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特,一个社区里12岁的姑娘,她的父亲在前一年去世了,死于南侧的枪杀,而母亲终日酗酒殴打她。她认识了总到社区来的大他三岁的开尔文·戴维斯(不是我们的坎农),14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丹特雷尔·戴维斯,昵称小丹尼。她因此失去了卖报纸的工作。
安妮特自己也正接受一个陌生女人的监护,在南侧社区生活了几年,所以那时她还在受国家监护,儿童和家庭部希望她签字转让小丹尼的监护权,但是她不愿放弃小丹尼,她带着他一起生活。开尔文和其他姑娘有其他孩子,但有时也来和她们像一家三口一样生活。
安妮特年满18岁后,申请了她和小丹尼的一套卡布里尼·格林公寓。家庭服务专员检查过她们的公寓,很干净,她获得了自己和小丹尼的监护权。她让小丹尼打棒球、打拳击,不让他逃课,不让他长大后卖毒品。她卖毒品是为了让小丹尼有吃有穿,因为仅靠公共救济根本不够。她在也在楼外轮值挣钱,但是需要工作的人太多了,她根本轮不上几小时。
当小丹尼因为调皮捣蛋被送到了行为问题儿童幼儿园时,她的朋友告诉她可以利用这个申请一笔特殊保障金。她说:“我才不要什么狗屎特殊保障金,我的儿子很聪明。”她每天送他去学校,并游说校方让他去卡布里尼·格林的学校读一年级。
1992年,小丹尼睡着时,安妮特去外面轮班。沙发旁的香烟引起了火灾,小丹尼半个身体被烧伤,伤口在植皮后仍旧少许可见。
她们搬到了另一栋楼的另一间公寓。安妮特被要去参加育儿班,并且不能继续留小丹尼独自在家。小丹尼去上了社区的小学,就在楼外,他在拳击比赛中得了第二名。
然而这时,小丹尼的父亲死了,官方称可能由于吸毒过量。他有一共9个孩子。他去世后10周的某天早上,小丹尼反常地很不想去学校。她对小丹尼很生气,说他是坏孩子。在她成功说服他带着他去上学的路上,就在学校门口,就在她的身边,就在马路对面的老师的注视下,小丹尼被枪击中了。尽管安妮特教给他无数次听到枪击立即卧倒掩护身体的方法后,他依旧被击中了。子弹射入了他的左脑,被宣布死亡。
丹特雷尔·戴维斯是1992年在芝加哥被谋杀的第782人。那是在10月份,到年底,官方统计数字将达到943起,比城市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要多。除了1974年芝加哥有970起凶杀案,还有近60万起凶杀案。大部分暴力事件都归咎于帮派和毒品。这是人们可卡因上瘾的高峰,经销商、买家和铁杆用户聚集在像卡布里尼·格林这样的贫民区。
丹特雷尔也是那年被杀的第七十四名儿童。他也不是詹纳小学的第一名受害者。三个月前,拉昆达·爱德华兹,在拉拉比街被狙击手击中。3月,二年级学生安东尼·费尔顿几乎就在丹特雷尔死亡的地方倒下,当时13岁的罗德内尔·丹尼斯盲目地向人群开枪,杀死了这个小男孩。“在丹特雷尔·戴维斯之前就有很多丹特雷尔·戴维斯了。”多洛雷斯·威尔逊的女儿谢丽尔说。
这是命运的捉弄。这是一场环境的完美风暴,它把任何一场悲剧都变成了另一场悲剧,而不是城市日常恐怖事件的一部分。令人羞耻的是,无辜者被枪杀,警察射杀儿童,儿童杀害其他儿童,而如今令人震惊的事情甚至已经不会引起更大的公愤。
丹特雷尔·戴维斯是个罕见的例外。“丹特雷尔将被载入这个国家的史册,”CHA负责人文斯·莱恩(Vince lane)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对记者们说。“丹·特雷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正如《太阳时报》的编辑所宣称的那样,他早上的只是站在离学校入口只有几十步的地方,周围都是老师和警察,他就在母亲旁边。他所代表的是任何一个7岁的孩子。这让人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城市终于崩溃了。红衣主教约瑟夫·伯纳丁说:“丹特雷尔的死亡凸显了我们一直拒绝承认的社会病态”。
尽管如此,要不是因为丹特雷尔来自卡布里尼·格林,他那短暂的一生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丹特雷尔·戴维斯和卡布里尼·格林被认为是美国内部危机的表现。在后续报道中,各大媒体都发表了长篇大论,讲述这一公共住房项目的悲惨历史。《论坛报》写道“卡布里尼·格林诞生于小地狱。遗憾的是,这个名字仍然很贴切。”在国家新闻节目中,卡布里尼·格林是“能与贝鲁特、萨拉热窝和索马里相提并论的卡布里尼要塞”。“一个满是贫穷和犯罪的公共住房地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报纸上关于枪击事件的数百篇文章中有一篇写道:“现在连卡布里尼这个名字都成了许多美国城市人最害怕的事情的同义词:愤怒和绝望正在失控。”考虑到丹特尔·戴维斯和《糖果人》是完全同时代的产物,这些反应几乎是有道理的。在丹特尔生命的最后一晚,当他与母亲和婶婶一起散步时,这部以卡布里尼格林为背景的恐怖电影正在四个街区外的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首映。
丹特雷尔被枪杀的当天上午,大约在同一时间,300名警察突袭了奥尔特花园(Altgeld Gardens),这是位于该市南部边缘的一个占地190英亩的公共住宅小区。上世纪80年代,年轻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那里组织了三年的社区活动,试图从建筑物中移除石棉材料(致癌物),并为青少年开展了一个课外活动。他发现,正如他小时候在雅加达贫民窟目睹的社会秩序的缺失,“让像奥尔特花园这样的地方变得如此绝望”。
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它还不像芝加哥的高层项目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s)和卡布里尼·格林( Cabrini greens)那么糟糕,那里有漆黑的楼梯井、尿迹斑斑的大堂,还有随意开枪的地方。钢厂的关闭导致了奥尔特花园的成千上万的居民被割断了与城市和工作的连接。一大早,警察收缴了20支枪,一个小的毒品仓库和便携式双向无线电,他们说毒贩在此交易。35人被捕。
但是,距离市中心16英里,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奥尔特花园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闻。当莱恩得知近北侧发生了枪击事件时,他迅速地离开了这里。他知道丹特尔的死会引起轰动。“那是卡布里尼·格林!”20多年后,他哭着解释道。“没人关心其他项目。卡布里尼在市中心。全世界都知道卡布里尼·格林。”
到他到达的时候,母亲们和祖母们已经从詹纳学校那里接回了她们的孩子。没有学生的教师们茫然地挤在一起。数十辆蓝色警灯旋转的警车停得横七竖八。街道上形成了股新闻拖车的交通拥堵,记者和市政官员笨拙地在大楼之间穿行,他们低下了头,担心会再次发生火拼。
在面朝500-502W的高楼里发现了一枚用过的来复枪子弹。奥克和六十名警官冲进了里面。他们断定,这颗子弹很可能来自1157年克利夫兰大楼一个废弃的十层公寓的一扇窗户。第二天中午,警察逮捕了安东尼·加勒特,一个33岁的卡布里尼终身居民。
理查德·戴利(Richard M. Daley)当时49岁,担任市长还不到三年,丹特雷尔·戴维斯就被枪杀了。他在1989年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击败了老华盛顿的继任者尤金·索耶(Eugene Sawyer),两年后再次当选,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完整任期。在民主党初选中,他获得了63%的选票,甚至超过了他爸的最佳得票率。
在老戴利任职21后,5个不同的市长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管理着芝加哥。年轻的戴利似乎是一种稳定,尤其是在围绕华盛顿市长职位的议会战争的混乱之后。与简·伯恩(Jane Byrne)不同的是,戴利任命少数族裔成员进入他的内阁,并领导该市的许多部门。他与该市黑人和拉丁裔社区的领袖结成联盟,并成为首位在该市同性恋骄傲游行中带头游行的市长。在成为市长之前,他担任了20年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和库克县检察官。他表示与他父亲的民主党机器划清界限,后者的忠实支持者仍然指责他在1983年和伯恩分割白人从而让华盛顿赢得大选。
在两位戴利市长之间的十三年里,民主党机器实际上已经有些过时了。1983年签署的沙克曼法令,使得以城市和国家职位交换政治支持的赞助系统成为非法。到上世纪90年代,政治纽带不是通过发放工作岗位,而是通过废除城市合同而建立起来的。年轻的戴利证明了自己对新体制的擅长,与郊区的共和党人建立了联系,那时许多城市公司都搬到了郊区。他开始用忠于他而不是忠于库克县民主党的市议员来填补市议会的空缺。
他重组了城市官僚机构,确保了白袜队留在芝加哥,并在重建市中心投入巨资。他也从经济的改善中获益匪浅。在经历了40年的人口下降,净损失837000人之后,随着戴利的就职,芝加哥又开始增加居民了。戴利带领的是迈克尔·乔丹、奧普拉和查理·特罗特的新芝加哥。
戴利本人在1993年搬了家。从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的老草坪到豪华的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这里曾是Loop南侧火车站,是芝加哥21计划中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尽管戴利在那之前一直以低调的风格管理着这座城市,但在日益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上,他还没有表现出多少领导力。他上任后,城市的谋杀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从1989年742起,到1990年851起,再到1991年的928起。
在丹特雷尔·戴维斯被谋杀的时候,戴利正在康内提卡特大学看望他的女儿,之后前往马萨诸塞州的海恩尼斯港( Hyannis Port),参加肯尼迪家族的一场高尔夫球赛。他没有估计到这次死亡的政治意义。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戴维斯似乎又遭到了一次惨痛的失败。
由于市长缺席,文斯·莱恩走上了公共舞台,宣称将派一千名州和联邦执法人员去扫荡每一座大楼,他会尽一切努力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项目变成一个“正常的社区”。杀手开枪的那座塔的官方空置率已经超过75%。莱恩宣布,这座建筑将永远关闭。“我指的不是木板钉上,我说的是用砖石砌死。”他要求国民警卫队对卡布里尼·格林进行巡逻,并要求武装部队在项目的23座塔楼和全部600栋联排住宅周围形成一道警戒线。
戴利决定提前结束他的旅行。莱恩不该是那个做出所有声明的人。在戴维斯被杀六天后,市长宣布与他的顾问们在周一早晨开会。然后,与20名高级官员的紧急会议被提前到周日。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戴利看上去晒得很黑——他的助手说,这是由于市长为高尔夫之旅所做的准备活动。
戴利为卡布里尼·格林提出了11点计划,他采纳了莱恩的几个即兴提议,作为自己策略的一部分,他说他将关闭四幢卡布里尼高层建筑,并为剩下的建筑配备金属探测器和单向转门。他在大厅里安插武装警卫。他的机构会加速成立了一个法律团队,他们将无偿工作,清除毒贩和黑帮。市政府将支付270名下班的警察共计5万美元以上,让他们清扫该项目中的每一座建筑。他向芝加哥人承诺,他将把他们的城市从黑帮手中夺回来,让所有守法公民都能安全生活。“我们不能投降,”戴利保证说,“我们拒绝在一个七岁的孩子不能从家步行到学校而不用担心死亡的城市里袖手旁观。”
小丹尼下葬后,安妮特被送到监狱了解凶手的缉拿情况。在一份认罪书中,安东尼·加勒特承认他曾站在1157.Cleveland公寓,用步枪朝学校门口扫射,误击了小丹尼。而第二天他就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供词是在被迫关押、殴打5小时后签署的——而这个对警察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时值芝加哥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恩·伯吉斯被曝20年间虐待百余名嫌疑犯的罪行曝光。
加勒特甚至是小丹尼所在小联盟的教练,他们关系融洽。尽管那把来福枪从未被找到,尽管有的警官暗示过加勒特不过是替罪羊。但其实没有人关心这些事。安妮特整日陷入悲伤,黑帮头目矮子弗雷德曼急于对事件做出回应以维护帮派秩序,加勒特被送去进行了世纪审判。
小丹尼被枪击一周后,也在早上9:00,上百名芝加哥警察、政府官员冲进卡布里尼·格林,还有来自CHA的安全部队、库克郡治安部门,DEA、ATF和联邦调查局。警察把他们的蓝色军事化移动指挥车开到红楼前。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军官在两幢高楼里走来走去,搜遍了每一个房间。另外警察学院的100名新兵也参加了扫荡。男人和十几岁的男孩被赶出大楼,反复搜查。一名居民后来起诉CHA说,他和2岁的儿子在1个小时内被搜查了七次,还被脱掉内衣搜身。警官们只找到了一把仿造玩具手枪。
除了展示武力,戴利市长还派出了100名街道和环卫工人。他们放置照明灯、捕鼠陷阱、填补坑洞,拖拽废弃汽车。工人们给满是涂鸦的墙壁涂上新漆,修剪工把树枝剪掉,电工修理电线,木匠们把胶合板钉在原本可进入的空置单元。30名男子与该县达成协议,用社区服务减刑,他们清理了垃圾和杂草。安装了金属探测仪和岗哨,与此同时,该市公共服务部门的顾问与被迫离开家园的居民进行了会面。
卡布里尼·格林居民一直以来的诉求,以丹特雷尔·戴维斯的名义,一下子就到位了。一车车的重型设备,工人们手忙脚乱,电锯和电焊工的声音,就好像是好莱坞的一群人在用布景搭建一套虚构的公共住房。这也像是1970年和1981年的离奇重演,那是在两名警察被杀和市长拜恩上任之后。整个城市的设施似乎再次集中在近北侧70英亩的土地上,这里只有8%的CHA租户。
自1968年大火以来,西区还有几英里的土地没有重建。在亨利霍纳(Henry Horner)的公寓里,1800套公寓中有一半是空置的,而十年前只有2%,原因是CHA既不打算维修公寓,也不打算招收新租户。该市其他七个公共住宅项目的暴力犯罪率超过了卡布里尼·格林。在芝加哥,包括罗伯特·泰勒之家和州花园在内的社区谋杀率最高。“他们现在在卡布里尼投入了大量人力,但其他社区也需要帮助,”一名困惑的西区议员抱怨道。“那如果它不是头版新闻呢?”
在这场闪电战中,T先生带着他标志性的莫霍克发型、羽毛耳环和大金链子来到了卡布里尼·格林。这位一线明星走下一辆劳斯莱斯,告诉孩子们如果他们足够努力学习,这车可能是他们的。
时值1992年总统大选前两周,比尔·克林顿在市中心的戴利广场发表演说,请求支持者帮助他赶走布什总统,他说布什总统永远不会为保证芝加哥的安全而支付额外的警察费用。“我们亏欠丹特雷尔·戴维斯!”克林顿大声欢呼。
《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更是为此举办了一场建筑竞赛,献给丹特雷尔·戴维斯。要求设计一种“安全、宜居的”社区。这是一次创意竞赛,获胜者不会被雇佣去设计任何东西。其目的是,为近北区开发的实际重建提供一个模板。“砖和混凝土并没有杀死丹特雷尔·戴维斯,”该报纸的建筑评论家布莱尔·卡明写道。但他也指责“花园中的塔楼”的前卫现代主义公共住房设计助推了卡布里尼·格林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岛。“种族隔离,美式风格,”卡明写道,他补充说这些设计对“为本应自由流动的大城市生活强加了意识形态枷锁”。
共计三百名参赛者,在比赛中有个叫马克·阿姆施塔特的第二代建筑师,是卡布里尼·格林原设计者劳伦斯·阿姆施塔特的儿子。小阿姆施塔特说,他父亲的作品被认为是一个考虑不周、有缺陷的设计的体现。他想要赢得比赛,把自己和他的父亲——从过去的创伤中解放出来。
另一个参赛者提议给卡布里尼配套一个游乐园:大地狱摩天轮。还有人设想了一个中世纪的村庄,高楼上耸立着引人注目的尖塔。还有人建议把卡布里尼和密歇根湖的潮汐联系起来。但获奖者都遵循了当时正在流行的新城市主义理论,他们的灵感来自老式的城镇规划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倡导的反现代主义。
来自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团队贏得了比赛,他们绘制了一个传统的小尺度方案,与周围城市路网相通,低层联排住宅围绕着社区广场,广场周围建有商业建筑、几所学校、教堂和一个日托中心。它将不再是一个与周围环境分割的区域。其愿景是,历经半个世纪,它将再次成为国家公共住房的典范。
在过去,要求拆除卡布里尼·格林和芝加哥其他高层公共住房的呼声往往因被冠以种族主义的指责,只能无奈作罢。近100,000贫穷的黑人居民住在城市的公共住房里,另有44000人在等候名单上,70000人无家可归。公共住房居民应该往哪里去?
然而,美国种族分歧最严重的城市,因丹特雷尔·戴维斯达成了共识。《芝加哥论坛报》一篇社论称:现在是开始拆除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塔楼的时候了。在《卫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拆除卡布里尼·格林。该市的报纸开通了热线电话,让人们提出解决方案。
文斯·莱恩希望扩大一项沿着南区湖滨进行的实验,在那里,CHA修复了塔楼,将构成比例改为一半公共住房和一半商品房。“如果我们能让它起死回生,而不让住在那里的人们大规模流离失所。我认为这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蓝图。”
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建议卡布里尼实行私有化,政府将公寓出售给现有住户。同时,CHA打算在郊区购买单身住宅,并将居民转移到这里。
事实上, 卡布里尼·格林的确需要变得更安全、更宜居,甚至可能完全被更好的东西取代。但是,在恐慌的刺激下,几乎可以肯定,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将会输掉接下来的一切。
越过对丹特雷尔·戴维斯的纪念,审视隐含潜在问题的城市公共住房现况:空间隔离、过多的孩子、管理不善和维护不佳,城市赤字和收入下降、附近工作的流失和工薪家庭的离开,帮派毒品以及社会歧视,改变任何一项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越来越少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有集体责任为那些低收入群体提供援助。关于内城、社会服务和住房补贴的最严肃的辩论让位给了关于警察、监狱和拆迁的激烈讨论。为了以防万一,博灵布鲁克郊区的市长让大家知道,他的4万人口的村庄将不接受任何来自卡布里尼·格林的家庭。
丹特雷尔死后的十二月。席勒小学传出消息,圣诞礼物不够全部发放给325名学生。在绝望中,一些父母开始抢剩下的礼物。卡布里尼·格林因“圣诞怪杰父母”再次成了全国性的新闻,讲的是公共住房里的居民堕落到偷圣诞节礼物的故事。一位电视新闻主播悲伤地说:“即使是给予的季节也无法保护穷人免受贪婪的侵害, 卡布里尼·格林是最贫穷、最卑鄙的住房项目之一。”
几个月前,那一年的复活节前后。马里恩·斯坦普斯写信邀请了社区的每一个人、包括帮派,举办了为期四天的宴会,与“街头组织”共进午餐。她给全体居民写信:“你说你卖毒品是因为你找不到工作。兄弟们,你们愿意做任何事,只要不站起来做你们生来就该做的勇敢的黑人。”然后,她大声对妇女们说:“你们应该对痛苦和厌倦感到痛苦和厌倦。在贫民窟里的、战壕里的、山谷里的,或任何你叫这儿什么里生活和抚养孩子的姐妹们。每天都在被真实地侵犯。”
在被帮派界线划分的卡布里尼·格林里,斯坦普斯的“平静神枪手”就在两座由“眼镜蛇石”控制的塔楼街对面,旁边是由“门徒”监管的白色高楼。她坚持她的社区中心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她认为自己是所有卡布里尼·格林的领袖,也是为芝加哥乃至全世界的贫穷黑人争取权利的人。她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恩津加女王。恩津加女王是17世纪在战争中打败葡萄牙人的安哥拉君主。
1992年,斯坦普斯47岁,几乎在这个地区生活了30年。那年8月,也就是拉昆达·爱德华兹(Laquanda Edwards)被谋杀周后,她加入了卡布里尼居民的游行队伍,他们从他们的家游行到市政厅。卡布里尼·格林租户联盟在给市长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该组织指出,枪支和毒品在项目中很容易流通,警察没有在大楼里巡逻,空置的公寓和废弃的楼层从未被封锁。“卡布里尼格林的居民们的已经(用尽)了他们所能采取的应对这一对付这种可怕局面的办法,他们来找你是为了得到有效的领导力和坚决的行动。”
9月,斯坦普斯在她的中心前举办了她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派对,这是她连续举办了22年的活动。其中包括儿童游戏、汉堡。冰淇淋和音乐。斯坦普斯谈到了她的信以及当地居民需要为结束暴力事件承担责任。一个月后,丹特尔·戴维斯被杀。
这是一场几乎不能称之为意外的悲剧,斯坦普斯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愤怒。她是一个经常战略性地使用长篇大论的人,但是现在她的愤怒已经没有什么战术可言了。她不认识丹特尔·戴维斯,但他的死还是让她崩溃了。她一边哭一边咒骂,她需要去见他的家人,和他们一起承受失去亲人的悲痛。在去那里的路上,她遇到了大楼外的黑帮成员,告诉他们她在发出通告。“不会有其他孩子会死的,”她咆哮道。“既然大家都弄不明白,那么我来。”她找黑帮头目谈判。
下个星期,就在戴利市长向卡布里尼·格林的犯罪分子宣战后不久,斯坦普斯在马歇尔菲尔德花园公寓旁边的一座小传教浸信会教堂举行了自己的记者招待会。戴利有一个11条的卡布里尼计划,而她为卡布里尼准备了一个13条的“和平计划”。
她不想把发现枪弹的那栋高楼用木板封起来,而是想把那栋楼改造成一所高中、一个图书馆、一个青年庇护所和戒毒所。她要求修缮其他高层建筑的空置公寓,让需要住房的家庭搬进去。她要求当地学校配备充足的人手,并在社区内建立一个食品合作社、一个电影院,一个保龄球场,还有一个露天游乐场。大多数的社区都认为这些设施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卡布里尼·格林,他们的加入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斯坦普斯强调最多的一点是,呼吁卡布里尼的街头组织“停止所有负面活动……宣布全市范围的休战,告诉黑人社区,你为你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破坏感到抱歉。”几个月前,在洛杉矶,罗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后发生骚乱,交战团伙遵守了停火协议。如果这些人能在瓦茨和中南部成功,那么为什么来自卡布里尼·格林和整个芝加哥的人不能做同样的事呢?斯坦普斯准备确保停战:“在我允许一个人破坏这片近北区的和平之前,他们必须把我像条街上的狗样打死,因为我要对付他们。”
华莱士“盖特”布拉德利( Wallace“ Gator” Bradley),一个很少去卡布里尼格林的南部前门徒执行者,门徒首领胡佛的发言人,通过她的积极行动知道了马里恩·斯坦普斯,很欣赏她拒绝让步的方式。
两大帮派下令休战,其他小帮派纷纷效仿。十月底,也就是丹特雷尔·戴维斯被杀三周后,“宁静狙击手”举行仪式签署了真正的和平条约,每个帮派首领带了20多人,把大厅挤得满满当当。帮派的人们多年来第一次拥抱,滴血为盟证明自己不是艾尔·卡朋的后代,而是黑人国王的后代。
11月没有发生枪击案,12月有一对情侣在圣诞节被五个人殴打。八个月中,卡布里尼·格林只有一次枪击案,没有谋杀案,全市的谋杀案数量也在降低。1993年,警方报告了570起重大犯罪,其中包括2起谋杀案,而前一年的重大罪行和谋杀案数量分别为717起和7起。
盖特他们想求见市长,为自己的工作邀功。戴利市长认为这不过是诡辩:“这不是帮派休战。他们依然出售毒品,依然出售武器,依然向商人勒索钱财,依然威胁人。忘记它吧。”那么,为什么卡布里尼格林的谋杀案少了呢?“简单地说,”戴利说。“事件的热度还在。”警察在卡布里尼实施了一级防范。在公开场合,警察官员不能赞扬这些团伙。但私下里,他的上级指示他们保持帮派尽可能长时间休战。
戴维斯和马丁帮助成立了一个棒球小联盟,来自不同CHA住房项目的球队互相竞技。在条约签订之前,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多年以后,在他从警察部队退休后,戴维斯后悔自己浪费了一个以更持久的方式改变卡布里尼·格林的机会。他们本可以利用这种相对的平静来吸引雇主、职业培训、戒毒项目和GED课程。“这是一次好的尝试吗?”21岁说,“是的。但那又怎样?我们没有坚持下去。最后还是失败了。”
盖特帮助组织了一场全国和平运动,杰西·杰克逊牧师、伊斯兰民族组织的路易斯法拉克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负责人也加入了他,以及全国各地的其他数百名现任和前任帮派成员。他坚持认为,美国不可能通过逮捕和监禁来摆脱青年暴力危机。
1994年1月,就在比尔克林顿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的前天,盖特·布拉德利和杰西杰克的儿子开着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来到白宫,就迫在眉睫的城市暴力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目前还不清楚总统从会议中采纳了什么。
同年晚些时候,克林顿签署了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广的犯罪法案,大大加速了已经持续了20年的大规模监禁趋势。犯罪法案资助了新监狱的建设,增加了大量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取消了许多监狱教育项目。(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公共住房和住在里面的人们太脆弱太无助了。当年,美国监狱不足的时候,大量的人被直接假释到公共住房,没有监督、没有培训、没有人对周围居民进行心理疏导。如今,监狱有钱了,那些受到不好邻居影响的公共住房孩子们因为轻罪被关入狱,执行最低刑期,却仍旧得不到指导和教育。)
次年,芝加哥的联邦官员指控39名黑帮信徒犯有阴谋罪。拉里·胡佛。在特工人员记录到他在监狱里进行交易后,他也被指控,并将被转移到佛罗伦萨,科罗拉多的超级监狱。与一众全美知名罪头目关在一起。所有在芝加哥被捕的人都被认为是门徒的领袖,但随着他们的离开,警方与其说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帮派,不如说是消灭了它自上而下的权威。芝加哥黑帮分裂成数百个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开始相互争斗。
在她儿子死后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安妮特·弗里曼时而想到报复,时而想到丹尼已经走了,她没能保护他,她责怪每个人,但最主要的还是她自己。为什么在他不想去上学的时候一定让他去。
包括卡布里尼·格林在内的这个地区的市议员,伯特纳塔勒斯(Burt natarus)剪下了许多有关丹特雷尔·戴维斯的新闻报道,把他放进一个包裹寄给安妮特: “我想让你知道,在政府里,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儿子,丹特雷尔。”在他的帮助下,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詹纳学校外克利夫兰大道的一段路改名为丹特雷尔·戴维斯路(Dantrell Davis Way)。丹特尔·戴维斯永远地被芝加哥记住,也改变了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