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想象之城
美好城市的另类景象(1880-1987)
2 梦魇之城
针对19世纪贫民窟城市的反应:伦敦、巴黎、柏林、纽约(1880-1900)
3 杂道之城
大众迁往郊区:伦敦、巴黎、纽约(1900-1940)
4 田园之城
田园城市的解决方案:伦敦、巴黎、柏林、纽约(1900-1940)
5 区域之城
区域规划的诞生:爱丁堡、纽约、伦敦(1900-1940)
6 纪念碑之城
城市美化运动:芝加哥、新德里、柏林、莫斯科(1900-1945)
7 塔楼之城
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巴黎、昌迪加尔、巴西利亚、伦敦和圣路易斯(1920-1970)
8 自建之城
自治的社区:爱丁堡、印多尔、利马、伯克利、麦克尔斯菲尔德(1890-1987)
9 公路之城
汽车郊区:长岛、威斯康星、洛杉矶、巴黎(1930-1987)
10 理论之城
规划与学术:费城、曼彻斯特、加利福尼亚、巴黎(1955-1987)
11 企业之城
上下颠倒的规划:巴尔的摩、香港、伦敦(1975-2000)
12 褪色的盛世之城
信息城市和无信息隔都:纽约、伦敦、东京(1990-2010)
13 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
持久的贫民窟:芝加哥、圣路易斯、伦敦(1920-2011)
区域规划的诞生:爱丁堡、纽约、伦敦(1900-1940)
当我坐在那里品味着这个古老而未知世界的时候,我想到当盖茨比在黛西码头近端第一次看到绿光时显露的惊讶。他长途跋涉来到这片蓝色草地,他的梦想似乎如此接近,他不会抓不到它。他并不知道梦想已经随行身后,在这个城市之外广袤昏暗的某个地方,共和国黑色田野在夜幕中起伏着。
——F. 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
如果说,田园城市是来自美国的英国货,那么区域城市是源于法国、途径苏格兰的美国货。区域规划始自帕特里克·格迪斯。起初是给印度的统治者们提出关于如何经营城市的建议,通过与法国地理学家的接触,它吸收了以自治区域的自由联邦制为基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经过刘易斯·芒福德的传播,在罗斯福新政、1940-1950年代欧洲首度规划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同霍华德一样,他的理论的本质在传播过程中也黯然失色,消逝了大半。
格迪斯最早在邓迪大学教授生物学。格迪斯的秘书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典型的有趣的教授,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私下的场合,他从来无法使自己被别人理解。”阿伯克隆比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断唠叨着所有的事情。”他在划分成9片的智商执迷地发展着自己的思想,纸片是他的机器,他在其中填入没完没了的直觉思考,但这却是有碍交流的。
海量的文件夹和图表柜,他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
他很早就开始走上脱离主流学术生涯的道路,最终从自然科学走向社会科学。格迪斯曾经师从赫胥黎,并在巴黎形成了他的主要思想。他从法国的地理学之父埃利泽·雷克吕斯和保罗·韦达·白兰士以及早期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那里掌握了重要概念。1878年,格迪斯首次接触到勒普莱的思想,以及他的“场所、工作、家庭”的三元思想:强调了家庭在其环境背景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格迪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关于自然区域的思想。规划必须从一个自然区域中的资源、人们对于自然区域的反应,以及所形成的的文化景观的复杂性等这样的一种调查开始,这也是源于韦达·白兰士的思想。格迪斯创立了一个他希望随处可见的模型:一个当地的调查中心(瞭望塔)。他发展了勒普莱的理论,建构地点-工作-人口的三元理论关系,向学生们普及类似自然主义者的观点。
图1-2 格迪斯瞭望塔
格迪斯认为,规划人员的常用地图对于这项伟大的工作是没有用处的,最好从地球仪来着手,如果行不通,就必须画出“我们在世界上随处可见的从山脉到海洋的斜坡”的横剖面,这样的断面才能生动的展现气候范围、动植物生活,也能发现各种职业的场所。他以雷克吕斯的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山谷断面”,猎人和牧羊人、贫苦农民和富农,随着海拔的降低,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同时也显现出社会历史的进程。
格迪斯山谷断面
除此了横向的观察,还必须向下挖掘城市的地层,直到最早的过去,现在的城市就是建造在这些已经模糊但却英雄史诗般的城市上面,我们必须自下而上的阅读它们,一步步将它们看清楚。
每个新手都知道,“规划之前做调查”这句来自格迪斯的格言。区域研究让人们了解一种“生动的、经验化的环境”,它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在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知觉相关性,是为人类所知的自由的基石、文化进化的源泉”,它受到集权化的国家和大规模的工业的打击和腐蚀。因此,区域调查那种仔细考古的性质,以及对于传统职业和对于历史联系的强调并非奇怪的举动。
格迪斯从雷克吕斯和克鲁泡特金那里,汲取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必须以自由的个人之间的合作为基础来重塑自我,就像动物社会中显而易见的那样,这代表了人类社会正在行进的逻辑方向。
格迪斯采取同样的立场。他将工业分散时代命名为“新技术时代”。社会的重建不能采取诸如废除私有财产这样扫荡性的政府做事,而是需要通过千百万人的努力:“新技术秩序”意味着“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地创造一种乌托邦”。他认为一战以后成立的国联,应当是城市联盟,而不是作为战争机器中心的首都城市的联盟,国联应当是大型省会城市的联盟,它们重获以前的独立,然后按照瑞士模式进行自愿联盟。
1915年,格迪斯出版了《进化中的城市》,这是他最连贯的表达他的观点。新技术正在导致大城市进行疏散并形成组团,关于这些区域、城市的聚集需要一个名称,叫做“集合城市”怎么样?在英国的大伦敦,欧洲的柏林和鲁尔,美国的匹兹堡、芝加哥和波士顿都有这样的现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很可能看到大西洋沿岸有一条很多聚居点的500英里长的巨型城市带,可能聚集了成百上千万的人口。
集合城市的进程,显示出城市的蔓延和补救手段
问题在于这些蔓延开的城市是糟糕的、陈旧的、古老秩序的产物。这是资源和能源的浪费,是机器和金钱统治下的压抑生活。要改善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农村接近街道,城市必须停止像污点那样扩张,而是应当像植物那样生长。城市里的人们将会在农村环境和气息中成长。
比起霍华德,格迪斯真正的创新点在于,他的理论是在整个城市区域的层面上,“区域调查及其应用——乡村发展,城市规划,城市设计”。
“新技术秩序就像综合的地质工学一样,它不仅是自觉的,而且也已经得到了普及;它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在知识层面上的愉悦、成就和出类拔萃则显得越来越清淡;而它作为将这些人组织起来从事地理服务、乡村和城市区域性再生的手段,则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那个年代,城市规划等同于城市美化,格迪斯将地理学引入到规划理论,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他对同时代的人开始产生影响,特别是阿伯克隆比和芒福德。芒福德在《城市文化》的序言中写道:“格迪斯为我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框架,我的任务就是在抽象的骨架中添加肌肉。”
1922年秋,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诞生于芒福德、克莱伦斯·斯坦因、本顿·麦凯耶以及查尔斯·哈里斯·魏塔克之间的一次偶然联络。1923年3月,RPAA刚启动的时候,小组的创建者还包括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切斯,开发商亚历山大·宾,建筑师弗雷德里克·李·阿克曼和亨利·莱特。凯瑟琳·鲍尔被任命为执行官。这是一个规模小而多元化的小组,从未超过20人,主要以纽约为基地。它“没有首领”,它的核心人员似乎是芒福德、斯坦因、莱特、阿克曼和麦凯耶。
1923年6月,格迪斯访问纽约期间,RPAA制定了五点计划,包括在一个区域规划之中创建田园城市;与英国规划师建立关系(尤其是格迪斯);建立区域项目和规划,进一步推动阿巴拉契亚小道的建设;在社区规划方面与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合作宣传区域主义;重点地区的调查,特别是田纳西河流域。
这群人中的每一个都具有非凡的才华,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小而富有创造力的团队内一起工作。他们的思想融合到“区域城市”的概念中:一种乌托邦的城市形式,各种各样的社区坐落在一个包含农庄、公园和乡野地区的连续的绿色背景之中。这一概念从霍华德的思想演化而来,但走得更远。
RPAA相信,新技术是解放因素,能够使家庭和工作地点完全远离19世纪城市的狭小状态。这一概念是芒福德从格迪斯关于古典技术和新技术经济的概念中演化而来,运用在《城市文化》一书中。
两年后,RPAA受到社会工作运动知名杂志《调查》邀请,为国际城市规划和田园城市协会的纽约大会出一期专刊。除了《城市文化》外,这本书是这个群体的宣言,是协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宣言
芒福德在开场白写道:“这期专刊是由一群叛逆者们出版的,他们的身份是建筑师、规划师、建造者、重建者,他们想要在传统的道路上改造城市,并且寻找一种西西弗斯的任务,大胆地将它们的信仰牢牢钉在区域这个新概念上。”
芒福德描写了两个美国:“定居者的美国”(1850年开发的沿海和平原地区)与“移民的美国”。第一次迁徙清理了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土地,开发了大陆;第二次迁徙在这片土地上增添了新的工厂、铁路、肮脏的工业城市;第三次迁徙,人口和物资流进了金融中心和城市。现在,“我们面临着第四次迁徙”。
这一次革命使现有的城市布局和现有的人口分布有机会从城市街区中迁出。“汽车的趋势,在一定限度内是疏散人口而不是集中人口,任何可能提出的将人口盲目地向更大城市区域集中的规划,都是违反汽车所开创的机会的。这次迁徙我们可以让它按照以往糟糕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引导变得更好。”
克莱伦斯·斯坦因在后面的文章中提到,新技术正在使纽约、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等城市变成“恐龙城市”,它们拥堵、低效以及社会代价高涨的压力下瘫痪,直到最后,完全机能性的瘫痪,这些城市对于工业布局来说毫无逻辑可言。
芒福德和斯坦因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追随技术变革的潮流,而应该利用技术干预,纠正系统内的无效率。一个国家规划,包含以自然地理实体为基础来划定的区域,在原产地最大限度地培植并生产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最低限度的区域间贸易,贸易主要针对那些在原产地无法进行经济性生产的商品;再加上区域发电厂、货车短途运输以及一种分散的人口分布。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如切斯所言,“我们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但完全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愿意放弃大片的自由市场,而偏向于一种计划经济。所以我们不是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一种思想开放的费边社会主义者。”
芒福德提出的建议是,“区域规划是探究如何布局人口和民用设施,以便推动和激励在整个区域中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创造性的生活——一个具有一定气候、土壤、植被、工业和文化整体性的地理面积的区域。区域主义者希望规划这样一片地区,所有的基地、资源,从森林到城市,从高原到水面,都可以健康发展,人口的分布可以利用自然的优势,而不是废弃和破坏它们。区域规划把人口、产业和土地视为一个整体。”
如果区域规划提供了框架,那么田园城市就提供了城市目标。“这不是作为一种临时避难所,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生活的永久居所。城市有它的优点,乡村则永远处在它的环境中”。这又是克鲁泡特金式的思想,但是比克鲁泡特金更多,甚至超过了格迪斯。其中暗含着美国主题的焦虑。
麦凯耶在他的《新探索》中提到了这个美国主题。他认为,区域规划师的工作就是尽力重建和保存更久远的本土美国的环境、原始的乡野、新英格兰的早期村落社区以及“真正城市,真正乡村的完整性”。面对芒福德提出的第四次迁徙的“都市洪流”,他提出RPAA的策略:掌握新技术,又要控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大都市环境将通过“高速公路”来扩展,它们之间,山区将保持原始的荒野地区,服务公共林地和公共娱乐场地这样的双重目标。通过原生态环境和道路系统,将城市洪流划分为一个个单独的流域,阻止它们完全汇合在一起。作为高速公路系统的组成部分,它将形成一种“互联城市”:一系列的开放道路或者区域,跨越于连续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这些建筑通过良好的规划聚集起来。麦凯耶还提出了隔离城镇公路的想法:一条围绕着波士顿的有限接驳公路,只在间隔处设置服务站,但是没有其他的入口。因此,几十年后,芒福德把现代高速公路的发明归功于麦凯耶。
在实践中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在1920年代的美国,这些很难成为实际的政策。在1926年历史性的最高法院判决以前,人们甚至对于区划是否符合宪法都产生了怀疑。通过亚历山大·宾的机构设法在纽约城的桑尼西德花园和新泽西州的雷德朋建造了两个实验性社区。但是在大多数的时间里,RPAA忙碌于推销它的长期梦想的事务。
192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面临深层的转型,从城市美化运动到强调事务性、技术性、基于调查方法的功能性城市运动。这一时期,有2650万人口的200座城市被广泛的重新规划。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中心城市扩展到更广泛的大城市区域。
在纽约的区域规划中,RPAA终于有机会与现实短兵相接。1923年,英国城市规划奠基人之一托马斯·亚当斯被任命为纽约调查和规划主任。他曾担任莱切沃斯田园城市第一任总经理,是一位商人型规划师。他相信规划必须是可行的艺术,区域规划是对自由发展的一种温和控制,以便在增加诸如现代高速公路、公园和沙滩这类公共福利时,能够提高城市效率,遏制市场滥用。
这个原则指导下的纽约规划,接受了现有的高速公路规划,在曼哈顿连接的轨道通勤线上进行巨额投资;在公园中布置摩天大楼。总之,在工业和商业集中增长的问题上,放弃田园城市的想法,将工业和商业引导到区域内的次中心。区域将继续增长,目标是要使纽约足够分散和减少拥堵。
纽约区域规划
芒福德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它的空间框架依然太窄,放任了城市的增长,允许中心区的过度建造,放弃了田园城市,宽恕了郊区蔓延,拒绝了公共住房。重大的缺陷在于,它看上去支持了集中和分散、规划控制与投机、划拨和市场,但实际上意味着更集中的方式。讽刺的是,汽车不久将创造出一种蔓延的城市,这对于双方都是无法接受的。
在商业精英领导下和地区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纽约规划继续前进,桥梁和隧道都特别成功,尤其罗伯特·摩西作为建造主管。但芒福德提出的国家资助的新城和衰退地区的广泛重建,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在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同时新政开始。罗斯福被赋予厚望,负责一个遵循纯正RPAA想项目,通过提供住房与少量土地、资金和工具,将思想落实下来。RPAA的思想再度遭遇挫折,由于美国联邦体系中保守主义的力量,区域规划一直回避针对土地或房产价值、建筑及人类制度进行有效的公共控制,因而浩如烟海的报告仍然只能停留在表面,没有什么脚踏实地的东西。
田纳西河流管理局的开发建设中,RPAA希望在田纳西河流流域实践自己的理想。然而RPAA成员本顿·麦凯耶不久就被排除在外。除了启动诺里斯水库外,TVA的区域规划思想仍然浮夸而不现实。最终,TVA变成了一个产生权威的权力机构,致力于创造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的基础。几乎所有的城市建设都围绕着河流发电厂展开。
田纳西河流域地图
诺里斯新城虽然是由RPAA成员规划的,却被TVA的负责人描述为“乡村农庄”。匆忙建设的小城几乎被隐没在茂密的树林里,布局非常不规则。它的形式是反城市化的,松散的、乡村化的、田园牧歌式的。它是一个用小规模方法制作的大模型。事实是,美国即使在新政时期,也没有为公共住房的设想做好准备。
芒福德、斯坦因、切斯和麦凯耶的真正影响不是在美国,而是影响了欧洲国家的首都,例如伦敦。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英国和美国规划师们有力的推动着跨越大西洋的双向往来。一小群规划师已经在各种英国的背景下应用美国的思想。
同纽约区域规划一样,托马斯·亚当斯也参与了伦敦周边地区区域规划12轮中的8轮。他为规划带来了许多美国概念:在西米德赛克斯(West Middlesex)和莫尔谷(Mole Valley)的景观大道,采用限制城市蔓延的绿化带和楔形绿化。同纽约一样,此时的规划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规划只起一种顾问的作用,它在权力的限度之内,而非超越权限。
另外的4轮规划均来自同一个团队:戴维奇、阿伯克隆比和阿吉巴尔德的合作。阿伯克隆比起初是记者,后来转行建筑师,通过利物浦大学的一个研究会,又转行城市规划。格迪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开始尝试将城市纳入到区域的背景中。在为唐克斯特(Doncaster)地区和东肯特(East Kent)规划中,他大胆尝试在新技术时代,将远古技术时代的工业,吸纳到景观中。
1913年10月,召开了一次会议,主题是战时为建筑师和规划师谋求就业机会:为伦敦制定一个发展计划。借此契机,成立了一个规划委员会:包括阿斯顿·韦伯、卡迈克尔·托马斯、雷蒙德·欧文等。到1916年,他们在战时完成了一项发展规划。虽然并没有成为伦敦的官方规划,但这项工作对大伦敦规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7年,内维尔·张伯伦时任卫生部长,他成立了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为区域规划提供了一个推动力。该规划覆盖了中央伦敦半径25英里内大约1800平方英里的范围,包括45个地方政府。1929年,雷蒙德·欧文担任委员会的技术顾问,他提出要改变当时的规划体系:不是按照规划部门的设想去保留土地作为开放空间,而是应当指定某些区域作为建设之用。也就是说,所有剩余的土地都应保留下来作为开放空间,城市以开敞空间为背景。
1933年,委员会的报告终于形成。主题逐渐清晰:围绕着现有的大伦敦建成区设置一个绿色的环形带,提供游憩场地和开敞空间,从中贯穿一条轨道化的景观大道。在它外围,城乡规划法应当限定那里允许建筑开发,保障开敞土地的背景,在需要时就可以从中获得公共开敞空间。新的工业区应该规划在距离中央伦敦12英里以内的自治性卫星城内,或者在12~25英里距离之间的田园城市内。
欧文的绿色环带
1935年,该规划获得批准。但城乡规划法在1932年以被削弱的形式通过,规划并没有机会实施。直到1937年,内维尔·张伯伦当选首相,立刻成立了巴罗委员会,阿波克隆比加入该委员会,在弗雷德里克·奥斯本的推动下,提出设立国家规划的框架,要求对工业布局进行严格的、总体的管理,并且有权限制定区域规划。阿伯克隆比和福肖制定了伦敦郡规划,一年后,阿伯克隆比制定出大伦敦规划。
对于芒福德和奥斯本而言,伦敦郡规划对密度和疏散的重大问题背离了区域规划的主旨。但LCC关心选票和地方税,选择“象征性”的疏散。一年以后,阿伯克隆比在大伦敦规划中脱离了LCC的影响,与奥斯本的观点更为接近。主张密度为每英亩100人或70人,意味着80%或全部的人都能拥有独栋住宅。阿伯克隆比一定感受到,这里的规划首先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
伦敦郡规划
阿伯克隆比的伦敦郡域规划可以说是完全采用RPAA的思想。首先,用格迪斯的调查方法理清复杂的伦敦社区结构——由许多村庄构成的大城市。然后,把佩里的邻里单元原则和斯坦因与莱特的道路等级制结合起来,为伦敦创立新的空间秩序。快速的高速公路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也为重建社区限定了边界和形状,它们穿越伦敦外围新增的绿带。这种方式给世界上最缺乏秩序的大城市建立了秩序,而且解决的如此自然。
郡域规划采用新的道路系统,创造出一个蜂窝式的伦敦:新秩序是绝对有机的。阿波克隆比在这里明显受到格迪斯的影响,也受到来自佩里的影响。
从郡域规划走向大伦敦规划的过程中,阿波克隆比也保持着同样的有机结构。首先是以一组同心圆为基础,用来缓解人口和活动强度——内圈层、外层也就是郊区、绿带、外围乡村;然后这些区域的每一圈层都由此环形道路进行明确的界定,部分这种等级化的系统形成了细胞——最里面的A圈层包围了中央地区,动脉状的B圈层有效地界定了伦敦内城的边界,C圈层通过郊区,而动脉状的D圈层则包围它们,景观大道E圈层是绿带的主要特点,帮助界定最外圈层的起始边界。
大伦敦规划
伦敦内城重建和开发的结果使103.3万人找到了新家。有机结构得到了有效的保留。不再由公路和狭窄公园条带界定社区,而是绿色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上,每个社区将作为城市发展的岛屿呈现。这个规划受到芒福德的好评:“它可以视为是有机主义的成熟形式,而《明日的田园城市》则是一种胚胎。”
不久后,伦敦规划找到了实践所需要的“政治方法”。城市规划的新任部长刘易斯·斯尔金,将阿伯克隆比的规划作为区域的临时发展指导方针。1952年,“城市开发法”获得通过。直到1960年代,规划的效果开始显现。
美国评论家唐纳德·弗莱认为,阿伯克隆比规划最显著的特点是稳定、独特的性质,“强调了朝向一种以物质环境目标结果的、积极表现未来空间形态而努力的重要性。”这一规划很快吸收到对立面的中央政府内部的政治经济中,承认了规划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重要性。规划本身是能够弯曲而不断裂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还是存活了下来,伦敦区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实现了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的社会理想的一个地方。
阿伯克隆比规划保留了很多先锋人物的设想:新城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而且是成长的好地方,它们与周围乡村和谐相处,单纯随意性的扩张已经被消除。但新城却也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丰富、富有和品格高尚: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但不是一种新的文明。可能是因为地点搞错了,英国人是那种本质上看中惬意生活且期望很低的民族,他们是最不可能实现这种状态的民族。
精彩观点:
豁然开朗:
问题在于这些蔓延开的城市是糟糕的、陈旧的、古老秩序的产物。这是资源和能源的浪费,是机器和金钱统治下的压抑生活。要改善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农村接近街道,城市必须停止像污点那样扩张,而是应当像植物那样生长。城市里的人们将会在农村环境和气息中成长。
城市中的人要与自然接近。
这一次革命使现有的城市布局和现有的人口分布有机会从城市街区中迁出。“汽车的趋势,在一定限度内是疏散人口而不是集中人口,任何可能提出的将人口盲目地向更大城市区域集中的规划,都是违反汽车所开创的机会的。这次迁徙我们可以让它按照以往糟糕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引导变得更好。
大伦敦规划范围半径40公里,面积5000平方公里,实际是一个大都市区域规划。绿带宽度25公里,是我们天津外环500绿化带的50倍!
康安平:
我觉得,以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规划及其管理很关键。僵化只能越勒越紧。
2018年天津大学城乡规划系硕士毕业,现就职于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
本期书籍 明日之城
领 读 亢 梦 荻
编辑发布 李 灿
城市的故事Ⅱ
分享专业知识
交流学习感悟
畅聊成长故事
结识同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