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的一天早晨,一群人迎着化解早春清冷的晨曦在哈瓦那唐人街古巴武术学校的彩色围墙下聚集。他们当中有记者,有当地行政人员,有社区领袖,还有中央政府人员,一共五十来人。他们聚集在这里讨论分解唐人街华区促进会的问题以及确定“市历史学家协会”(Office of the Historian of the City)的行政职责。促进会是这个地区的协调机构,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在2006年时)已经有113年历史的古巴华人社区代表机构:郑华(音,Chung Wah)赌场,即古巴中华总会馆。会议决定,今后,该协会将仅作为城市发展和社区管理人员的外部咨询委员会运作;本地所有事务,从管理外国捐赠物资到策划文化节将由“市历史学家协会”进行管理。这一系列变革标志着当地商业和政治活动的重大改组。
“市历史学家协会”接管促进会是一百多年来动荡的华人社区中最近发生的事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哈瓦那唐人街建立起了最早的商业活动,该地区的繁荣与萧条就一直受到本地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20世纪早期,哈瓦那唐人街繁荣发展,与纽约和旧金山唐人街并称美洲最具活力的唐人街。十二个会馆依据姓氏和祖籍有序排布,支持着当地餐馆、果蔬店、洗衣店和剧院的活动。
华人社区的成功引起了其他古巴人的注意,特别是在大萧条期间,唐人街的成功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为了缓解华商成功带来的公众压力,同20世纪30年代其他拉丁美洲政府一样,当时的格劳·圣马丁政府对唐人街的就业和经济互动施加了许多限制。如果说这种对华人成功的质疑与忌惮还只是给华人企业家及其子孙带来了挑战,那么1959年的古巴革命则给他们带来了重大打击。十年之内,大部分华商产业被国有化,很多人因此移民美国。而那些留在唐人街的华人不仅面对各种商业限制,还要面对各种歧视和侮辱,因为那时候古巴与中国在苏联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华人因此受到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中巴关系再次回暖,华人的处境才好了一些。
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建立稳定友好关系以来,唐人街有了更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包括1994年华区促进会的创立。促进会促进了唐人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古巴华人伊尔米娜·恩·梅纳德斯(Yrmina Eng Menéndez)的带领下,促进会说服哈瓦那政府允许唐人街开发小型私有产业,使得中餐馆、农业贸易、中国进口服装零售、炊具以及手工艺品产业因此得到发展。这些商业活动促进了唐人街十二个会馆及其协调机构古巴中华总会馆的复兴。作为在萧条时期最早经营农贸市场的地区,哈瓦那唐人街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它们都迫切地想了解古巴政府是否可能实施市场改革以克服当时日渐加深的经济危机。
古巴90年代中期进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给旅游业和以美元以及古巴比索交易的零售业的扩张提供了基础,这不仅给古巴带来了强势货币的流入,也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与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的合作让古巴顺利渡过了萧条时期,使经济得到了复苏。2011年古巴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9亿美元(这个数值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2.7亿美元,但高于2000年的3.14亿美元)。古巴和中国的合作还促使古巴加强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双方的军事、外交人员,商人以及大学生之间的频繁交流(Ratliff 2004)。而对于唐人街而言,两国的合作不断促成新的合作。中国商人在唐人街投资中餐馆,参与文化教育项目,与街区附近的非正式行业建立商业联系,唐人街居民把这种合作称为“中国市场”。
对古巴来说,与中国的合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与美国、苏联的合作经历让古巴对外部势力影响产生了高度的政治敏感。况且,唐人街从19世纪建立以来,就一直游离在古巴公民参与体系之外。
作为古巴与中国象征性的文化和外交桥梁,唐人街是一个十分有经济潜力的旅游热点,但它也是非法商业活动的聚集地。哈瓦那唐人街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战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地方。2006年1月,古巴武术学校的会议就是为了设计一个能应对这些威胁与机遇的管理方案,这个方案把街区的活动进行了整合,使其可以融入整体的公民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大项目中去。而如果要了解设计这个方案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探讨历史上唐人街是处于怎样一个边缘社会的动态、它的发展历程以及一百多年来古巴当局是如何处理唐人街事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