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城区建立了具有西城特色的“四名”工作体系,全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探索历史街区更新途径,积极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和复兴。为进行及时回顾与思辨,2019年西城区与《北京规划建设》合作出版“北京西城: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增刊(刊号ISSN:1003-627X,CN:11-2882/TU),总结近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及公众参与实践,采编经验成果、形成理论梳理。
响应2019西城名城保护年会“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 转型发展, 再出发”主题,“”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增刊文章,方便读者深入全面地了解西城名城保护工作,共同探讨发展方向与目标。
感谢《北京规划建设》刊物支持!欢迎读者围绕街区更新与公众参与工作展开交流、讨论!
Discussion on the Community Planner Institution in Beijing Xicheng
于长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四级主任科员,工学硕士
尹洪杰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四级调研员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为主的新时代,加强规划建设管理的统筹协调和围绕四个中心建设的城市品质提升成为了当前的核心工作内容,同时也是基层治理向精细化转型的过程。责任规划师制度作为应对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于2019年被正式提出来。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承载区,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探索启动较早,在充分发挥属地积极性、利用团队协作优势、搭建平台支撑等方面下功夫,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面临着权责边界不清晰、尚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保障等问题,在规划转型期多元参与的探索、规划师角色转换、管理服务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专业作为的制度机制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北京西城;责任规划师;街区更新;基层管理
KeyWords:Beijing Xicheng; community Planner; district renewl; local governance
党中央国务院对首都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时代课题,要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处理好“都”与“城”、“舍”与“得”的关系,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治理“大城市病”,以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北京发展。要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
作为首都,北京人口、产业高度聚集,城市增长方式长期为增量建设。众多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文物等保护性内容的建设控制要求某种程度上缓冲了高度上的竖向增长,而“摊大饼”的横向增长模式未能避免。在向存量更新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对城市治理的要求更高。2015年12月,时隔37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工作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和重心下移;完善城市治理机制,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早在2014年北京市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积极创新城市规划管理机制,建立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制度。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管理中增加专业力量,推广“协同规划”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专业人才,建立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协同管理城市规划的工作机制。并且此前已经有了一些尝试,如什刹海地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边兰春教授带领师生长期深入观察,沉淀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在许多的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年6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再次提出建立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制度。从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到2019年新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不断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在法制化轨道上推进。以条例出台为标志,责任规划师制度正式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在城市治理领域的一项具体施政举措。
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探讨参与式设计,以应对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发生内城街区衰败等痛点问题。社区规划师,作为挑战传统规划理念、推动民众分权的角色应运而生。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紧随其后,通过反思现代城市社会的问题,通过空间专业者和社会专业者融合的方式,开展社区设计、城市营造。
20世纪70年代,社区规划师、社区建筑师开始在英国传统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崭露头角。他们是关心所居邻里活跃环境的规划、建筑专业工作者,倡导生活、工作与嬉戏在某个环境中的人民不应该仅仅是被动的环境消费者,认为使用者积极参与到环境的创造与经营才能让环境变得更好[1]。
社区建筑师促成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呼吁要赋予社区居民选择权力,地方人民必须要有责任感,才能避免被动整修半年后就重新回到社会失序的糟糕情形。他们由使用者聘用,与社区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提供建议而不是制定决策,激发居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协助其向政府请求更新支持,组织社区居民共同设计符合个性需求的家园改造。
社区建筑运动对传统建筑和傲慢的专业者提出挑战,反对不需要承担后果的人来制定决策。社区建筑师和志愿团体形成新的组织形式,推动政府制定各种法令和指导纲要,促进社区参与环境品质改善。英国逐渐探索形成住屋合作社、特定计划团体、开发信托三种最为成功的模式,同时促成新的专业协助服务与社区技术协助服务产生。
日本的社区设计师,从空间设计为核心的设计开始演化,逐渐弱化淡化空间的存在,以培育社区活力,共同关注街区未来为重点。社区关系淡薄、街区日渐冷清的日本社会,“孤独死”现象时有发生,人们怀念过去邻里和谐、关系羁绊的日子。
偏重硬件设施的设计逐渐沉寂,产生了无作品的设计师,他们不依赖设计,通过研讨会、工作坊与居民亲密接触,开展社区设计[2]。通过空间设计专家和当地活动专家双方紧密结合,在设计空间中诞生出活跃的社会团体,协调出一种适度的社区人际关系,创造出空间设计和社区设计互相服务和支撑的状态。
社区设计师掌握对话技巧,探索参与式设计,让空间更符合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从而创造街区的丰富性,激发社区活力。社区设计强调过程,作为社区的外部人员,社区设计师通过有效的技术方法以客观的立场帮助和引导社区主人接纳和面对社区的不和谐,解决自己家园建设维护的种种问题。
为了应对经济成长对以家族为主的伦理秩序和社会生态产生的伤害,和全球化冲击引起的本土意识高涨,20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地区推动了“社区总体营造”。改变精英式的设计决策模式,回应地方化的需求,台北市都市发展局于1999年开始实施社区规划师制度[3][4]。
作为空间专业者的社区规划师带着热忱和荣誉走入社区,为环境进行诊断,挖掘社区意见与问题,建立社区与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制度,协助社区争取空间改善等资源支持。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具有服务性、公共性、当地性三种基本特征[5]。
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作为与民间沟通桥梁的功能难以全面铺开,主要推行两类社区规划师。一类是以处理公共空间相关议题为主的荣誉职,另一类与院校合作,走入社区进行专业规划设计服务。社区规划师以反应民众需求、寻求社区认同、争取民众参与为主要目标,服务于空间上的地方特色重塑和社区活力的激发和营造。
近年来,由政府主导积极开展了各具特色的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师工作探索。其中,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起步较早,并积累了初步经验。
随着上海开展面向问题和需求的社区规划,由政府推动、专业部门参与,探索形成了专家咨询性质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例如,徐汇区在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及规划设计院单独设立了社区规划师办公室,安排专职工作人员组织和协调各属地的社区规划师开展相关工作,其社区规划师的专业背景以建筑师居多,具备属地服务深耕服务的特征,同时可以深度参与具体项目的设计并将其参与向前延伸至项目的申请立项,向后延伸到实施和效果跟踪。
为了更好地落实工作,徐汇区出台了《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等相关的政策,规定社区规划师基本职责为专业咨询、设计把控、实施协调、技术服务,区级层面通过社区规划师工作联席会具体统筹相关工作[8]。
总体上,徐汇区社区总规划师为政府主导,主要基于社区物质空间的规划策略,由有一定在地工作经验及精力的专家以咨询形式开始,深度参与具体项目,从设计阶段向前向后延伸至立项、实施过程,从而参与区域建设和发挥规划指导专业作用。
广州市政府于2015年设立全国首个城市更新局[9],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取得一定成效。同时,围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展共同缔造,以物质空间改造为载体,通过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培育居民的意识和精神。2018年建立广州市社区规划师团队,作为多元参与共同缔造组织形式的重要一员,以期通过在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多元参与平台,从而获得公众对城市更新工作的支持和参与。
作为第三方机构,社区规划师团队通过参与具体项目的规划研究、社会调查、协调沟通等方式,在协助公众理解复杂更新政策、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促进更多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平衡多方利益等方面都起到的积极的作用。其中涌现了深井工作坊等优秀的团队,以社区问题和需求为导向,通过常态化驻场,引导村民从规划初期参与决策,推动多方参与。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摸索,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现在已正式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进。责任规划师是由政府选聘独立的第三方人员,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在指导规划实施方面,责任规划师可以参与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实施的方案审查,独立出具书面意见[11]。
与过去以项目负责或者专家咨询为主要参与方式相比,责任规划师的角色更多元,除了常规意义上作为专家的技术指导,更加有利于跳出专家范畴,在现有专业部门细分的管理机制下,协助基层管理者更好的处理协同、统筹,以达到规划、设计的有效实施,同时协助居民群众更好的理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使得有效的沟通和反馈进一步加强。
在政府主导下,北京市各区工作形式多样,各有侧重。西城、东城、朝阳等多区采取了由街道办事处聘任规划师团队的方式,海淀区则形成了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统一聘任高校合伙人以及专职责任规划师的形式,石景山区是首席规划师、固定成员、规划师所在设计院或高校的1+N+X模式,另外在乡村地区,如大兴、延庆、怀柔等也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有所探索。
3.1 以“街区更新”为核心责任,制定规划师工作方案
作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抓手,2017年西城区在全市率先实施街区整理与更新。“以街区更新为抓手”让区域整体提升有了集中发力点,在改变以往“重物轻人”方面做出了努力,围绕居民的生活街区重新整合城市人居单元;在机制上,力图改变专业部门按“条”管理、缺乏统筹协调的工作方法,解决相对僵化的专业分工无法回应整体城市复合情况的问题,强化以“块”为主的综合统筹模式[12]。
街区更新由街道办事处聘用设计团队开展系统梳理的模式,也为责任规划师制度的落实奠定了一定基础。2018年9月,西城区制定了《西城区责任规划师制度工作方案》。由街区更新切入,责任规划师主要参与决策咨询、审核设计方案、指导项目实施、解读规划成果、收集社情民意等。很多街区更新设计团队经过优化组合,成为责任规划师队伍的重要力量。
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保甲制度逐渐过渡到区街制,成立各类街道组织[14]。其衷心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主要是将工厂、商店、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建立居民自治组织。当时的基层管理强调城市工作的集中领导,减少政出多门;认为人民都将由单位管理起来,最终街道居委会组织将不复存在。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街道办事处任务繁重,管理的事务繁多,经过颇为频繁的基层管理组织改革,通过社区建设、执法力量下沉等一系列举措,街道办事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在指标性任务日趋压紧、对口众多专业部门、工作组等情况下,街道办事处极易在高压之下陷入疲于应付的状态,如何帮助街道办事处转变工作模式,梳理多头任务基础上分级分类统筹,发挥基层治理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十分紧迫和具有重要意义的。
西城区责任规划师由街道办事处选聘,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在街区更新工作中,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专业团队。有了前期的磨合,双方在互选中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街道办事处可以在总体框架下,根据实际需要,与责任规划师团队商定具体的工作机制和内容。这种更加灵活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方式,促进责任主体与服务团队更好的协作,更容易换位思考和凝聚共识。
西城区15个街道办事处,选聘了15支由领衔规划师带领的责任规划师团队。领衔规划师在所在机构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相关行业中取得较高成就与影响力的对本地历史文化情况较为熟悉的专家学者、熟悉区情与本地情况热心社区工作的社区代表等人群中选拔合适人员作为团队成员。
责任规划师大多来自规划和建筑设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所形成的团队具有较全面的技术优势,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政府职能架构、城市基层管理、群众工作等相关综合领域。同时,团队的设置有利于分工协调,跟进并快速融入属地基层实践,从而更好地发挥综合统筹和技术指导等职能。
例如陶然亭街道责任规划师团队,领衔规划师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刘欣葵教授,曾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供职,在规划管理、政策研究及社区营造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成员中,两位建筑设计背景,从事建筑设计和场所运营;一位城市规划背景,从事遗产保护、城市更新、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方面的研究与实践,角度较为多样。大栅栏街道责任规划师团队则由城市交通、城市设计、大数据、防灾、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心理咨询、艺术设计等多专业配合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构成。
随着全市责任规划师工作的全面开展,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和市规划院合作搭建了协作平台,开展市级层面的规划师的培训和交流活动。西城区层面,建立了问题反映渠道与联席会议制度,由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有关部门安排专人建立了工作组,落实技术指导、任务协调、问题反馈、培训交流等内容。
2018年11月,西城区15支团队基本形成,领衔规划师中七成就职于清华同衡、北京建院等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单位,三成来自清华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2019年上半年完成签约并开展工作,部分街道已有阶段性成果。同时,西城区责任规划师工作平台建立并逐渐完善,实施责任规划师团队月度轮值制度,为平台交流提供服务。通过征集制作工作简报、多样性的开放议题、线上讨论和共享资源等,为拓展责任规划师的创新参与途径等提供了启发。
2019年9月,陶然亭街道责任规划师团队首次轮值,探讨了当前阶段责任规划师开展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以及工作建议。10月,大栅栏街道责任规划师团队组织学习大栅栏地区近年来的探索,作为典型的商业、居住混合的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差、居住密度大、胡同停车、房屋经营等最棘手的问题代表了平房区的共性难题。多团队共同研讨学习,不论是针对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思路上都得到了拓展。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以人民为中心,争取社会利益最大化,责任规划师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社会公益属性。积极发挥高等院校、大型规划设计团队的群体支撑优势,全面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关系到责任规划师工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基础之一,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核心是围绕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需求,介入式开展规划落实、居民参与,与街道、社区形成良好互动。加快责任规划师从专业者到专业协调者、倾听者的角色转换,同时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认识的判断能力。
责任规划师的工作尚处于培育阶段,许多议题仍在讨论,与街道办事处的长期磨合必将存在。为了推动更好的责任规划师制度实践,有效发挥责任规划师团队作用,现阶段要坚持多样探索,鼓励百花齐放,调动责任规划师团队和街道办事处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能急于规范化,不能僵化和行政性命令化。
居民要对生活、工作的环境有话语权,与人民政府本质目标一致,是建设我们更好的城市生活。责任规划师作为一个新的中间角色,要重新审视规划的价值观和实施要义,走下来、走进来,促进政府和居民更好的沟通和理解、减少误解和隔阂,发挥推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的重要作用。
[1] 尼克·华兹、查理斯·肯尼维堤.社区建筑——人民如何创造自我的环境[M].谢庆达,林贤卿译.台湾: 创兴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2] 山崎亮.全民参与——社区设计的时代[M].林明月,付奇鑫,黄泽民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7.
[3] 许志坚、宋宝麒.民众参与城市空间改造之机制——以台北市推动“地区环境改造计划”与“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3(1):16-20.
[4] 孙启榕.全球地方化的论述与实践——从台北社区规划制度谈起[J].世界建筑,2009(5):27-28.
[5] 杨芙蓉,黄应霖.我国台湾地区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探究[J].规划师,2013(9):31-36.
[6] 刘思思,徐磊青.社区规划师推进下的社区更新及工作框架[J].上海城市规划,2018(04):28-36.
[7] 弋念祖,许懋彦.美好社区的营造战术——社会空间治理下的日本社区设计师角色观察[J].城市建筑,2018(25):47-50.
[8]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2018.
[9] 邵任薇,朱英杰.城市更新中社区规划师的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9,28(03):57-61.
[10] 黄智冠,徐里格,李筠筠.治理语境下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共同缔造实践与策略[J].规划师,2018,34(S2):5-9.
[1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发布《关于推进北京市核心区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8.
[12]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发布《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19.
[13]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