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18 年度数据记录不够全面,故该年度数据只作参考,不对其作趋势分析。2009~2017年,村落形态相关研究的数量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图1)。分区域来看,各地区的研究量与总研究量的升降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但地区间的数量差异较为明显。其中,西部地区研究量长期保持在首位,这主要与这一地区民族特色村落资源较丰富相关,而南部地区的研究量相对不足。
根据各年度研究中出现的因子种类总量可见,因子种类数量与研究数量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2)。各年度均存在新增因子,但逐年增量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新增因子的种类多为某一既存属性概念下新的种类,在属性上没有明显的新发展,但研究者所参考的数据源不断有所扩充。最初的数据主要来自地区统计年鉴类文献,之后逐渐加入空间土地利用信息数据、田野调查信息数据,以及具有较强时效性的区域新政策信息数据等。
在研究对象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各村落形态研究对驱动因子的认识既存在共识,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在空间方位层面,87篇基础文献中,1篇为跨地区研究,其余86篇为单地域研究。南、北、中、东、西各地区相关文献数量依次为12篇、21篇、9篇、13篇和34篇,中部地区研究量明显较少,而西部地区研究量相对较多。从不同区域相关研究中出现的空间驱动因子频率看(表2,图3-a),因子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首先,各地域研究对以下因子具有相对明显的关注,包括高程、坡度、至河流或其他水源的最近距离、至主要道路的最近距离、至最近城市或城镇的距离。这些因子基本与表1 所列出的全样本高频因子相一致,但是除了“高程”因子外,其他因子的使用频率存在一定的地域间差异。
其次,在中低频应用的因子中,特定地域研究对特定因子表现出相对明显的关注或排斥:①南部、西部的村落研究受到强大的乡村血缘组织的影响,相关研究对村落传统文化的本源部分较为关注,如杜佳等人针对黔中屯堡的研究,注意到了祠堂、学堂和戏楼等传统公共建筑对空间形态的塑造作用,车震宇在对徽派传统村落的研究中探讨了遗产保护政策的影响作用;②东部村落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相关研究较为注重村落经济文化的更新,如舒帮荣等人在对江苏村落布局形态的研究中探讨了区域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作用;③北部村落研究与当地特殊的地形、资源、经济和社会形势相关,对与农耕生活相关要素的依赖度较低,而更关注政治方面的稳定,如马明等人在对晋蒙交界明长城沿线堡寨式聚落的分析中着重指出战争、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资源与经济基础的改变等因素对聚落形态的影响;④中部地区的乡村传统产业的发展表现较为稳定,对村落经济变动相关因素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村域尺度和区域尺度是乡村研究的两种重要的尺度单位:前者以自然村或行政村建设区域的轮廓形态、空间肌理和用地增缩变化为研究对象,较适合深入挖掘村落个体特性,其研究结论可用以辅助村落自体形态的规划设计和确定有机更新的模式;后者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县、省乃至更大的文化地理片区,诸村落多被抽象为地理空间位点,而村落点的布局特征及其“生长—消亡”的变化是区域尺度研究的主要内容,较适合分析和比较村落关联集团内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多用以辅助村落系统结构规划与撤并决策的制定。
两类研究尺度各有其实用价值。根据各类研究的样本数量统计,两类研究分别占样本总研究量的81.6%和18.4%。与区域尺度的研究相比,村域尺度的研究量明显偏少。显然,个性化个体村落空间研究工作是相对缺乏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村庄空间实践以及相关研究十分重视村落撤并与复建工作,与之相比,传统村落保护实践量的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就不难理解村落空间两种尺度相应研究量所呈现的差距。此外,相比区域尺度而言,村域尺度精细化的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和历史变迁数据,受历史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影响和限制较难搜索,这亦为村域尺度研究发展缓慢的原因。
两类尺度研究在选用因子频率方面的差异如表3、图3-b 所示。
由因子应用分歧状态可见,对于村域尺度研究而言,农耕环境区位、家族邻里社会文化关系、人口与政策等性质的因素更受关注,如席鸿等人在对陕西省庙后村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了距家族核心住区的距离、人口增长率和移民运动频率等文化、人口因素,范建红等人在对广东省小洲村的研究中关注了户籍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变动,以及移民运动频率等人口、政策因素;对于区域尺度研究而言,经济区位、宏观生态环境和产业经济等性质的因素更受关注,如任国平等人在对上海青浦区内各村落的研究中指出了村落的规模、分布、形态与村落至城市和城镇中心的距离紧密相关,师满江等人在对西北内陆腹地黑河流域中游村落的研究中指出城市辐射距离、人口规模和区域经济是居民点扩张的影响因素。
上述因子的表现大体合乎研究逻辑,唯独人口与政策性质因素的表现似乎与常理相悖。在城市研究中,区域尺度的研究对人口、政策等宏观性因素的敏感度通常要高于城市尺度的研究。而村落研究所呈现的现象恰好相反,可能与村落人口流的方向以及政策覆盖的对象相关:①近几十年,我国村落人口的流动多介于城乡之间而非村落之间,人口流动对村落之间的关系不产生重要影响。②政策性因素对于某一地区内的村落群而言往往是共性因素,村落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则此类因素对村落间的相互关系亦不构成实质影响。
从时间层面分析样本文献可发现,村落形态研究多针对近几十年的空间发展,纯粹的历史空间研究占总研究量不足6%(5篇),古今发展过程演变性研究约占16%(14篇)。针对不同的研究时段,研究者对空间驱动因子的认识亦存在相似和相异的选择倾向(表4,图3-c)。
其中,相似选择倾向因子主要包括高程、坡度、至河流或其他水源的最近距离、人均耕地面积和区域总产值,这五项因子在不同时段的研究中均受到较为明显的关注。而深入各研究时段,因子的分时性选择差异亦有所表现,其中不乏研究类别间存在互斥特征的因子。例如,至既存聚落的最近距离、至祠堂建筑的距离和战争频率三种传统社会特征因子在历史研究中较被关注,而在现代研究中较被排斥;相应的,至主要道路的最近距离、至最近城市或城镇的距离和人均纯收入三种经济区位特征因子在现代研究中较被关注,而在历史研究中较被排斥。这种差异主要在于:首先,古今自然人文环境与社会生产力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不同时段空间发展的驱动因素确实不尽相同;其次,古今数据获取在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异,如小农经济时期的生态环境、产业经济与人口等方面的数据便很难从既存历史资料中提取,限制了这类因子在历史村落分析中出现的几率。
在文献样本中,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数量分别占研究总数的60.9%和39.1%,静态研究略具数量上的优势。两类研究的因子频率差异表现在:静态研究对地形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的敏感度相对较高,而动态研究的敏感项主要在于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因素与政策性因素。在环境区位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产业经济因素方面,两类研究的敏感度较为相似( 图3-d)。
地形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应属于性状稳定性较高的因素,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因素与政策性因素应属于性状变化较为活跃的因素。由此,不难理解静态—动态研究的因子分析倾向。在实践中,实践者往往需要基于既存空间和空间发展规律来推测合理的未来形态。那么从研究结论的实践指导效能看,动态研究的实践指导效能往往高于静态研究。如果动态研究试图解释区域文脉,以辅助地域性空间实践,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挖掘历史全过程内的活跃性因素的变化特点,而这种多变的历史过程性数据的获取难度相对较高,相应的数据平台的建立仍处于起步阶段,可能是限制村落空间动态研究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文献样本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数量分别占总研究量的25.3% 和71.3%,定量研究在数量上的主导性十分明显,村落空间形态研究已经从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的阶段过渡到以定量研究为主的阶段。而定性定量结合性研究仅占总量的3.4%,两种研究模式尚未充分融合。两类研究对因子的态度分歧如表5、图3-e 所示。
从定性、定量两类研究对上述因子的态度分歧特点看,两者的区分点并不在于因子是否可以被量化描述,而在于定性研究更加强化挖掘村落形态发展的内因,且这种内因主要偏向于深层的社会文化。由此可见,定量研究虽然在研究数量上显示出明显的涨势和优势,但是与定性研究相比,大多仅仅完成了研究方法的置换,成为定性研究的一种数据化补充证明,在空间文脉研究深度上并未超过甚至滞后于定性研究。另外,分析样本中的定性研究多为村域尺度研究,定量研究方法在村域尺度研究中的推进仍较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