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城市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原文/ 顏慕庸(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院区院长,感染科主任)、邱文祥(国立阳明大学医学系教授,曾任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局长、台北市副市长)、Jonathan Schwartz(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政治科学系教授)、金传春(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教授)、林浴森(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人力与知识管理研究所教授)、张上淳(国立台湾大学副校长、台大医学院院长、内科部感染科主任)、Donald A. Armstrong(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主任),薛博仁(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内科感染科及检验医学科教授、台大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翻译/ 朱益韩、杨光
编辑/众山小 校核/众山小
文献/ 朱益韩 排版/李若瑜
流行病防控是城市的重要课题,一个基于医疗动员、精心设计、高效沟通和协作的应急预案是大流行防控的关键。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TCDC)从2003年SARS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中汲取实践经验,基于动线管控和六西格玛模式设计并测试应急预案,为更广泛的国际公共卫生界提供相关经验。该应急预案包括遏制阶段进行积极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追踪,家庭隔离以遏制疫情;缓解阶段停课但不关闭学校,启动全市范围内的社区流感筛查中心、设立户外筛查站、指定隔离医院工作组的可复制概念方案、启动动线管控、疫苗接种运动等措施。涵盖动线管控、传染病控制网络、危机管理、流行病监控、紧急应变能力等多个方面。
为了预防未来可能由2003年的非典(SARS)、H5N1、H7N9禽流感或中东呼吸道综合症(MERS)引起的疾病大流行,台北市制定了广泛的新策略以应对流感大流行。本文根据台北最近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经验评估台北的防疫工作,以期吸取教训,为更广泛的国际公共卫生界提供相关经验。利用台湾和台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大流行应对和控制数据,我们评估了这些大流行应对政策随时间推移的有效性,重点关注医院和医疗干预措施,并特别关注医院的动线管制。SARS和2009年H1N1流感病毒促使台湾和台北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断改进和调整其应对未来大流行疾病的策略。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的同时,这些新的疾病大流行防控和应急预案在突发大流行的控制方面颇有成效。正如台北在这些案例中的经验所表明,在缓解中度或严重大流行方面,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医院内动线控制及动线设定,医院和医疗干预,以及学校和社区干预可在疫苗开发过程中提供有效的临时应对措施。一旦研制出疫苗,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疾病流行,疫苗应优先分配给易感染人群,医护人员和学龄儿童。
尽管之前曾爆发过1918年西班牙,1957年亚洲和1968年香港流感大流行,但直到1997年,人类H5N1禽流感在香港的爆发才引起人们对由流感大流行引起的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的关注。爆发之后,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TCDC)(编者注:相当于疾病控制中心)开始协调流感监测网络,该网络自1998年以来就定期监测禽流感,重点关注野禽、家禽养殖场和家禽市场中可能出现的禽流感,以及人类流行病学和流感流行病的病毒学发展模式。尽管加强了监测工作,2003年还是难以预料的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
本文的目的是评估台北市政府针对流行病爆发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作为评估的一部分,本文讨论了台湾的防控和响应工作,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台北市政府的所有工作。根据台湾法律,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TCDC)负责制定和推荐疾病控制政策。较低级别的政府,包括台北市和台北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可因地制宜,结合TCDC的政策适当调整实施,但不可降低标准。
2003年的非典遭遇对台湾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2003年4月下旬,SARS首次在台北的一家市政医院发生集中爆发。很快,台北市成为SARS爆发的中心,并在六周内蔓延至整个台湾。截止6月下旬,SARS在台湾造成73人死亡,其中包括医生和护士。SARS是一种新兴传染病(EID),其具有高度传染性,同流感一样,也是通过气溶胶液体和直接接触传播的。在采取控制流行病的对策时,初步的措施存在不少弱点,包括组织间缺乏充分的协调,指挥链不清晰,资源分配效率低下,风险沟通不畅以及信息流动中断。SARS在台湾总共347人伤亡,其中70%来自医疗护理相关感染(指在就医时被感染),30%为医护人员。
SARS具有高度传染性,这促使台湾疾控中心改变了其医院感染控制策略。改革包括修改疾病监控系统,以及改进教育和其他支持系统。疾控中心还发起了年度检查和现场审核,并根据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手部清洁运动,在SARS期间首次实施的酒精洗手点已纳入台湾医院疾病控制措施。
为加强保护医护人员免受院内和新型传染病的感染,政府的另一举措包括为所有医护人员提供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资金,并强调手部清洁卫生策略。尽管并非强制接种,但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从2003年起已将疫苗接种计划纳入疾病管制署的认证和检查过程。目前医护人员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年平均接种率约为90%。研究显示,重视手部卫生的策略直接减少了台湾医院内金黄葡萄球菌(MRSA)的感染。
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还根据应急管理系统(IMS)和六西格码(Six Sigma)策略,开发了一种针对高传染性新兴传染病的系统性整体应急预案。IMS包括一个和由反馈,计划,财务、后勤四个部分组成的控制系统和指挥流程。可适用于任何规模的灾害,TCDC可协作跨领域的各个机构。“六西格码”是一个源自工业工程和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管理策略。该策略将复杂的流程简化为更小,更易于管理的多个步骤。以便过程中更轻松地对每个步骤进行分析,在接近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设立控制点,从而使故障率降至低于百万分之三。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将应急管理系统和六西格玛策略应用于医院动线管控,传染病控制网络和危机管理等关键领域的工作中。
动线管控
在SARS爆发期间,医护人员在患者到达医院就诊和确诊期间容易受到感染。传播途径包括通过被污染环境与传染体偶然接触,以及护理SARS患者的医护人员认为现有的预防措施和个人防护设备(例如手套和罩衣)提供了足够的保护,忽略洗手的必要。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某些医护工作者接触并感染了SARS。
在SARS流行高峰期,台北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与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合作,开发了一个新的传染病控制综合机制,即动线管控(Traffic Control Bundling)。动线管控包括以下流程:在患者进入医院之前对其进行分诊和调度;将确诊的患者限制在污染区内;医务人员需先进入清洁区再进入污染区;筛查站设置75%酒精喷雾消毒器,以增加危险区域之间洗手的普及性。通过重视推广手部清洁和清晰划分风险区域,使手部清洁的普及率由原来的30%提升到100%。
我们在一家试点医院进行了动线管控(如图一所示)测试,结果令人满意。在为期三周的研究期内,试点医院中只有两名医务工作者感染了SARS,明显低于对照医院的93例(每张隔离床分别为0.03和0.13例,P=0.03)。鉴于这一显著差异,试点医院在台湾地区中收治SARS患者比例最高,且无负压隔离病房的优势条件,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要求台湾所有医院立即实施新开发的动线管控措施 。
随着SARS流行的结束,疾病管制署对动线管控在防止医护人员交叉感染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SARS期间收治过SARS患者在内的全部51家医院。其中,有18家医院有出现了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其余33所医院无医护人员院内SARS交叉感染病例。单变量分析表明动线管控有着显著的防护作用。医护人员得益于发热检查站、对发烧患者进行分诊、会诊SARS患者、将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动线和出入口分开(图1),增加洗手设施(P <0.001)。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在急诊室(ED)外部进行发热筛查站分诊,并在危险区域之间设置酒精洗手点是保护医护人员的重要因素。
图一、动线管控的概念方案包括在入院前对患者进行分诊、对患者进行分组、从急诊室入口到走廊以及电梯和负压病房均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动线和空间进行区分并彻底隔离。患者因此被限制在污染区内。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严格按区域分割,在风险区域之间的筛查站进行消毒和用75%酒精消毒剂洗手。PPE,个人防护设备。
医院患者显然也从动线管控的措施中受益。同一研究发现,在指定实施动线管控的18家医院中,只有2例患者在院内感染SARS病毒,而33所对照组医院中则有203名患者感染。
SARS疫情在爆发高峰期的两周内得到遏制,比传染病控制的一般模式要好的多。这一结果表明,动线管控在控制SARS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对非典的回顾中,我们得出结论,动线管控与六西格玛策略非常接近。在流感大流行控制案例中,策略性设置酒精喷雾消毒器和在危险区域之间普及手部消毒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手部卫生的普及最终将SARS的传播降至最低。更重要的是,遵循六西格玛流程管理的基本原则,可以将动线管控策略作为非药物干预措施应用于未来其他急性传染病。
传染病控制网络
借鉴SARS的经验和应急管理系统的原理,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整合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在全台湾建立六个传染病控制网络(CDCNs)。来自医院、公共卫生和感染控制机构、地方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专家,在应急管理系统医疗主任的协调下合作,医疗主任在应急管理系统中起指挥官的作用。该模型通过紧急事件期间的常规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和电话会议等方式提高了指令和信息传达效率。
为促进大流行期间的医疗计划和防控措施,传染病控制网络之间共享人力资源、后勤支持、疾病监测信息、紧急应变能力和指定隔离医院。传染病控制网络还会进行演习,以测试组织间协作的有效性。该方式通过传染病控制网络建立起一个从地方直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指令与控制系统。
危机管理
在危机管理方面,台湾建立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相类似的预警系统。台湾的本地大流行预警系统分为0、A、B和C四个等级。台湾的0级和A级分别对应于WHO的“大流行间隔期”和“预警”等级。台湾的B等级和C等级相当于WHO的“全球大流行警报”等级,与医院动员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B和C等级。
在台湾,当发现少数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例时即为B阶段。此阶段的应对策略是流行病方面的努力,例如调动公共卫生资源,拓展现有资源,通过在医院内隔离接触者和病人,并设立专门的传染病隔离机构来控制疾病。其他遏制策略包括暂停公共交通等,增加社会距离。
当确定社区内发生有效且持续的人对人传播时,即宣布为C阶段。在此阶段,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们寻求医疗救助的热潮,这可能会使现有的医疗设施不堪重负。此阶段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战略是过渡到灾难应对模式以减轻影响、维持社会秩序并支撑医疗保健系统运转。
最后,大流行之后(世卫组织定义的“过渡阶段”),疾病管制署会重点关注危机的恢复,汲取经验教训,改进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为未来暴发做准备。在整个大流行中,疾病管制署借鉴了应急管理系统的危机预测、准备、响应和恢复(2P2R)指南。
除了适应现有的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推动的计划外,台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制定了两项重要的补充计划,加强全市对流行病的应对。这些举措侧重于监测和快速部署能力。
流行病监控
在传染病控制的各种监控系统中,呼吸系统症状监测已成为识别和预警新型传染病相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从SARS中得到的重要经验是现有的呼吸系统症状监测系统效果欠佳。导致无法成功实施的关键是一线医生无法有效遵守系统要求。由于呼吸系统症状监测在被动发现肺病综合症状病原时为时已晚,无法阻止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兴传染病扩散。在SARS期间,这一缺陷导致了疾病传播无法得到控制的灾难性后果。
为了解决传染病检测和控制方面的这一缺陷,台北市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开发了一种用于医院急诊部门的自动化症状监测系统,该系统能实现实时运行,并基于患者主诉或ICD-9疾病编码汇报。
台北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团队负责设计这一系统,他们选择了台北市立医院系统的五个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均匀的分布在整个台北市区内。该小组根据以下原则设计了监测系统:(1)一个综合性的症状监测系统,能够迅速,灵活地从医院急诊室自动收集数据;(2)通过分析上述患者自诉或ICD-9疾病编码中的数据及早发现疫情的算法;(3)基于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使分诊护士能够通过单击菜单自动上传标准化信息,以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除新的监测和报告外,医生和公众认识到记录患者关于旅行(T)、职业(O)、接触(C)和集群病例(C)(“ TOCC”)历史的重要性。
紧急应变能力
在WHO定义的大流行阶段,就诊患者数量激增可能导致现有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因此,在危机管理准备方面,紧急应变能力至关重要。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储备了抗病毒药物和其他必要的材料,以提高大流行时的应变能力。还指定了专门的隔离医院来控制传染病。但是,流感患者的数量可能超过指定医院的收治能力,然后流入综合医院,危及医疗系统对常规患者的反应能力。
认识到这一挑战,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开发替代性护理场所来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台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定学校提供大量服务,因为它们具有无障碍性、可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的优势。由于其布局特点,学校能相对容易地被转变成流行病护理中心。建筑物,楼层和教室之间已经存在分隔,便于动线控制和划定污染区。此外,体育馆和运动场中的大型开放空间为社区检查站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具有自然窗户通风的教室可以代替负压隔离病房。总体而言,将学校确定为预先指定的替代医疗地点可确保应对病人激增时的急救能力。
除了指定急救地点外,还必须确保配备足够的医务人员。在未来潜在的流感大流行暴发中,除了需求激增以外,高缺勤率也可能导致医务人员短缺。研究发现,在危机期间,医护人员的缺勤率可能高达30%。
台北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对策是长期招募和培训医务人员,包括全科医生,退休的医疗专业人员和学校护士。该计划还招募和培训非医疗人员,例如出租车司机,自愿为轻症患者提供交通服务。当现有的公共卫生动员资源已经急剧减少时,我们可以按需动员这些团队以支持紧急医疗团队。
根据Coker在28个国家/地区进行的灾备研究显示,这些举措使台湾的大流行整体防控得到了高度评价。该研究发现,台湾的防控准备就绪率达70%,仅在疫苗准备方面欠缺,未能达到中位数水平。
这些针对台湾疾病大流行应急预案的调整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中面临着首次重大考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探讨这个案例。
2009年4月下旬,新型H1N1流感病毒开始在墨西哥传播,六周内蔓延至世界各地。5月20日,台湾首例境外H1N1流行性感冒病毒(pdm H1N1/09)在台北市分离鉴定。
遏制阶段
为应对首例及后续输入性病例,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启动指定隔离医院收治并隔离H1N1病患。台北市最初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聚焦于积极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追踪者,对密切接触者实施家庭隔离以遏制疫情。
根据H1N1遏制阶段总病例数据的反馈,非典后制定的政策及措施在该时期效果显著。台湾在4月27日至6月19日期间,1363例H1N1病例中只有59例输入型病例和2例家庭传播病例。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遏制阶段迅速彻底避免了社区传播。
2009年6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意识到流行病在本地社区传播不可避免,台湾的应对策略从遏制转为缓解。事实上,截止7月1日,出现有零星病例和流感集群(每个集群至少有三个案例)的报告,到8月18日,台北已发现36个流感集群,主要集中在19个学校(52%)。其他集群位于学校工作坊(14%),军事机构(14%)和长期护理机构(6%),一个工作场所和一个境外病例(3%)。截止到8月中旬,三家医院报告了院内感染集群(8%)。
同时,急诊室患者主诉监测系统检测到一系列社区传播的早期征兆(图二)。在台北市,境外H1N1病例首次在家庭成员间传播,然后转向学龄儿童并传播到学校(成为高效病毒传播放大器)。从学校开始,疫情迅速爆发传播到大型社区。由于处于暑假期间,社区潜伏期非常长(持续6到8周)。如果学校上课,社区的集群潜伏期可能缩短。
图二、2009年台北市五所综合医院科室的流感型疾病急诊主诉综合征自动监测系统生成的曲线图。2009年初的流行病征兆(由红色三角形表示)由季节性甲型H1N1流感引发。红框内7月30日、8月8日、8月11日、8月17日的主要征兆与8月13日医院首例集群相吻合,成为预示社区爆发在9月6日左右出现的早期征兆。
台北市的发展模式为家庭学校社区间的超级传播。尽管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具有轻度的临床表现,随着患者总数增长,需要药物治疗的患者数量同时增加并出现医院内传播。
缓解阶段
台北市在8月中旬首次爆发甲型H1N1流感后,社区爆发激增,学校开学更加剧了爆发。由于学校和医院通常在社区的系列爆发中发挥关键作用,台北市缓解阶段将重点放在学校,并将潜在的流感型疾病患者从医院转移到社区流感筛查中心(CICs)
停课
整个台湾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从2009年9月中旬学校停课开始。18岁以下学生,如果三天内一个班级出现2个以上学生患有2009甲型H1N1流感,该班级停课五天。台湾采用班级停课而非学校关闭,学生与“主管教师”待在家里,其他教师在班级巡查。减少学生在校内的走动能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并降低了完全关闭学校的必要性。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期间,停课延缓了流行高峰到来,成为有效的社会疏远措施,学校上课从而也遏制了社区传播。
社区流感筛检中心
2003年,户外发热筛查站成功隔离发热患者,控制SARS蔓延。但由于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严重程度只是轻微的,因此并没有在医院外启用发热筛查站。台北市设立全市范围内的212个社区流感筛查中心(CICs),每个中心为疑似患者及患者配备酒精洗手点,抗原检测试剂盒和政府资助的奥司他韦。基于动线管控原则,社区流感中心作为筛查点提供紧急应变处理能力,提前分流大量的潜在患者,避免医院不堪重负。该举措不仅避免流行性感冒患者直接去医院,也避免了医院内交叉感染。
社区流感中心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中迅速降低感染率。显然,无论是停课还是CICs都无法消灭流行病。但可以在流行性疾病疫苗研制期间,推迟高峰期,为治疗争取时间。
疫苗接种运动阶段
台湾政府从两个渠道获取H1N1疫苗。第一个是Adimmune公司,一个部分由台湾政府出资的公司。2009年6月到12月底,Adimmune提供一千一百万支疫苗。政府从国外额外购买50万剂疫苗。在疫苗的分配上,政府优先考虑居住在莫拉克台风公共庇护所的难民。此外政府还针对7到18岁的学龄儿童进行接种,疫苗覆盖率达74%。
另一个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有效应急措施是SARS后,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医护人员中接种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超过70%的台湾医护人员接种了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苗。疫苗接种率超过其他国家及地区。尽管有重重努力,台湾21%的疫苗接种率仍不足以实现群体免疫。
不过2009年甲型H1N1流感依然急剧下降并迅速得到遏制。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重点在学校和医院设立疫苗接种检查站。
尽管2009年甲型H1N1流感相对温和,H1N1病毒毒性不如其他大流行,但这依然可以视为一个评估台湾在非典后全面重配置应急预案的机会,并测试台北面对大流行性流感的灾难应急预案。
缓解阶段汲取的经验包括停课但不关闭学校,启动全市范围内的社区流感中心。举个例子,台湾应对H1N1的方法优于日本。鉴于日本政府停课的决策将2009甲型H1N1流感在家庭内的传播最小化,尽管如此,由于缺乏社区流感中心,学校内的流感传播增加。
想不到的是,在2010-2011流感大流行后2009甲型H1N1流感死灰复燃,在这台湾的所有的隔离病例中占72.6%。住院和死亡病例同时增加。如上所述,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学校和医院的筛查站只能在应对爆发时提供短期保护,并在疫苗研发时期争取时间。
应对新一轮传染病的策略
H1N1面临的新挑战中,国际航空旅行对大流行防控和应对的影响持续上升。随着人们旅行目的地增多,旅行频次增加,新的流行病传播加速,危机响应的有效时间减少。流行病学和经济模型研究显示,在遏制流行病中,限制旅行并不是低成本和有效的的阻断传播的干预措施。
图三、指定隔离医院工作组的可复制概念方案,用以缓解新型流行病。每个工作组包括一个指定的传染病隔离医院(红色椭圆)和五个可选择的护理场所(黄色圆圈),招募学校改造而成。其他普通医院(绿色椭圆)应优先采取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避免新型流行性疾病在医院爆发并保持医疗体系的完整性。
在区域内干预措施的实施上,台北疾病控制中心的防控策略在上级常规防控疾病传播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于动线管控措施和六西格玛模式设计并测试初始应急预案响应模型。
根据“危险区域”概念,医院专案组根据指定污染区分配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有一个指定传染病应急医院。该医院提供五个可选择的护理场所,由招募的学校改造而来。总体来说,每个场所提供1000到1500的床位容量。台北有8个这样的流感大流行灾难紧急应变系统分区。本系统之外的医院作为“清洁医院”,提供日常医疗服务以维护医疗系统的整体性。(如图3) 这些医院和医疗机构不直接参与流行性疾病的治疗,优先控制感染防止疫情在医院爆发。
在台湾流感大流行的B和C阶段,普通医院、户外筛查站和社区流感筛查中心(CICs)将实行动线管控措施,在患者进入医院前进行筛查。当患者进入医院进行常规药物治疗的时候,他们在隔离病房(污染区内)被隔离,直到后续筛查确认他们已经度过流行性疾病的潜伏期
医护人员需穿戴呼吸防护口罩。为增强手部卫生的意识,需在整个医院的病房,检查点,公共区域安装酒精分配器。每个医护人员采取强制性日常监测,报告如发烧,腹泻等任何流感症状。医院需调查任何确诊和疑似病例并进行严格的接触追踪,遏制感染传播。
距离第一次潜在的“下一次大流行”——1997年香港 H5N1 禽流感已经过去了16年。尽管在 SARS、H1N1、H5N1、MERS 和 H7N9 之后我们汲取了很多经验病作出许多改变,这些潜在的毁灭性疾病依然长期对我们构成威胁。准确的预测下一次流行性疾病在何处何时发生及其严重程度依然非常困难。尽管 H1N1 症状相对温和,医疗护理资源依然如此紧张。如果类似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再次发生,或者目前正在传播的类似 H5N1、H7N9 或者 MERS 的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们的医疗系统将面临前所未见的情况。
国际医疗护理和政策团体可以借鉴台湾应对 SARS 和甲型 H1N1 流感的应对措施,如何有效地不断调整并优化本地应对新型大流行疾病的预防和应急预案。尽管 H1N1 案例相对温和的性质限制了我们汲取更多经验,但结合不同种类流行性疾病(不同传播机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应对经验来看,我们仍然获得了一次提升流感预防和灾难应急响应机制的绝佳机会。
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的经验表明,停课和设立社区流感筛查中心(CICs)作为社会隔离措施可以在疫苗研制时期推迟流行病爆发高峰。2003年 SARS 和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的经验表明,动线管控措施在大流行期间可以有效的保护医护人员,在大流行应急措施需要非药物干预或疫苗接种运动时期,学校和医院是关键控制点,可以缓解大流行。
此外,一个或更多医院集群案例发生可以视为社区接近饱和的早期征兆。台北的经验清楚的显示设立医院外筛查站和社区流感筛查中心的优势。在医院层面或社区层面,根据危险区域,启动动线管控措施,是在爆发和疫苗供应的过渡期最小化大流行的关键举措,尤其在公共卫生资源有限的地区可以作为应对大流行的强势举措。
最后一个重要经验是学龄儿童和医护人员的高疫苗接种率产生的综合效应可能终止学校社区医院传播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大流行早期阶段或中度到重度阶段,当疫苗供应有限时应按需分配稀缺疫苗,我们推荐优先选择学龄儿童、医护人员和高风险的弱势群体以实现群体免疫。
总之,一个基于医疗动员,精心策划的高效沟通和协调应急响应预案是流感大流行防控及应对措施成功的的关键,并可以最小化未来大流行疾病导致的健康威胁。本报告聚焦于台湾为有效应对流感大流行爆发的应对策略开发,我们建议这些策略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医疗体系采用和改编。毕竟,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在应对其地区发生的大流行防控和应急预案时都会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台湾提供了一个非常稀有的有效应对大流行的实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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