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已悄然到来,在新年伊始,我们为大家推荐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王伟教授的文章:窗口临近,规划改革的求索三思。
内容来源:国匠城
作者:王伟,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 副教授 系主任
回看2019,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7月《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现状评估工作的通知》、9月《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11月《自然资源部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两月一文,可谓小步快跑,只是众人期待的“两只靴子”迟迟还未见落地。
一年飞逝,2020来了。2020,不仅是规划新十年的起点,更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执行完成的deadline,一年倒计时开启!面对临近窗口,众者心态种种。古语曰:“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想又好又快地完成如此浩大的规划改革并不是一件易事,常思常省是必备之法。结合一年亲历,有感三个问题应引起每一位规划改革参与者的关注和思考。
有一个词可以总结成为2019年规划行业的特征:会多!大大小小的会能够看出这个行业的繁荣和焦虑。本行业的、跨行业的、本学科的、跨学科的、政府的、市场的、线上的、线下的,不知有没有同行做过统计,如果参加所有2019年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会议会有多少场?发言者众,听者更众,但是年终做个盘点,有多少讲与听之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共鸣?
会议是展开交流和收获启示的平台,不应仅仅是热闹。必须清醒客观的认识到,今天的规划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群体和非既得利益群体。任何一项成功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推动深化国土空间规划改革首先需要建立同频共振的认知。“认知”不完全等同于“认识”,它是指形成人们认识的基础要素、方式和途径,是关于形成认识的“所以然”,或者叫做“认识的认识”。今日,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认知至少有四重频道:规划的市场生存认知、规划的范式转型认知、规划的发展价值认知、规划的治理使命认知(见图)。当人们处在不同的频道,会发生什么?彼此信息传递低效、彼此做事动机不一、彼此行为方式杂乱,如此碎片化的局面,最终的规划改革会变成怎样?
夏铸九教授曾讲到解决规划技术的问题,必须先回答:规划(Planning)是什么?规划师是在特定的脉络中被训练出来的专业者,他们只有技术的训练。当我们不知道针对特殊脉络的知识,我们的知识行囊与技术工具箱就根本无缘启用。
2020,如何让行业与个人尽快调频共振,如何最大程度的画出同心圆、找到公约数,规划改革方能行稳至远!
回顾新中国规划的发展历程,从苏联人的计划蓝图到改革开放后西方驳来热潮,我们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只能望夷兴叹。一流的实践,二手的理论成为中国规划最痛的伤。如果我们把每个国家的规划视为其国家治理的操作系统,苏式规划源于计划经济的、过于机械的操作系统基因,与驳来欧美的工业化市场化的征服自然还原论的基因,它们过去根本都没有跟我们融为一体,更谈何指导我们去建设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呢?
过去一年,“双评价”、“一张图”成为行业热点,但今日规划的实质性突破并不仅仅是一两个工具创新可以解决的。与很多同行交流下来,都有一种共同的深切感受:穿鞋带帽至关重要,穿旧鞋戴旧帽,新路也得走成旧路,就从目前实践层面的徘徊看,仍在为“用地指标”而生,没有新的理论就来画图,恐怕这张图还要命运依旧,想打破的旧发展模式如何打破?
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在《法、立法与自由》,任何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一定“观念体系”之上。诺思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无效率社会秩序的存在的原因进行了理性的分析:“遵从规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个人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的情况下,任何规则的执行都将使政治或经济的制度无法存续,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让人们去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因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理论一定要与观念体系理论相结合”。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向何处去,中国空间规划改革最终指向到底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与制度,未来中国能否崛起,乃至我们14亿国人的福祉,取决于我们到底信什么。用吴敬琏先生的一句话说,要重启中国的改革进程,关键在于转变观念。
面对一系列变革性发展因素的出现,今日规划实践尤其需要一套属于植根中国大地和植入中华文明的、顺应未来趋势的规划基础理论创新与指导。这种基础理论是以本质性问题、顶层设计与框架性思维为特征的,本质性问题是从问题深度层面的界定,它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顶层设计则是从解决方案层面对本质性问题的表述,将本质性问题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就形成了框架性思维,框架性思维体现为对事物运行最本质特征的把握,而国土空间规划面对的所有真实差异性都是框架性结构与实际情景相融合的产物。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的本质性问题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关系,其核心是基于国土空间这一天然平台建构管治、共治和自治的治理体系来满足人民对于国土空间公共服务提供、公共问题解决和公共空间形成的需求。
目前虽是改革初段,却需将本质问题、顶层设计、框架性思维变成规划改革者的思考自觉。新时代范式下的(政治,科技,社会,经济)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两统一”下的规划定位理论、实现两山理论的规划价值理论……等都亟待回答,只有点亮理论明灯,重构观念体系,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方能穿越当前面临的种种琐碎化、浅度化、近视化迷雾,方能知行合一,厚植中国!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这张时代考卷,不仅是一张资源考卷,更是一张政治考卷。马克斯 · 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讲演《以政治为业》,开篇便问道:“政治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是:“‘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国土空间规划为何如此关键、如此引发关注,根本上是“三区三线”等一系列方案制度关系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对地方发展权的一种合法认定与授予。
国土空间规划要落实主体功能战略,“主体”一词实质蕴涵了两种指向,一种指向是各区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选择性供给工业品、服务产品、农产品或生态产品的主导性分工,一种指向则为各区域中直接决定所规划国土空间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状态的各级政府、组织、企业、家庭、个人等各类行为规范主体,而第二种指向是被我们所忽视的。因此,在真实的国土空间治理中,应立足个体理性行为的两个层次,分类确立基于市场机制的个体行为管理与基于集体和社会目标计算的公共行为管理。因此,个人提出“综合发展权”的概念,它是对人的发展权与土地的发展权的综合认定。国土空间规划将带来区域内人的发展权与土地的发展权的影响改变,这种影响有轻有重,有松有严,有利有弊,必须在规划方案基础上需要通过政策配套、机制设计来加以弥补和平衡,最终实现一种共享式空间公平与正义(见图)。
当前众多探讨都集中于如何建立严格的国土空间规划传导机制、管控机制,却忽视了两组重要关系:
(1)激励与约束的关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的基本原则,既要形成支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又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形成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有效约束,逐步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
(2)竞争力与可持续的关系。《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没有竞争力的可持续是低端的可持续,没有可持续的竞争力是短命的竞争力;没有激励的约束是物极必反的约束,没有约束的激励是走向混乱的激励。
回看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就是“制度创设权”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规划-试点”、“请示-授权”、“自主-吸纳”等种种模式,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创新。然而2019年中所发生的指南外传事件,让规划改革似乎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空间规划改革,绝对不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的简单拆分组合,其中有非常多关键问题的需要创新破解回答,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时代,需要集聚和采纳更多的智慧,要能让所有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和第三方智力资源都成为改革资源,改革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从当前地方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表现看,如何能激发地方政府更主动积极地运用“制度创设权”进行规划探索创新是接下来需要特别思考的。融合兼顾国家意志与地方诉求,上下齐心,所期改革方成!
中国规划人不是没有走出一条路,40年能让深圳从一座小渔村变成今日全球瞩目的创新之城,规划人是有贡献的。现在只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不是急于知道怎么走,而是想清楚怎么走。
空间规划改革应该成为这样一个过程,改革不仅要有作为,而且要有效作为,不仅要有效作为,而且要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快作为、长作为、多作为、真作为;
空间规划改革应该站在这样一种视角,如果你看到明天,你才能拥有今天,如过你看到今天,你只能拥有昨天;
空间规划改革应该拥有这样一种情怀,要给理想一点时间,但前提是首先要给时间一点理想!
致2020,路漫漫其修远,吾辈当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