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粤港澳研究中心规划师、博士;蒋国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市政所主任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中心负责人、博士从老庄“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到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指出生态产品蕴藏着巨大价值。“天人合一”要求全球人类与自然作为命运共同体,在面临生态产品短缺的现实情况下,应该深入挖掘生态产品的价值、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作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以人为本的生态福利均衡等不可或缺的生态治理体系,是“两山”理论及生态产品价值通过政府行为切实贯彻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两山”理论提供了价值载体,更为国家构建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抓手。本文在系统总结生态产品价值内涵和生态治理体系重要意义基础上,构建了“五权”生态治理体系理论框架,依次从发展权、物权、交易权、空间权、监督权方面阐述对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并从法律体系、评估交易、规划管控、多元主体、信息生态等方面提出我国的应对机制与政策建议。
从老庄“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到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指出生态产品蕴藏着巨大价值、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政府行为生态化。全球人类与自然作为命运共同体,在面临生态产品短缺的现实情况下,应该深入挖掘生态产品的价值、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两山”理论提供了价值载体,更为国家构建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抓手。
随着人类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致使生态环境危机出现,人类逐渐意识到良好健康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阶段,推开了生态文明的时代之门[1]。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既与老庄“天人合一”的思想基本一致,也与习总书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阐述相符。在全球化的时代,不仅要求经济全球化,更要求全球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并成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明确生态产品内在价值及构建生态治理体系是推动目前最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落实生态文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工业时代,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和对生态环境无控制的污染造成了很多破坏性后果,甚至在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之后仍然选择了低质量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导致形成经济较发展地区生态环境较差,而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
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量质并重,且充分认识并挖掘落后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生态产品价值,从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乡村振兴。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通过模式创新凸显生态产品价值以及制度创新形成高质量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落实生态文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三)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融合时代文明而内部自我更新和丰富充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文明形态。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生态文明是引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种宇宙文明形态。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习总书记指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四位一体”的文明结构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内容的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逻辑吻合,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构建生态治理体系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生态福利均衡的重要途径
老子“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思想提出人之关键,正如习总书记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生态公平和发展既强调横向空间维度上当代人的公平分配,也要着眼纵向时间维度上后代的发展权利。任何人在使用资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约束自己的负外部性行为。发达国家要为长期工业发展造成的后果负责,发展中国家则要积极探索生态发展方式,保留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强调代际公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使生态系统功能和居民健康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使生态文明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享受绿色福利,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生态福利均衡。
二、生态产品价值内涵与实现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产品的价值内涵和影响因素
我国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了生态产品的概念,认为“人类需求既包括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2]。从广义上讲,生态产品还应包括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生产的有机农产品等;以及人类自身通过清洁生产、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生产的工业品等生态标签产品。
生态产品价值是生态产品的效用和人的需求的经济关系,是生态产品内在的经济性、稀缺性的显性表达[3]。如图3所示,根据产品属性来看,生态产品可划分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和市场性生态产品两类。

公共性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过程为人类提供的自然产品,其价值主要受到地理区位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和气候的影响。公共性生态产品可以通过提供生态旅游、生态休闲观光及生态康养服务等进入市场交易转换价值属性,同时完成生态利益由私有到共享的转移,最终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
市场性生态产品是指通过由生物生产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为人类提供的产品,或者通过人类生态设计、生态认证的经济物品,其价值还受到生产条件与生产技术的影响。前者通过产权界定后可转换为私人产品,而后者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市场属性。对于市场性生态产品,可以通过生态设计、生态认证等方式改进产品性能并增强商业价值,最终通过市场交易体现价值。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的问题
生态产品具有从产品生产供给、流通交换到最终消费的整个价值实现周期,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着生态资源认识、产权配置、价值评估、市场交易等多种问题。

1.生态认识不全面
目前生态观念尚未深入人心,不论政府还是企业在面临生态不具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并不能做到生态优先,甚至个人在消费的过程中都存在浪费资源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单纯保护和禁止发展的阶段,认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悖的,忽视了生态是一种可以转化为资产的资源,从观念上严重限制了生态价值的实现。
2.政府行为不科学
由于生态产品内涵未清、责任未明,政府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权衡,往往存在“重开发,轻保护;先开发,后保护”的问题,不满足新时代“重保护,高品质”的发展要求。从而导致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3.责任主体不明确
目前我国各类生态要素所有者不够明晰,生态要素所有权主体代表不到位、所有权权益得不到落实,使得生态服务供求双方无法明确界定,各种生态要素产权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无法协调统一,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大大降低市场主体主动提供生态服务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4.价值评估不完善
目前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方面在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生态产品真实价值难以量化与衡量,且往往因部分产品具有公共属性或者在产品价值的衡量中严重忽视环境与自然资源因素,而造成生态产品价格偏离其价值,阻碍落后地区通过巨大生态价值的实现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进程。
5.市场交易不成熟
生态产品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类,有形的生态产品按照供需双方的意愿进行直接交易;无形的生态产品的交易就是要将生态产品产权化、市场化和价值化,在买卖双方无法直接进行交易的前提下只能依托交易平台。但是目前缺乏相应的生态权属交易平台,制约了生态产品市场化进程。
三、基于“五权”理论的生态治理体系构建
(一)生态治理体系的内涵
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4]。可见,构建新时代下的生态治理体系将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弥补短板和重要突破。
通过对生态治理体系的内涵理解,其应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监督考核三方面,是一个有机、协调和弹性的综合运行系统,其核心就是健全的制度体系,包括治理体制、机制、技术等因素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5]。生态治理体系应是融合多种要素并应当以先进理念为基础的重要框架,且能够为实际的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有效支撑与保障。
(二)生态治理体系的“五权”理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产品基本能力投入、产业人才培训等具体途径,但生态产品价值的具体实现仍需体系理论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当前时代下,人的权利视角将成为国家理念能否有效构建和可持续推行的关注重点,且权利关系边界难以界定已成为我国当前生态治理的困境之一[6]。本文通过构建发展权、物权、交易权、空间权、监督权五种权利相互支撑的完善框架,探讨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指导意义。

1.发展权
生态文明能够真正得以贯彻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保障生态地区的发展权。发展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认定机会公平的发展诉求。只有尊重这种诉求,才能更加合理建构整个体系对人的保障、尊重且最终从根本层面激发地区活力。也只有从个体经济理性的角度充分理解认识本土居民、产业人员甚至政府的发展诉求,才能建立和平衡好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与发展、发展与保护的统一。民生优先、重视发展权是基于人的首要诉求,而在充分保障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等同等的发展诉求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以发展中的其他要素为基础的物权、交易权、空间权等完整的治理体系,并推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2.物权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决定着生态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而能否建立高效、科学、法治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衡量政府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生态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要支柱[7]。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而依托现代法律体系可将其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配权等,由此可见,物权的分离是进一步推进生态产品资源活化及价值能得以有效实现的坚实基础。事实证明,建立基于生态产品的多种物权属性分离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特别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分离能够解决因权利交叉缺位而出现的诸多现实难题。
3.交易权
经济能力是一切制度建设的基础,并直接影响到制度是否能够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推行。因此,在发展诉求和物权分离的基础上,生态产品能够真正进入市场体系并实现价值市场化则将取决于交易权的确定,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目前针对生态产品的经济效益实现,可主要分为政府购买、市场模式和生态产品认证三种[8],而政府购买仍然是最稳定的流通机制。由此可见,基于生态产品能够更加有效的深入并发挥其价值,需要充分认知和开放交易权和相关的治理保障。事实上,也只有充分贯彻交易权,才能够真正实现被动输血到主动造血的转化,并回应“两山理论”中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
4.空间权
生态产品能够通过交易权进入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但仍需要由掌握实际土地及落地权利的政府部门进行调控,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好政府作用。正如自然资源部的“两统一”原则(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中所贯彻的理念,空间权代表着以分类分级和功能赋能使交易权能够得到保障。而不同的空间认知也往往影响到生态产品的价值方向和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方式,且影响着基于生态产品的发展权、物权和交易权能否真正以空间规划落位。
5.监督权
监督权是治理主体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实现系统调整和动态监督的能力和权益。建立政府、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的合作型治理体系,并能够被分解为多个层级和多种维度,各个主体通过相互沟通、协商、谈判、妥协,利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等多元化的途径,达成一致意见,并促进公共事务解决。当体系机制出现问题或不同主体引发利益冲突时,能够明确责任主体和如何系统自我改进。由此可见,监督权是整个“五权”生态治理体系机制层面的保障。基于监督权的生态治理模式研究,既能够保证治理主体和参与形式的多元化,从而保障其他权利的充分发挥,又可以扩大参与、明确不同主体具体责任,并建立从生态治理体系保障下的生态产品全面框架。
四、“五权”生态治理体系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建议
基于对发展权、物权、交易权、空间权及监督权的探讨,本文提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形成的几点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生态产品法律体系
充分挖掘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建立从政府到个人的生态产品发展诉求肯定模式。确立生态产品产权制度,完善生态产品法律体系,从而在顶层设计上保障生态发展动力。首先全面梳理与生态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不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规定提出具体废止和修改意见。其次,系统总结启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市的经验,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产权登记制度并研究制定促进生态产品生产流通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建立健全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层次全结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生态产品法律体系。
(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和交易平台机制
建立相适应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交易机制。对于产权明确的生态产品,通过市场交易采用直接市场法定价;对于空间范围较大且区域不连续的生态产品,采用替代市场法估算价值;而意愿调查法则是通过对居民使用生态产品的支付意愿和支付强度进行调查摸底,为生态产品的价值估算提供依据[9]。其次,要建立政府为主、市场参与的生态权属交易平台并完善相应交易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价值增值。
(三)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是确保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供给及价值实现的基础及重要保障。以县市为基本单元,以国土三调为基础,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科学划分自然资源产品。对于空间范围较大、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或重要的地区的生态产品,应结合生态保护红线或者国家公园体制方式进行严格的用途管控,实施在地的开发与利用。而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有着紧密关系的市场性生态产品,其开发与利用应严格遵循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确保此类生态产品的可持续性的供给。
(四)培育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确立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这要求政府、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针对公共性、市场性等不同生态产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

对于公共性生态产品,政府应该主导提供,政府应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于自然资源资产,建立权属交易等有偿使用机制[10],比如排污权、水权、碳排放权等,建立体现生态资源稀缺性的公共生态产品商品化制度。建立负债偿还机制,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进行生态购买或者特许经营权引导企业参与生态建设和生态产品生产。
对于市场性生态产品,政府应该出台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各项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生态产品产业化经营,比如生态农产品的组织生产;以及产品生态化生产,比如工业产品的生态化生产;并促进旅游休闲、康养等生态服务产业发展等。
另外,建立生态金融支持保障机制。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生态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创新开展自然资源集体产权抵押、环保技术知识产权、排污权以及清洁能源企业的收费权质押融资业务;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等。
(五)构建生态空间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考核机制
政府应该搭建好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与产权流转服务平台,提供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生态空间数据库,进行生态产品资源、资产等资讯的有效互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交易信息查询、生态企业信用评级等配套服务。此外,还应采取政府领导离任审计,将绿色GDP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等制度提高政府能动性。建立政府生态资源损害责任追究、生态购买信息公开等多元化的监管考核机制,并结合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案件追踪,提升生态产品领域监督管理效能。
五、结语
本文基于“五权”的生态治理体系构建,依次从发展权、物权、交易权、空间权、监督权方面阐述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影响要素及机制,并分析与探索了未来发展方向及实现路径,为我国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然而,考虑到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创新性的战略措施和任务,是一项涉及自然生态资源、经济、社会、政治等相关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尚未有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此外,自然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转换本身涉及到自然资源管理领域重大基础理论、关键技术、机制体制和政策保障等诸多科学技术难题。因此,未来我国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完善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途管控的基础上,应重点开展实施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专项研究,从保护、生产、流通及消费等环节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制度约束,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