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就像每个人都会得感冒一样,几乎每座大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城市病”。

长期以来,“城市病”被认为是人口持续、快速集聚而导致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电土地等资源紧缺、房价物价偏高以及城市社会安全弱化等问题,人口变量成为诱发“城市病”的罪魁祸首。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人口膨胀只不过是“城市病”的病症,不究病根只治表征,光从人口下手并不能有效化解“城市病”。
“城市病”的发展规律和人口增长并无必然联系
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对大城市及其人口增长“谈大色变”,1980 年代初期甚至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事实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因此,“城市病”的发展趋势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在城镇化起步阶段,城市结构简单、功能单一,城市系统能够维持城镇化的正常运转,“城市病”处于隐性期;在城镇化发展阶段,城市结构日益复杂、城市功能增多,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城市病”处于显性期;在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城市人口认栽增加,城市系统的缺陷严重暴露,“城市病”处于爆发期;在城镇化完成阶段,城市功能完善,城市系统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城市病”处于康复期;
通过分析“城市病” 整个生命周期,我们发现“城市病”具有倒“U”型的发展规律,而城市人口,不管是在“城市病” 显性期还是康复期,一直处于直线增长阶段,即使纽约、东京等超级世界城市,目前仍是全球主要的人口集中迁入地,其人口规模仍呈增长趋势。由此可见,“城市病”和人口增长并无必然联系,一些发达城市,人口规模都很大,但居住环境宜人, 经济效益明显;而一些小城市,人口规模虽小但却可能患有严重“城市病”。例如,上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人口不足800万,却发生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如今,伦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200万,却重现了蓝天白云。
“城市病”的根源不在“大”,而在“大而不当”
规模是城市中要素形成合理分工从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把优势资源集中,把人口集中,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将对资源产生更佳的应用。也就是说,城市越大,人口聚集产生的经济效率就越高。

纵观全球城镇化进程,人口、生产和公共服务在空间的集聚是个普遍规律。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造成城市越来越大,一些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若干个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不断加强联系,构成了城市群。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优势互补、逐步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形成了都市圈。
有人担心,大城市人口继续增加,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但事实上,通过完善规划、精准定位、科学管理、改善技术等手段,资源环境瓶颈也能继续“扩容”。比如,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态存在,特大城市是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这样往往能容纳更多人口。资料显示,纽约都市圈人口高达6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0%;东京都市圈人口约3700万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30%;伦敦都市圈人口也多达3650万人。
控制人口未必能解决城市病
为何要控制人口?因为“城市病”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镇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我国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是按照预测人口来建设的,这就导致当大城市实际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若干年前预测的人口增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求矛盾就出现了,城市就“病”了。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城市控制人口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其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并不能真正地控制住人口的膨胀。因为当前的市场经济允许人、财、物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大城市拥有更多的优质资源,因此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众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其集中。
从北京人口增长轨迹来看,也可以说明人口是控制不住的。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中心城区则控制在850万人以内。实际上,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达到2170.5万人,而中心城区则超过1300万,大幅高于2020年控制目标。城市人口能否控制以及如何控制?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世界上大多数都市圈都经历过由于人口高度密集而引发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困扰的阶段。但对人口的自由迁移,这些都市圈一般采取包容的政策。外来人口进入后,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就地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英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伦敦,为解决伦敦市下层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问题,伦敦市清除贫民窟,建设低成本住房,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曼哈顿繁华的奢侈品专卖店旁边,杂货、小吃等流动摊贩比比皆是;当前东京都市区,就业劳动力中还有近10%的人口为中学以下学历。
“城市病”的本质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病”。要破解“城市病”,就必须坚持“先‘治病’、后发展,边‘治病’、边发展,寓城市发展于治理‘城市病’之中”的方针,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同时遵循“标本兼治”思想,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