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学者对北京、上海和成都等大都市区中心的研究,研究在规划轨道网络上将这些大都市区中心的区位加以表达,得到图7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3个城市极核中心和副中心均具有“趋中性”的特征,北京国贸和上海陆家嘴极核中心均有轨道环线或紧邻轨道环线,北京的金融街副中心、中关村副中心,以及成都的二仙桥副中心、茶店子副中心和火车南站副中心均在轨道环线上,这与东京都市圈和首尔大都市区中心体系空间分布特征接近。此外,上海外滩中心、成都天府广场中心均处在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北京由于紫禁城禁止开发,导致其都市区中心分别选址于紫禁城东西两侧,形成了金融街和国贸两处中心,先期发展的极核中心空间区位同东京、首尔和巴黎一致。
根据公式(1)计算北京大都市区内国贸、金融街和中关村等地的中心势能值发现,国贸中心势能值是金融街的4.7倍,金融街势能值是中关村的2.6倍,且其中心体系势能值分布特征同东京都市圈接近。由于未获得其他中国大都市区中心体系就业岗位数据,难以准确计算其势能值。但是从上海、成都等大都市区中心所在片区的开发强度和规模特征看,按照人均20m2的就业岗位面积估算就业密度及其各中心势能值,结果显示二者的中心体系分布特征与北京较为接近。总体来看,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国内大都市区高等级中心体系势能值特征与国外大都市区较为接近。
除北京、上海、成都等大都市区高等级中心与轨道环线的关联紧密外,中国其他团状城市也大都规划了轨道环线,如广州(11号线)、武汉(12号线)、西安(8号线)、郑州(5号线)、哈尔滨(3号线) 和沈阳(5号线)。从技术参数看,国内城市的轨道环线长度大都在40~50km,拥有约35个站点,换乘站约20座,几乎实现了中心城区所有线路的便捷换乘;从列车编组看,除北京环线因建成年代较早采用了6B 编组外,其他城市几乎均采用了6A或8A编组,运量较高,在承担换乘客流和到达客流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这些城市的轨道环线均在中心城区范围内,且距几何中心处的距离大都在7km左右,得益于中心城区较高的人口密度,拟规划的都市区中心有较大的人口腹地,依托换乘站建设都市区副中心符合中心地理论。
国外大都市区高能级中心均在中心城区范围内,而中国大都市区近年来在区域协同发展理念指引下,尤其是在2011年国家级城市新区等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城市空间拓展出现了明显的跳跃现象,这些规模较大的城市新区大都规划建设了新的商务中心,本文称之为新兴CBD,如北京通州CBD、南京江北新区CBD 和成都秦皇寺CBD 等,它们均在中心城区范围之外,与传统商业中心空间距离大都超过了20km,且开发规模较大、开发强度较高,未来交通组织难度较大。
在“土地财政”等外部因素影响下,中国大都市区极核中心开发强度普遍较高。以北京为例,当前国贸的就业密度已超过汉阳都城和拉德芳斯,但仍明显低于东京都心和新宿;从就业岗位数量看,国贸与新宿、汉阳都城接近,明显超过拉德芳斯(图8)。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当前极核中心地区交通组织已面临较大的挑战,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规模和密度将继续上升。
面对严重的供需不匹配现象,北京在2015 年以来的轨道网络修编中不得不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尤其是核心区的轨道网络密度(图9),以支撑中心体系可持续发展。与中国都市中心城区轨道网络规划密度级差不明显相比,东京区部、首尔则呈现了明显的级差特征,尤其是在都心片区、汉阳都城片区形成了高密度的轨道网络格局,其轨道站点密度分别为3.6座/平方公里和3.9座/平方公里,而国贸、金融街和中关村中心轨道站点密度仅为1.3座/平方公里左右。此外,国外大都市区极核中心或副中心均有都市快轨制式、轨道端站或邻近端站,在同等线网规模条件下,为中心片区提供了更充分的运能,实现了与大都市区空间的协同发展。目前,中国都市极核中心普遍缺乏都市快轨支撑,且高能级中心几乎均没有轨道端站。
梳理国内典型团状大都市区轨道网络规划发现,中国都市快轨规划研究深度明显不足,传统商业中心(CAZ) 与大型对外枢纽,如高铁站、机场等均没有都市快轨直接相连;CAZ与先期CBD之间缺少都市快轨的衔接;先期CBD与运量较高、换乘效率较高的轨道环线也缺少直接联系;新兴CBD 大都有都市快轨线路通过,且与大型对外交通枢纽有轨道交通衔接,但也存在换乘不便、组织效率偏低等问题。总体上看,中国大都市区CAZ、CBD 和大型对外交通枢纽三者相互之间缺少高品质轨道交通衔接,这与国外发达大都市区有较大区别,在轨道网络规划和土地空间规划中应予以优化。
在大都市区范围内,自内向外形成3~4级中心体系,即“都市区极核中心—都市区副中心—近郊区中心—远郊区中心”,国外发达大都市区和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城市,由于规划轨道网络里程规模较大,远期(景)大都市区范围将达到1.2 万平方公里左右,从行政地域看,部分远郊区( 县/ 市) 将被列入大都市区范围,因此中心体系将呈现4级。
对中国其他省会城市的大都市区而言,至2030年左右,大都市区的范围多数将达到3500km2左右,同发达大都市区的密集建设区范围接近,中心体系呈现3级。国内大都市区的极核中心分为两个片区:一是以传统商业中心为载体的中央活动区(CAZ);二是CBD,CBD又分为两类,第一类大都位于中心城区范围内,建设历程较长,第二类多为以大型城市新区(一般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或国家级新区) 核心区为载体的都市区CBD,两者共同构成了都市区极核中心。此外,对于轨道环线周边尚有较大体量未开发用地的都市,可在规划政策引导和轨道网络支撑下,形成都市区副中心;对于近郊区,可推动形成片区型中心,主要服务于本行政区或功能区。
(1) 大都市区中心体系分布特征。
CAZ布局于中心城区,配备有先期CBD,且这类CBD 大都在规划的轨道环线步行接驳范围内或紧邻轨道环线(图10)。依托轨道环线,远期形成若干个都市副中心。部分大都市区在传统的城市轴线上,如北京、上海和成都等在距CAZ 20km或更长距离处形成新兴CBD;部分新兴CBD 未在传统的城市轴线上,如广州、南京、西安和郑州等。
(2) 通过都市快轨或地铁普线连接新兴CBD 与CAZ。
新兴CBD 是中国都市发展过程中的创举,其与CAZ 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对此,国外没有近似经验可借鉴,但是从未来人的交流活动增长等方面看,两者应该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轨道交通联系更是不可或缺。若要判定都市区中心之间的轨道连接方式,应根据新兴CBD与CAZ 之间的交通量和空间距离等因素来综合确定。例如,若几个都市区中心在同一轴线上,走廊交通量较大且空间距离较大,如北京、成都等,可采用高运量都市快轨制式;若空间距离不足以开行都市快轨,可通过地铁普线连接。
(3) 新兴CBD 与大型对外交通枢纽连接。
根据新兴CBD 与大型对外交通枢纽的空间距离和出行时耗要求,选择合理的制式。当新兴CBD 与大型对外客运枢纽距离超过20km时,均应有都市快轨线路连接机场或高铁站。当新兴CBD与高铁站距离较近,或沿线土地开发体量较大足以支撑地铁线路运营时,亦可采用地铁普线制式。
(4) 依据轨道运能供给确定都市区中心片区土地开发强度。
中国大都市区极核中心片区大都存在严重的交通拥堵或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轨道运能供给与交通需求失衡。从国外发达大都市区轨道网络发展历程看,核心区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开发深度大都在﹣60m内,极核中心区域提供4 条左右的轨道路由( 可运营多条线路),按照8A 编组估算,片区最大集散能力为30万人次/ 时。中国应以此集散能力约束土地开发强度,实现土地与交通的协同发展。
受国家新区开发政策影响,中国部分大都市区在中心城区之外规划了新兴CBD,其空间区位具有边缘化的特征,在同等建设资金和同等时耗条件下,可获取的就业岗位、休憩机会等可达性指标大幅低于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CBD,因此,从提升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看,新兴CBD 土地开发强度应适度降低,就业岗位应向位于中心城区的都市区副中心引导,以更好地缩短职住通勤距离和时耗,提高城市活力和品质。
都市快轨将是中国轨道交通下一阶段的建设重点,串联都市区中心与大型客运枢纽的都市快轨拥有充足的刚性客流需求,存在较强的建设必要性。但是在核心区或中心城区,普遍存在路由通道难觅或建设成本大幅增长的可能和趋势。因此,应对这类刚性需求,应提前预留其路由通道,建议核心区严格控制﹣60m以内的地下空间,中心城区其他地区严格控制﹣40m以内的地下空间,超前谋划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