圈层空间存在大面积空地,站区的边缘感较强。
这些融合关系的强弱不仅与站区空间增长有直接关系,还对站区功能开发有要求。当站区功能不够多样且与既有城区没有延续时,站城空间肌理上会产生很多偏差。
从交通的角度看,越靠近站点空间的交通功能就越集中,地处城市边缘有利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站区对外的交通联系优于城区内部的其他区域;同时,由于与既有城市交通联系较紧密,边缘型高铁站区较容易与城市内部的整个道路网系统进行接驳,较高的路网密度会强化其作为交通核心的集疏运能力;公共交通会被有意识地引入站区,多种交通形式的换乘会对站区尤其是第一圈层的空间组织提出较高的要求,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问题会变得比较突出。
从功能角度看,以站点为圆心,从外圈向内圈以居住、公共服务和商业商务等主要功能递进发展,从内圈向外圈以公共交通、商业商务等功能为主,向内圈和向外圈的比例依据城市能级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虽然理论上第一圈层应该是“极点”的位置,但是由于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未完全统一,导致能级越高的城市在第一圈层占据更多的空间布置交通功能,而高铁站区的城市功能则被“外推”到第二圈层,功能外扩致使第一圈层的空间功能相对单一。另一方面,第二圈层作为高铁站区功能转换的重要圈层,往往会出现居住功能,其功能多样性往往会成为站区发展的关键。第三圈层是既有城市空间到高铁站区的过渡区域,由于距离站点相对较远,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配套就会显得尤其重要。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现有的交通枢纽建设模式下,如果城市能级足够大,那么整个圈层的城市功能仍会向外推移。
从形态角度看,边缘型高铁站区周边前期缺乏相应的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甚至部分站区被城中村包围,在高铁设站初期大多无法依靠自身形成有效集聚,一般会随着主要道路的修建由既有城区向高铁站点逐层递进。站区空间形态会由线状逐步向面状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与既有城市的形态融合。虽然理论上最靠近“中心点”的位置应该具有最高的开发强度,形态应该最凸显,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可调节的交通用地占据中心区域,形成“内凹”的空间,整个站区形态随着“内凹”的边缘形成“极点”,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站点朝向城市面一侧,站点与城市中心连线的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