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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城市文化空间承载城市文化精神,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文化地理、文化学与城乡规划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基于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结合历史的维度,分析了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与内涵差异,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规划方法的进展和局限。研究发现城乡规划学领域内城市文化空间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多元,需要厘清文化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缺少定量和实证研究,呼吁新数据和新方法,亟待建构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就新时代城市文化空间规划,提出应注重在文化空间内涵上围绕居民福祉,挖掘城市文化精神,明确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内涵与谱系构成,拒绝泛文化空间;运用多学科交叉挖掘城市文化空间格局的历史生成,识别空间分布特征,总结布局模式;方法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元动态大数据以及相应的空间分析方法支撑,与其他规划相协同,建立健全城市文化空间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
城市文化空间;文化空间规划;文献综述;进展与展望
(全文刊登于《城市规划学刊》2019年第6期)
城市文化空间具有承载城市精神、化育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是塑造城市特色、彰显城市文化的关键要素。国外的文化空间研究文献一般使用culture space 或cultural space,我国基本沿用这一概念。从工业文明之后的城市发展来看,城市文化也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城市文化战略成为不少城市的发展战略,城市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而逐渐被重视。然而在城乡规划领域中国文化空间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历史还不够重视,在现行规划体系中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化背景下,亟待建构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方法。
面向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未来”,要传承中国“本来”基因,借鉴西方“外来”先进经验,本文从国内和国外、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分别对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文化空间规划方法两方面进行回顾、对比和总结,重点围绕厘清概念起源及其内涵,总结分布规律、布局模式、规划应对等规划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方向。为建构文化空间规划理论提供基础和支撑。这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国际化的视野中,彰显和传承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城市文化空间,探索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空间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指导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内涵差异
文化是理解城市的重要维度。但文化的定义广泛且复杂,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景观,从城乡规划领域来看,城市文化侧重于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和发展(武廷海,张敏,等,2008)。城市文化空间与文化有关,中外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具有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因此厘清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有必要从中国城市规划传统中的“人文空间”和西方“文化空间”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引入出发,比较中外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差异,有助于明确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所指。
1.1 西方“城市文化空间”的提出与发展
1.1.1 工业革命、二战、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文化空间
西方“文化”一词culture 源于希腊词汇colere,有“居住、养育、尊敬”之意。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 源于人类学。
工业革命之后,历史建筑遭到破坏,1933 年国际建协首次在《雅典宪章》中提出保护“有价值的建筑与地区”。二战后,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历史建筑向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从简单的物质环境的保护,走向保护与再利用。从1943年的《历史建筑周边环境法》,到1962 年的《马尔罗法》,提出城市“保护区”制度。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与方法。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了文化、自然、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三种类型,1992和1994年又分别将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文化遗产。工业化、全球化带来的城市同质化,文化危机浮现。L. Mumford (1938) 从社会性的角度批判了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城市文化的同质化。1960 年代后欧美国家城市的文化休闲娱乐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博物馆、文创中心、艺术家聚集地等一批新城市文化空间类型。1970 年代,地理学空间转向,“文化空间”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造业转型和创意经济兴起,城市内部出现碎片化、两极分化,将文化作为城市永续发展的重要方面。1980到1990年代,欧美城市普遍采用文化驱动的城市再生战略(L. Kong,2009),通过城市文化振兴城市经济和社区发展。1985 年欧洲在雅典提出了“欧洲文化计划”,并选出欧洲文化之都,目的在于唤起欧洲的多民族、多地域共同体的文化性,将文化空间看成是国家、民族教育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内容(M. Sassatelli,2008)。英国1988 年提出的《城市行动》(Action for Cities) 将艺术纳入文化的范畴。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分为“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其中定义“文化空间”是“一个可以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是“人们集会、分享、交流社会实践与思想的物质或象征空间”(W.V. Zanten,2002)。
21 世纪,艺术催生了城市文化的空间生产,文化规划兴起,很多社区委托制定文化计划,为文化地区制定措施和发展政策(A. Markusen,等,2010)。美国也将文化在区域经济部门中的作用和影响放在了优先位置,考虑其对城市经济、就业和产出的影响。2013 年在伊斯坦波尔会议报告中也指出了文化空间的活力受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威胁(K.Oakley,2015)。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文化·城市未来》(Culture: Urban Future) 中提出要全方面将文化考量纳入到城市战略之中。
1.1.2 强调空间的价值和意义,文化空间具有物质、社会和感知多重属性
文化空间是文化作用于空间上的产物。M. Foucault (1970) 将文化空间视为“多层次历时性的积淀(the sedimentation of layers over time)”。L.Y. Lai等(2013) 阐明了文化空间就是奉献一个地方的意义。F. Bianchini (1993) 将文化空间看成是一种文化实体(culture entities),是人们交流、分享的地方,以及与身份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地方。
“人”、“活动”和“场所”是形成城市文化空间的三要素(R. Benedict, 1934)。F. Ferdous 等(2008) 指出文化空间是连接“人——空间——文化”之间的重要物质载体,文化空间指的是与人的活动、行为或感知、空间原型和特征相关的城市空间,强调文化感知性以及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关联。文化空间是集体现象和公共空间的集合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文化空间也被解释为与人们的行为和行为相联和心理空间。文化空间既关注人,也关注环境,强调集体记忆和空间的历史分层,通过文化活动反映个人的行为模式与感知,不同的文化活动界定了文化空间的类型、格局、环境特征以及相关人群,其不仅是物质空间,也是个体或者集体对文化的空间价值感知的混合体。L. Y. Lai等(2013)认为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包含物质属性、社会属性和感知属性。其中物理属性包含街道空间格局、空间特征、建筑形态、标识体系等;社会属性重点是在空间内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感知属性是对文化空间内的活动、记忆的感知;并认为文化空间的价值主要是由其物理属性的价值决定的。A. C. Pratt (2014)则认为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取决于空间的价值和空间的意义,指出英国文化空间的价值主要是受市场、非市场、精英和民众四方面的影响。
1.1.3 文化空间内涵的多样性与分类的模糊性
文化空间的内涵是动态变化的,其分类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主观性,因此文化空间需要不断评估,进而进行动态调整。人口的增长、全球化、新技术社会治理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文化的广度从传统的古典文化,延伸到了创意产业、旅游、消费等领域(A. C. Pratt, 2014)。R. N. S. Clair 等(2008) 指出文化空间是时间的沉淀理论,提出“文化沉淀”理论(sedimentationtheory of culture),认为文化空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体,尊重新旧空间的层次与融合,尊重多元共存与混合,其结构就是时间在空间上的层叠关系。L. Kong (2009) 将文化空间分为纪念性和日常性两类,其中文化空间地位的重要性与其在空间上的位置存在某种必然关系,重要空间居于城市的核心位置。A. C. Pratt (2014)将城市文化空间分为遗产、去工业化和创意产业三种类型。
国外实践对文化空间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表1)。加拿大文化空间基金(Canada Cultural Space Fund)定义文化空间是“一个能够使加拿大人聚集在一起体验艺术以及与遗产相关的活动的物理空间”。华盛顿文化空间的创造与城市的发展相联系,重视文化活动的展开,文化的表达与体验,文化设施的服务,建构文化生态系统。
因此,西方文化空间一方面重视文化的多样性,既有文化遗产,又有公共艺术;一方面重视文化发展的综合效益,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
1.2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传统启示、内涵与分类
1.2.1 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启示
中国城市强调其精神文化意义的存在,重视人文空间的建设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区别于西方并自成一格的重要特征。城市人文空间建设以精神文化价值为导向,源于人们对于城市的精神价值追求,人文空间是“人心所寄”之所,承载着人心凝聚和道德化育的作用(王树声,高元,等,2019)。纵观人文空间的共性和地方独创性,其内涵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拓展,既有继承,也有创造,总体上可细分为文治、文教、文思、文敬等类型。这些空间作为古代城市地图表达的重要元素,在城市物质空间中所占比重较大,在空间选址和布局中,往往处于山水环境的关键位置。
1.2.2 注重实体物理文化空间,空间活动社会性和空间感情的感知性
在199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与城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城乡规划领域内的前辈提出的城市文化、城市文态、城市文化环境等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郑孝燮(1994) 提出“城市文态环境”,强调城市建设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吴良镛(1996)认为广义的城市文化包含文化的指导和社会知识系统,狭义的城市文化包括城市建筑文化环境的缔造以及文化事业设施的建设等城市的文化环境。张锦秋(2005) 提出城市文化环境构成的要素主要有标志性建筑、城市文化设施、街区、风景名胜和城市整体特征。21 世纪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物质性是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特征,但并不代表城市文化空间就等同于城市公共空间。陈虹(2006) 认为文化空间是“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向云驹(2008) 从保护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我国文化空间的资源状况和保护原则。李星明、朱媛媛等(2015)认为文化空间是人们在一定的区域或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所形成或构建的、在当今仍然具有生活和生产功能或性质的物理和意义空间或场所。
1.2.3 城市文化空间的类型划分方式多样,空间主体多元化
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类型的划分标准不一(表2),除了物质性之外,还包含空间承载的活动内容,如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明确文化空间是指展示场所,还有文化活动。另外,城市文化空间关注文化设施,如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服务保障法》提出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具体内容。
在城乡规划领域,对于城市文化空间的分类方式主要有四类:一是按照功能、内容谱系,即按照构成和内容组成要素来划分;二是按照时间,划分为历史、现代等;三是按照空间特征进行划分,包含有空间层次(宏观、中观、微观)、点线面要素(节点、街区/廊道、文化园/区) 等;四是按照价值为导向,按照价值高低排序。除此之外,还有混合方式。
尽管城市文化空间定义模糊,标准不一,但伍乐平、张晓萍(2016) 明确指出应反对“泛文化空间”,不应将一切文化现象都看成是文化空间。王树声(2018)提出“文地”,主要是以价值为导向,指承载精神文化价值、凝聚城市情感记忆和服务居民文化生活的文化用地。
2 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研究进展
2.1 国外文化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哈维最先提出文化规划的概念,并运用在社区建设之中(H. S. Perloff, 1979)。随着西方城市经济转型,城市文化产业兴起推动了文化导向的规划方法的探索和建立。经过40余年的规划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2.1.1 从重视“物质”形态的保护到挖掘“文化”内涵,逐渐走向文化复兴,最终走向城市品牌营销
国外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实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和保护,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中将文化特色和城市传统文化融入城市空间。二是城市复兴,文化空间的内容也涉及到历史空间的保护、现有空间的维护和新的空间的创造,复兴强调文化空间在旧城更新中的战略引领作用和经济作用,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呈现混合的功能利用,H. R. Snedcof (1985) 提出了复合使用的文化设施。三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营销,包含策划文化活动发展旅游。2018 年“东亚文化之都”的活动中,申办规划不仅要求城市规划文化设施建构布局,而且要利用城市空间展开文化活动。因此,城市土地的再开发利用、建筑使用、基础设施以及税收政策都是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关注的重点内容。
2.1.2 规划目标强调综合效益,将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
文化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目标是将城市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多元利益发展相协调,重视文化设施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经济的关系。重视社会公平,避免文化精英倾向,强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等多元化的公众参与方式。J. H. Steward(2006) 提出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 主张研究文化与人、社会、自然、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机制。A.C. Pratt (2014) 强调资助文化的方式:从国家转变为第三部门和私人作用;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特殊”到“普通”,文化更加普遍;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文化供应的商业方面的显著增长及其对文化价值的影响;文化表达的多样性:从以前被认为是低文化的非正式活动中纳入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表达;文化的传递:通过一系列新技术,在时间和地点上,允许越来越多的文化参与和选择机会。
为此,国外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进行保障。英国成立了创意经济联盟,加拿大成立了文化空间基金(CCSF),目的是改善艺术与遗产相关的创作、展示、保护与展览,对文化空间的合格标准、评估流程与评估标准、融资以及可行性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操作流程。温哥华、西雅图和旧金山已经采取措施推广文化空间,通过赠款计划、定向拓展、市属使用,为文化目的的财产和对新文化空间的激励发展。多伦多成立了涉及建筑、城市规划、文化、工程等多个部门联合的文化工作小组。美国的文化事务则散布在多个委员会之中,文化规划包含在分区规划之中。
2.1.3 文化空间规划应该传递使用者感知其意义和价值,强调空间的可识别性和可想象性
欧洲的“欧洲文化之城”(European City of Culture) 目的在于培养和发掘欧洲城市的“文化”特性(M. Sassatelli,2008)。F.Ferdous 等(2008)认为文化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如何利用我们的认知价值和规范来感知空间的存在和精神意义。人类在不同尺度上,能否被感知都空间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他将文化空间的规划看成是一个编码的过程,人的感知就是解码,如果不能共享或者理解代码,那设计表达就是无效的,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感知组件主要与具体的场所环境、时间记忆、人的认知、空间的可识别性和可想象性等方面。
2.1.4 城市文化空间的技术方法与规划实例
城市文化空间技术方法不断创新,西雅图通过文化空间进行热点分析,提取其分布格局。文化空间布局的研究要区分对待共生型和竞争型文化空间。A.Markusen 等(2010) 在强调了文化区和文化旅游导向两种文化策略,并且对文化区的布局原则,探讨了分散和聚类布局的关系,分散布局有利于公平性使用,政府倾向与文化区的集中建设,发挥规模效应。
温哥华2008—2013年文化设施规划(Cultural Facilities Plan),解决文化需求与空间供给之间的矛盾,规划中将城市中拥有的和可以出租的文化空间进行了规划和安排,并展开了Cultural Spaces Mapping Project统计文化空间具体类型的项目。加拿大文化设施规划中重视文化空间在视觉、文学、艺术、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表达,强调多种功能,提倡连续的艺术活动,关心社区的能力、特征和目标,认为不同层级的文化设施应该呈金字塔式的规律分布。奥克兰2016艺术文化空间保护与创造策略(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and Creating Arts & Culture Space in Oakland) 的文化空间规划重视永久性、公平性和文化保护。其中永久性是提供永久的文化空间,公平性是最大程度满足多元类型的文化空间,并且谋求综合利益最大化,文化保护指的是保护文化和遗产空间。
2.2 国内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2.2.1 规划主体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到“文化设施”再到“文化空间”
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包含空间几何的拓扑研究以及空间与权力、象征之间的关系,探讨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伍乐平,张晓萍,2016)。传统城乡规划领域以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设施为主,强调文化的空间化。自21世纪初,学者们开始探索建构文化规划。黄鹤(2004)较早地展开了文化规划的相关研究,从文化规划发展目标、流程、基本方法和规划类型、空间实践和支撑体系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文化规划的体系方法。王承旭(2006) 关注城市文化及其层次、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城市文化空间三要素及形成机制、城市文化空间的四种尺度、城市文化空间的需求层次五方面内容。李祎等(2007) 都提出了城市文化研究框架。朱文一(1992)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探索城市空间的文化内涵。黄瓴(2010) 提出城市空间文化规划是城市空间文化结构理论及其解析与评价方法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得以应用的有效途径。刘合林(2010) 从文化城市的内涵、构成框架、类型与特征、评价指标等四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从文化城市的理论逻辑出发,提出了构建文化城市的发展战略,并关注其带来的空间、经济和社会效应。刘扬、徐泽(2013) 在梳理城市文化战略、各类文化规划以及文化空间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基本技术框架。
2.2.2 定量化的研究趋势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和城市物质空间的定量方法,促进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定量化研究。黄瓴(2010) 提出城市规划应该避免轻视城市文化的倾向,对城市空间文化价值进行适度量化研究。侯兵、黄震方等(2011) 从物质、时间和区域的三重视角,提出了资源利用、整合路径和评价指标。王琛芳(2017)提出衡量城市文化空间结构的主要指标包含城市文化密度、城市文化空间布局和城市文化空间形态。
2.2.3 规划体系变革中的文化底线
近三年来,应对规划转型,城市文化空间的探索多有创新,对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的内容和用地分类有借鉴价值。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中将文化保护控制线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作为城市建设和布局的控制线,其中文化保护控制线是“为保障文化发展,针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文化)景观和重大文化体育设施集聚区,逐级分类划定”。申立、陆巍等(2016) 在上海文化空间编制中建构了“多元需求解读—远景目标设定——逐层分解目标——空间支撑体系”的基本范式,提出宏观上构建战略文化区域结构布局,中观上文化设施布局,微观上公共空间文化氛围营造。李炎、王佳(2017) 提出城市文化规划中应该调适“城市形态多样性与城市顶层设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城市文化空间、地方文化生活与网络文化空间、地方历史文化遗存与城市新区文化、城市经济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王树声(2018) 从“从文化精神定位、文地要素构成、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设计、文地规模确定、文地规划层次等方面构建了文地系统规划的基本理论框架”。
3 研究评述与展望
3.1 研究评述
3.1.1 多学科对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广泛,但城乡规划学领域城市文化空间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多元,需要厘清文化空间的内涵和外延
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集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城乡规划学领域研究薄弱,多借鉴其他学科,或者是从空间的特征着手分类。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城市文化空间的定义有所同,但二者又具有相似性,即城市文化空间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是最为根本的。国外城市文化空间强调其动态性,随着文化内涵的动态发展而有所区别,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强调物质、精神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尤其重视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意义的感知和传递。国内学者关注城市文化空间的物质属性较多,强调核心象征性、精神承载性、意义与符号、交流与传播等方面。另外,中国传统的人文空间内涵对城市文化空间的构成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关注不够。从城市空间建设的角度来看,厘清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和外延是首要问题。城市文化空间的划分标准,既要有谱系思维,由不同的类型构成,也要有时间的维度,同时可以明确,以价值为导向的城市文化空间应该是其内涵,但具体的价值包括什么?是未来亟需研究的。文化空间的外延,可以从设施拓展至文化产业空间。
3.1.2 亟待建构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缺少定量和实证研究,呼吁新数据、新方法
国外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多是针对文化设施和城市文化营销、以及城市遗产保护,国内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保护、文化设施层面及城市文化战略之中,涉及到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城市特色空间的空间设计等其他空间分布特征,但是对人本身、对于文化空间能否有效传递和表达、对使用者能否有效感知文化内涵这些本质问题关注不多。另外,对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与现行规划体系的衔接、在规划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等方面研究不足。文化空间的研究多聚焦于抽象思辨,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不足,对于生成机制与地理信息技术和跨学科的运用研究不多,我国目前的定量研究通常以静态数据为主,动态的数据、大数据、手机信令等的结合不足。
3.2 新时代中国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研究重点
新时代赋予城市规划的新要求,当前中国城市肩负着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城市不仅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而且要“记得住乡愁”,城市文化空间的建设目的就是通过物质空间的营建实现这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亟需在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围绕“谱系构成——空间格局——技术与机制支撑”,建构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城市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3.2.1 围绕提升居民福祉,挖掘城市文化精神,明确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内涵与谱系构成,拒绝泛文化空间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既要自上而下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又要自下而上满足居民精神文化所需。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的灵魂,并且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构成,不能简单照搬和套用其他城市。城市文化空间除了功能物质属性之外,最重要的是其价值属性,不能简单将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城市遗产物质遗存、城市文化旅游、文化地产混为一谈,城市文化空间建设要避免经济化、符号化、娱乐化。在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发展背景下,应该挖掘每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内涵,将“城市精神文化空间化”,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和建设承载城市精神,提升居民福祉。因此,城市文化空间的判断标准和分类依据就是面临的首要科学问题,这是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基础。每座城市应该建立自己的城市文化空间构成要素与谱系数据库。城市文化空间应避免精英主义和泛文化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要凝聚居民的集体记忆,具有崇高性和共识性,不能将文化泛泛而谈,必须要落到具体的空间中。在城市精神文化与文化空间的匹配基础上,对现状的城市文化空间的构成、空间位置和空间规模进行调整。
3.2.2 多学科交叉挖掘城市文化空间格局的历史生成,识别空间分布特征,总结布局模式
城市文化空间是时间在空间上的沉淀,那些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精神的城市文化空间往往是城市经过历代传承至今的,因此在明确城市文化空间谱系的前提下,首先要从历史的维度,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和城乡规划学等交叉综合研究的方法,分析城市规划和建设史,挖掘城市文化空间现状格局形成的历史因素,识别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关键要素及其与山水形胜和其他功能空间之间的关系,总结历史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其次,从系统性的角度,在整体层面和不同类型等角度对城市文化空间格局总体特征进行分析,包含空间的可达性、集中度、聚类等。关注城市文化空间结构在城市总体构架中的骨架作用,从城市文化空间格局与城市空间、山水格局的耦合关系,判断城市文化空间格局对于城市空间特色的引领性。最后,在继承和创新历史城市文化空间格局的基础上,探索城市整体艺术骨架,对整体空间布局模式提供支撑,对城市中的关键节点、地段、廊道和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和规划指引。
3.2.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元动态大数据以及相应的空间分析方法支撑,与其他规划相协同,建立健全城市文化空间的保障机制
城市文化空间事关国家文化传承与居民福祉,在规划体系中要明确其重要性,为坚守文化底线,建议将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纳入空间规划体系,从内容、组织、技术编制框架和政策的角度与其他类型的专题规划相协同。城市文化空间需要建立技术保障,主要是创新规划技术方法,城市文化空间在借鉴城市规划的基础之上,切实关注居民对文化空间的诉求和满意度,从手机信令、调研访谈、POI 兴趣点等多种形式丰富数据源。运用心理感知、GIS 等空间分析手段,建构城市文化空间数据库,运用定量的方式展开聚类热点分析、交通可达性分析等方法来识别空间格局,从动态的方法和时间地理学的方法,加强文化空间的“流”作用与机制。此外,还应对城市文化空间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和预警,建立保障机制。
作者简介
高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
王树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通讯作者
张琳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工程师
来源:城市规划学刊
新媒体编辑:刘晓莹
审读: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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