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9-0031-06
陈宏胜 (1988-),男,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本文通信作者。
精彩导读
【摘要】“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进入城镇化发展新阶段——城镇化中后期,宏观发展条件和中微观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发展速度的转变使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不稳定性增加,人口城镇化将从“变局”转向“稳局”。本文提出,应争取有利时机,系统研究城镇化中后期的发展挑战和应对,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保持社会发展活力,实现增长向发展的转变。具体而言,在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要尽早完成人口城镇化的动能接续,强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效应,继续带动社会流动。同时,要抓紧中高速增长的发展良机,解决人口城镇化的遗留问题,探索持续推进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新道路。其中,在城镇化道路上,要超越城乡二元分立,建立从城市到乡村的现代化空间统一体,稳固城市发展道路,建设对城镇化支撑作用更强、更有效率的乡村空间。在人口治理上,探索促进社会流动的人口空间治理术,消解“存量”人口城镇化任务,更有效地响应人民生活和发展需要。在城镇化载体上,建构具有发展梯度的“城市群-都市圈-一般城市-县镇村”的多层级人口城镇化载体,创造更为公平的发展空间。
KEY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ocial effects;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growth; development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59.58%,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与空间的伟大转型。在这段光荣的历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生产水平快速提升,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1]。特定历史制度条件是造就过去数十年伟大发展的重要基础,如全球化体系、人口比较优势、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制度改革、国际环境等[2]。然而,居安思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已发生深刻的改变,但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面临不少重大发展问题,在实现发展目标上还有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质量还较低、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我国基于统计数据的城镇化率已经近60%,但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差异化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现实。另一方面,发展速度放缓增强了城镇化进程的不稳定性。以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70%后将进入缓慢发展期,已有不少研究预测中国城镇化率将在未来10年左右达到70%[3],此后将逐步进入城镇化滞缓阶段。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1.25%,而过去5年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1.17%,2018年我国城镇化增长率为1.06%,“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低于1%,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图1)。这预示着我国已进入城镇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要抓紧系统研究城镇化中后期的挑战,充分利用好有利的发展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增强发展动能,应对“后城镇化时代”的到来。
▲ 图1 中国近十年城镇化率变化
Fig.1 Chang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past decade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数据绘制。
2.1 路径转变:人口流动的不可逆性
▲ 图2 中国近年流动人口数量变动
Fig.2 Chang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of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流动人口数据平台。
▲ 表3 长期居留城市的原因分布
Tab.3 Distribution of reasons for long-term residence in the city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项调查数据统计,样本量13998。
“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而“停滞”却是激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9]。在近四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实现了同步发展,除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创造了巨大的机会空间,给予了社会底层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上升式社会流动的机会。总体上,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地位大多都获得了较快提升。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社会流动状况的重要衡量标准,社会流动快也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表4展示了我国城乡居民社会流动的总体变化情况,可看到,城市地区的居民的社会地位自评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反映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对社会发展的重要积极意义,但也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始终存在。同时,受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继续提升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另外,对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居民社会地位变化进行对比(图3)发现,中等城镇化水平城市的居民的社会地位自评相对较高,而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自评相对较低;社会流动上,在城镇化率越高的城市中居民的社会流动越小,而城镇化率较低的城市中居民的社会流动越大,反映出宏观的城镇化进程对城镇化落后地区的影响更大,即如果宏观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断,后发城市的社会流动受到的冲击将更大。在对未来社会流动的期望上,呈现城镇化率两端的城市的居民对未来的变化期望较高的特点,这同样与宏观人口城镇化的走势密切相关。可见,在经济和城镇化同步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的社会流动较大,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对落后地区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更大。以往规划界长期关注城镇化的经济效应,但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下降,经济快速发展下所掩盖的社会问题将被一定程度上放大、甚至激化,在城镇化中后期中保持持续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发展活力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社会挑战,城乡空间的政治性也将为城乡规划学科和行业所重视。
▲ 表4 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流动概况
Tab.4 Social mobility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资料来源:整理自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 图3 城市化率与社会流动的实证关系
Fig.3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rate and social mobility
资料来源: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绘制。
注:图a为不同城镇化率城市的居民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在城市的城镇化率的拟合曲线,图b为近5年来居民社会地位变化与其所在城市的城镇化率的拟合曲线,图c为未来5年居民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其所在城市的城镇化率的拟合曲线。
城镇化中后期的规划应对:
城市和乡村是我国社会运行的二元,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偏向的发展策略快速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城市的城镇化带动作用不断提升,不过也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是城市,稳固城市发展道路是保持城镇化可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乡村是我国城镇化的稳定器,增强了我国城镇化的韧性和城市的抗风险能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实施,传统城乡的二元分立将被打破,城乡将实现新的发展均衡。在国土空间规划时代,以“双评价”和“三区三线”划定为基础的规划编制模式将强化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的改进和修正,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走集约型发展道路,也给予了乡村足够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时期,一方面要总结和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的伟大经验,继续稳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未来我国城市的经济和人口的规模还将持续增加,要借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最佳时期,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增强城市发展活力,要基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调节经济产业,避免产业空心化,解决部分产业全球转移所产生的失业问题,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城市人口增加和“居住-就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等的发展平衡。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要从城市“单极拉动”转变为城乡“双轮驱动”,找寻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道路,继续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同时避免城市的阶层驱逐、隔离与对立[10,11],保持持续的发展和使最广泛的人们受益。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还要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的基础上,探索与城镇化相匹配、对城镇化支撑作用更强、更为高效的农村经济,创新乡村和农业发展模式,将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居环境,加快探索形成充满发展活力的“中国乡村道路”。总之,城市是希望的空间,乡村是美好的生活,超越城乡二元的模式对立、发展对立和话语对立,建立从城市到乡村的现代化空间统一体将是“十四五”时期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发力点。
3.2 促进社会流动的城市人口空间治理术
城镇化进程不仅表现为城乡空间的转变,还意味着一种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重塑,使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并完成从城市定居到城市安居的转变是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历史性任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全球经贸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但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增长之列,仍将为城乡发展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充足的动能。面向新的全球化背景和后结构性调整周期,社会流动放缓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激化的潜在可能性增加,“十四五”时期促进持续健康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将是空间规划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底层价值”将被凸显。以往的规划编制对人口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是不足的,人口往往作为支撑城市空间规模的“可变依据”,常常忽视对人口与空间的实质性关系的分析[12,13]。加之,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工具化的发展需求使我国城乡规划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价值视角,对社会底层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诉求往往寄望于整体发展之后“全面解决”。但是,随着整体发展效应的减弱,既定的潜在规划价值观将受到冲击和动摇,增长转变为发展是摆在城乡规划及治理面前的时代要求[14]。“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探索人本化的城乡空间以提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空间规划要直面居民的生存需要(如“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发展需要(如个人的发展和代际的社会流动、直接的体验和感知等),为促进社会流动、保持社会发展活力进行空间的设计和改进。同时,空间生产和空间供给不再是城乡规划的全部内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将不断凸显,减弱阶层与空间的关联度,关注城乡空间的生活体验,解决大城市日益严峻的“家庭日常生活空间撕裂”问题和中小城镇社会流动放缓问题,更加注重安全、健康、满意、幸福等居民切身感知,更加关注城乡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差异化生活需要等,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口空间治理术。
3.3 建构多层级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
1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ZHENG Yongnian. Chinese Model: Experience and Dilemma[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0.
2 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顾朝林,管卫华,刘合林.中国城镇化2050:SD模型与过程模拟[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47(7):818-832.
6 陈宏胜,李志刚.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J]. 地理学报,2014,69(12): 1821-1832.
7 许学强,李郇. 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J]. 经济地理,2009,29(1):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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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哈维 戴维.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11 萨森 萨斯基娅. 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M].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
12 王兴平. 城镇化进程中家庭离散化及其应对策略初探[J]. ,2016,40(12): 42-48.
13 陈宏胜,王兴平. 面向农民工家庭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优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J]. 规划师,2015,31(3): 11-16.
14 森 阿马蒂亚,等. 从增长到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5 魏后凯.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 中国工业经济,2014(3):18-30. WEI Houkai. Polarization Trend and Optimization of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14(3):18-30.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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