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城区建立了具有西城特色的“四名”工作体系,全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探索历史街区更新途径,积极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和复兴。为进行及时回顾与思辨,2019年西城区与《北京规划建设》合作出版“北京西城: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增刊(刊号ISSN:1003-627X,CN:11-2882/TU),总结近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及公众参与实践,采编经验成果、形成理论梳理。
响应2019西城名城保护年会“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 转型发展,再出发”主题,“”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增刊文章,方便读者深入全面地了解西城名城保护工作,共同探讨发展方向与目标。
感谢《北京规划建设》刊物支持!欢迎读者围绕街区更新与公众参与工作展开交流、讨论!
A Study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Beijing Siming Cooperation Project (BSCP)
摘要
近年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呈现诸多创新举措,随着西城区“四名”汇智计划等项目的开展,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本文聚焦这一新的现象,总结了其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工作目标、组织形式、参与方式和活动影响等,客观评价了其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贡献与不足,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出建议。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社会组织在当前“四名”汇智计划中的参与体现了极高的性价比,并逐渐成为政府-企业-社区-专家-媒体的沟通桥梁,也有助于实现文保理念宣传、文创产业培育、社区凝聚力建设等政府工作目标,同时也成为了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绝好平台。另一方面,当前社会组织的参与仍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社会组织自身活动规范化与专业性程度不高、公众参与的广泛度和社会影响力不够、政府提供支持与管理经验不够到位等。因此为了持续强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多方合作平台,推动政府支持的多元化、完善组织建设及启动持续调查研究机制。
关键词:社会组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四名”汇智计划;北京
钱云,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副教授,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委员,英国Heriot-Watt大学博士(Urban Studies)。
杨雪,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李秋鸿,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北京老城进行“整体保护”的战略已实施多年,相关的法规和规划管理措施也逐步完善,然而由于各片区普遍面临产权混杂、空间狭窄、基础设施老化、产业衰败以及人口老龄化、低收入人口与临时性就业聚集等复杂的现实情况,长期以来仅依赖政府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在相关工作开展中困难重重[1、2]。直至近年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呈现诸多创新举措,其中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尤为值得关注[3-6]。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一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公民组织或团体。社会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非盈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草根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GO),志愿者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等。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往往关注于事关人民福祉的公共事务,以更广泛和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能够成为政府以外推动社会治理和公共环境建设等的重要力量[7、8]。社会组织的参与,总体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能够摆脱对政府职能的过度依赖,更加充分地贴近基层群众的需求,在城市治理等领域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巨大[9-12]。
北京市西城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区域,也是近年来社会组织参与名城保护的主要场域。“四名”汇智计划是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中心与名城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共同设立的合作平台,旨在汇聚政府、企业、社会多方资源,支持各类社会自发组织的名城保护活动,以期培育社会力量、推动共识建立、助力名城保护。“四名”汇智计划自2017年开始实施,两年间以资金、场地、媒体支持的方式,帮助了一大批草根社会组织将许多名城保护的活动构想变成现实,迅速成为了名城保护领域的新热点,也为研究社会组织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良好契机。由此,本文研究基于“四名”汇智计划中38个团队的基础信息和10个主要团队的深度访谈展开,旨在剖析各类社会组织参与这一项目的目标、组织建设、参与方式、具体影响等,总结相关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推动社会组织持续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参与“四名”汇智计划的社会组织从起始即已初步形成多元主体类型的格局,涵盖了高校师生、社会自发团队、文化公司、专业机构、公益组织等(图1),具体的组织形式更是呈现较高度的多样化。
图1 “四名”汇智计划中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社会组织类型
高校师生团队最多,共17家,占总数的45%。这些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团队充分依托其专业性和学术性,多数项目由校内专业教学研究工作延伸而来,由教师带领学生团队(如北京林业大学乡愁北京实践团[13])(图2),或由在校学生自发组建团队(如北京林业大学三山五园研究团队)完成,并逐渐形成了长期传承。在“四名”汇智计划的支持下,也有部分项目始于在校实践,但现在已逐渐转型为学生创业团体(如北京工业大学壹贰设计建筑保护协会),已开始尝试融入市场化运作。
图2 高校师生团队代表—北京林业大学“乡愁北京”实践团
社会自发团队占比为37%(图3)。这些团体关注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不同方面,成员来自各种不同的职业,但总的来看目前集中于两个主要领域:一部分由规划、建筑、景观及相关领域从业人员组成,另一部分由新闻、媒体、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从业人员组成。此外,还有一些团体主要由北京本地居民组成,以国际化现代化进程中北京本地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为主要任务。
处于孵化培育阶段的文化公司(占10%)(图4)以及故宫博物院、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占5%)(图5)也有参与。注册的公益组织占比重最小(占3%),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图6)是“四名”汇智计划38个团队中唯一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
图4 文化公司团队代表—葭苇书坊
图5 专业机构团队代表—故宫博物院帝京古建筑彩画调研团队
图6 公益组织团队代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基于冯建华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梳理,作为集体行动者的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和规律可分为理性取向、文化取向和利益取向。理性取向的集体行为往往从中观层面关注行动的动员过程,关注精英群体及其组织和社会网络对行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化取向的集体行为主要从微观层面关注行动的动员过程,关注话语、符号、情感与集体文化认同式的构建过程。利益取向的集体行为则以关注利益资本的创造过程为核心。
从38家参与“四名”汇智计划的团队来看,理性取向的参与动机比重最大,占82%,文化取向的参与动机比重最低,占5%,还有13%的团队是利益取向(图7)。
图7 “四名”汇智计划中社会组织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动机
高校师生团队、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带领的社会自发团队、专业机构及公益组织等在“四名”汇智的参与均可视为理性取向的集体行动。该类团队成员普遍拥有规划、建筑、园林、遗产保护、文化传播等专业背景,在自身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影响下,期望能发挥专业素养和技能,实现“学以致用”。因此该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参与可被称为“社会精英搭建的专业平台”模式。一般来说,该类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在各自行业内部产生强大的号召力,也常能延伸至行业以外的形成短期影响力,但目前对普通公众的带动尚难以长期持续,较多逐渐演化为行业内的自嗨。
由普通北京居民组成的社会自发团队等在“四名”汇智的参与属于民间大众力量影响下文化取向的集体行动。该类团队成员多长期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深厚的地域情感和深入了解,并具有热忱奉献的精神,多出于文化认同感与家园归属感而参与其中。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参与可被称为“民间自发的本土文化保育”模式。从实践来看,该类社会组织的参与动机朴素而纯粹,但由于专业能力有限,在名城保护工作中的实质性参与和影响较小,对普通民众的号召力也一般。
源于利益取向的团队多为处在孵化培育期的创业公司或学生创业团队,他们具备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运营内容多有意识地与正在开展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产生关联。他们多是希望通过深度挖掘历史城区的文化价值,依托有效的保护与利用来创造附加的经济收益。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参与可被称为“文化导向的创新型经营”模式。由于资本运作的带动,该类社会组织容易形成严格的管理和运作机制,尤其注重协助提升名城保护工作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但由于参与动机不够纯粹,往往难以长期持续。
在“四名”汇智计划实施中,各社会组织操作灵活、易接近公众等特质得以充分发挥,开展了大量丰富的低成本和低门槛活动,易于推广和拓展。
2017年,38个团队举办的120场活动中,涵盖了讲座沙龙论坛、主题展览、城市探访、体验课程、调查研究、游戏活动、文艺演出、文创衍生等诸多形式(图8)。其中,城市探访类型的活动最多,占38%;其次为讲座沙龙论坛,占25%。体验课程和主题展览的比重分别为13%和10%,其他活动形式则相对较为少见。
图8 “四名”汇智计划中社会组织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活动形式
图9 “四名”汇智计划中社会组织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活动内容
活动主题上也呈现高度的丰富化(图9)。19%的活动实质上是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宏观层面的城市研究内容以生动、可视化、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公众呈现,如北京林业大学三山五园研究团队和古城意象研究小组将历史复原及城市意象研究成果融入“北京国际设计周”展览,极大地吸引了民众的关注度(图10)。最大量的活动(56%)针对胡同历史、古建筑彩画、古树名木等中微观专项研究和实践探索展开,如“领域”团队利用APP小程序以及AR增强现实技术,以游戏的形式让人们深度探索胡同生活的文化价值及载体(图11)。另有23%的活动提供了非物质文化及老北京生活的体验,如葭苇书坊团队通过讲座、体验课程等不同形式向公众强化了中华手工纸、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图12)。还有2%的活动深入到大栅栏、白塔寺、百万庄等社区,尝试专业人士和普通居民共建的小规模社区营造(图13)。
图10 “古城意象”研究小组——“古城意象”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研究展
图11 “领域”团队——老北京胡同实景历史探索解谜游戏活动
图12 “葭苇书坊”——雕版印刷制作体验
图13 “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百万庄60年60人”主题讲座
“四名”汇智计划尽管起步于2017年,但由于其创新、灵活的组织形式,在各方面均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并已初步形成了品牌积累效应。
首先是获得了区政府及相关官方机构的高度关注。在西城区名城委连续两年的年会上,“四名”汇智计划的专场展示占到了全部内容的一半以上,诸多部门领导和资深专家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四名”汇智计划也成为西城区“两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并成为西城区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其次是获得了大量官方和专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多个组织的活动尤其是与历史街区留白增绿、遗产活化、民生改善等方面工作紧密相关的,均多次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等官方媒体专门报道。此外作为部分活动的成果积累,一些难以获得官方基金支持的小型、探索性研究工作得以形成学术成果,并刊载在《人类居住》《风景园林》等高规格学术刊物上。
再者,由新媒体形成的影响力日趋显著。多个社会组织均通过微信公众号、知乎账号、网络社区论坛等途径,为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的资讯发布、知识普及与互动交流提供了便捷多样、易于参与的平台。在极为丰富的内容支撑下,也促进了“西城名城保护”“”等官方机构公众号持续更新,使自上而下的信息发布和自下而上的交流反馈形成了越来越良好的互动。
北京国际设计周则是“四名”汇智计划各团队的一个特殊展示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3的团队正式参与了每年9-10月间的设计周各项展览,遍布白塔寺、什刹海、大栅栏、朝阳门等多个分会场,表现活跃,深受好评,如北京林业大学三山五园研究团队的展览《157周年纪念:“三山五园”的乡愁记忆》,展示了三山五园地区的总体布局及特色,在15天的展期内吸引了2200余名观众参与,位于什刹海展区之首(图14)。
图14 “北京林业大学三山五园研究团队”——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展览
各团队丰富设计周活动的同时,也借助设计周及展区平台进行密集爆发式宣传,尤其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项活动的交流互动和影响效应叠加,客观上使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各方面的分散工作得以较为全景式的呈现。
从“四名”汇智计划两年来的实践来看,这种以“自下而上”方式发起的活动,能够以每年数十万的总投入获得史无前例的参与人数、活动场数和影响力,其“性价比”远远超过既往政府主导的名城保护模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组织的志愿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等特定的组织特性从根本上注定了其对于经济利益的舍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用的自我管理方式和扁平的组织架构,确保了资金等资源的使用过程环节少,大大减少了信息传达、监督控制等方面的成本。
5.1.2社会组织有助于构建起政府-企业-社区-专家-媒体的沟通桥梁
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既往实践的回顾不难发现,政府、企业、社区、专家、媒体等各自拥有差异显著的资源。社会组织因其所具有的社会性、独立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名城保护相关工作过程中更为顺畅的联络各方、促进合作、协调利益,并逐步通过实践逐渐构建起政府-企业-社区-专家-媒体的沟通桥梁。这种互动所形成的机制有望成为未来名城保护工作以更加可持续方式推动的载体和根基。
从“四名”汇智计划的实践来看,相当数量组织的工作目标实施上实现了与政府在多个方面工作的良好衔接和有效延伸。最为显著的大致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助力文保理念的公众宣传,如帝京古建筑彩画、三山五园、走读北京等通过提供讲座、展览、城市探访、游戏等灵活的活动载体,普及和传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知识,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的保护意识、热情参与意愿。二是相当程度上完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孵化培育,如在公众科普活动中葭苇书坊逐渐衍生了体验课程、游学、文创制作等业务,壹贰设计则开发出利用以西城名景为主题的建筑水彩及钢笔画,VR短片,明信片、帆布袋及趣味拼图等文创产品。三是支撑社区凝聚力的建设,如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爱上百万庄”社区营造志愿者小组,举办“到百万庄里去”主题讲座,与百万庄居民共同探讨百万庄现存实际问题,为百万庄小区的保护和更新献计献策。
5.1.4社会组织成为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专业人才培养的 绝好平台
从“四名”汇智计划来看,参与的社会组织无论是高校师生、社会自发团队、文化公司、专业机构还是公益组织,均拥有大批年轻、热忱、专业的人才。通过这一平台,能够极其高效地实现各领域青年才俊的聚集和交流,并通过一系列自发、灵活、开放的活动实践,实现了无法复制、不可模拟的综合能力训练过程。在城市治理工作日趋复杂、综合、精细的时代,社会组织将无疑成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最可靠的平台。
尽管收获丰硕,但“四名”汇智计划中也暴露出了社会组织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现有缺陷,在后续工作开展中尤其值得关注。
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仍处于萌芽成长阶段,成立时间不长,也缺乏专业指导和培训等,活动组织水平和专业水准仍有限;另一方面部分社会组织过于依赖某些个人的热情与情怀,而这些成员的流动则造成相关活动组织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
目前社会组织的成员往往大量来自规划、建筑、景观、遗产保护、文化传播等相关行业内和官方机构中,在实际工作中,既往工作经验往往有助于其与政府主导的各项工作实现顺畅衔接,但面向普通公众进行科普教育、精细组织等方面工作经验极度缺乏,客观上造成普通公众的参与有待进一步增强。
5.2.3管理经验欠缺,期待政府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支持
目前来看,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在相关工作中的大力参与,尚缺乏充分的准备和了解。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够充分,导致政府为社会组织提供的实际支持与真实需求常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对不同社会组织参与名城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也尚难以进行全面的评估,在项目甄选、监督、资金管理利用等方面制度尚不完善,也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统筹和引导。
“四名”汇智计划的实践,毫无疑问体现了社会组织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显著与特殊作用,但如需持续推动这项工作,相关工作应在如下方面得以加强。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政府引领的多元合作平台,尤其是引导对分散的社会组织相关工作的整合,并促进团队交流与合作,更多的尝试通过集体发声提升社会影响力。在过去的两次年终总结大会极好的起到了相关作用,但除此以外,还应尽力引导更多日常性的、非正式的、小范围的各团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活动的展开。
政府为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应进一步多元化,除了已有的资金、场地方面支持外,在媒体关注、公众宣传、人员招募、管理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势必将极为有效的弥补诸多社会组织当前运作的缺陷,支撑其各项工作的拓展提升。
加强各社会组织在实践工作中的沟通,共同探讨并逐步建立完善符合社会组织工作特点的组织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绩效评估机制等。
鼓励开展持续调查研究,进一步把握社会组织在名城保护工作中的新动向、新机遇和新问题,从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引导、监督机制,并保持动态的更新完善。
注:图1、图7、图8、图9为作者自绘,其余均为“四名”汇智计划秘书处提供。
特别感谢“领域”“壹贰设计”“爱北京之北京话”“城市运气”“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走读北京”“北京人文地理”“帝京古建筑彩画调研团队”“葭苇书坊”“北京林业大学三山五园研究团队”“古城意象”等团队接受采访并对本研究大力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 刘欣葵.北京城市更新的思想发展与实践特征[J].城市发展研究, 2012(10):中彩5-8,12.
[2]倪锋,张悦,黄鹤.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旧城更新实施路径刍议[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2): 65-69.
[3] 邱跃,陈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实践[J]. 北京规划建设,2014(3):78-84.
[4] 喻涛. NGO组织参与北京旧城保护的案例评析[J]. 北京规划建设, 2014(5): 89-94.
[5] 李鑫瀚,朱云笛,许舒涵,陆苹,孙圆杭,鲁键盈,王晓春. 历史名城与青年一代:北京旧城保护更新与社区营造民间志愿团体工作交流论坛顺利举办[J]. 中外建筑,2016(6):204-205.
[6] 赵幸,冯斐菲,叶楠.从建立共同认识到直面复杂问题——北京老城白塔寺地区保护更新的实践探索[J].世界建筑,2019(7):16-19.
[7] Anthony, R. and Young, D. Management Contro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M], 7th-ed, McGraw-Hill/Irwin. 2002.
[8] 王名, 贾西津. 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 (8):30-43.
[9] Arefi, M. and Kickert, C.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Bottom-Up Urbanism, 2019.https://doi.org/10.1007/978-3-319-90131-2_2.
[10] Ostanel, E. Urban regeneration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e role of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s in the railway station area in Padua,
Italy[J]. Journal of Urban Regeneration & Renewal, 2017, 11(1):79-91.
[11] 钱云. 存量规划时代城市规划师的角色与技能——两个海外案例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6(4):79-83.
[12] 阮仪三,丁枫.我国城市遗产保护民间力量的成长[J]. 城市建筑, 2006 (12): 6-7.
[13] 李帅峥,刘瑾,许舒涵,彭丹麓,钱云. 从情怀走向责任——北京林业大学“乡愁北京”志愿实践团的成长与创新[J]. 住区,2017(5):37-45.
[14] 冯建华,周林刚.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四种取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4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