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洛丽丝·威尔逊
1993年2月,文斯莱恩(Vince Lane)出现在多洛雷斯·威尔逊( Dolores Wilson)的教堂,谈论即将在卡布里尼·格林进行的拆除。他说变化即将来临——四个月前丹特尔·戴维斯的死亡,证实了这一点——高层将被拆除。23栋大楼中的2栋里租户已经被清出,并被钉上了木板。黑帮和毒品的世界必须消失。
四十名居民来神圣之家听他的演讲,莱恩想让他们明白,丹特雷尔被杀引起的所有关注,也意味着有数千万联邦资金可以用于重建。莱恩让房客们和他一起动手建设新的卡布里尼·格林。他承诺,没有居民们的投入和批准,什么事也做不成。
为了让人们对改头换面后的卡布里尼有个大致的印象,莱恩指了指他在帕雷湖公寓(Lake Pare place)做的事情。湖边六幢高楼中的前排的四幢,被腾出,并最终被摧毁。在剩余两座经过修复的大楼里,只有一半的公寓被定为公共住宅,剩下的以补贴价格租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
当这两座15层的大楼在1991年重新开放时,所有282套公寓都住满了人,公共住房的接受者和中产阶级租房者在每一层都是比邻而居。这次重建造成了550个公共住房单位的净损失。莱恩解释说,但是帕雷湖现在是适宜居住的。有不同收入的人想住在那里。“卡布里尼·格林的问题不在于高楼大厦,”他说。“他们周围的富人都住在高层公寓里。问题在于贫困的高度集中。”
莱恩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可以看到国家公共住房政策变革的方向。就在几年前,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负责人杰克·坎普(Jack Kemp)说,他拒绝让人把他记成是“拆迁部部长”。坎普创立了"联邦希望六号行动"(Federal HOPE VI initiative),目的不是拆除高楼大厦,而是将房产的责任移交给住在那里的人。
“希望”成立的初衷就是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提供住房和机会(Homeownership and Opportunity for People Everywhere)。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将向城市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希望六号“(HOPE Ⅵ)拨款,用以拆除它们的公共住房高楼,代之以像帕雷湖广场(Lake Pare Place)这样的混合收入住宅区。拆迁成了地方和联邦政客们引以为豪的事情。
正如凯瑟·厄琳鲍尔(Catherine Bauer)所说,尽管公共住房“从未达到半死不活的程度”,但对福利项目的厌恶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愈加根深蒂固。在1994年共和党嬴得国会多数席位之后,宣布他们计划废除整个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克林顿总统大力宣传他对福利系统的削减,并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该机构承诺将“把市场纪律注入到”公共住宅体系。
一项新法律规定,任何空置率超过10%的大型公共住房开发项目都必须经过测试,以确定对其进行修缮是否经济。在全国10万套失败的公共住房公寓中,有六分之一在芝加哥,共计18500套公寓,是其他城市的两倍。结果,只有联排住宅经过测试被认为是经济的。
随后,国会投票结束了公共住房单元拆一还一的要求,迎来了大范围拆迁的时代。到1999年,HUD夸耀“希望六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淘汰了5万套公共住房;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每个城市都参与了行动:费城、亚特兰大、巴尔的摩、纽瓦克。但是没有一个城市能像芝加哥那样拆除那么多。
像帕雷湖这样的混合收入开发项目,人口混合,密度低,只能容纳一小部分曾经居住在拆除的公共住宅高楼里的人。但是,这些新的开发项目也将有助于清理贫民窟——取代半个世纪前用来清理贫民窟的公共住房建筑。大多数离开公共住房的居民都能凭担保自己找到公寓。
Section 8计划允许城市不再建造和经营真正的公共住宅区;政府将向私人房东支付租金,让他们把房子租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到2000年,CHA称自己是“住房机会的推动者”,其持有的住房将包括48万张优惠券和一半的实际公共住房单元。
芝加哥政府支付给Section 8房东的租金是基于城市的平均租金而言的,这对一个在混合收入社区,有不错学区学校和低犯罪率的房子来讲太少了,但是,这比一个在一个绝大多数黑人和贫穷的社区的租金高些。这些地区的房东从政府的担保支出中获得了利润,因此高层公共住房的还会重蹈覆辙。许多带着代金券搬迁的家庭最终住进了几乎和他们离开得公共住房一样黑人聚集、一样穷的地方。
文斯·莱恩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卡布里尼·格林的追随者们会为了拯救他们悲惨的家园激烈战斗,也不知道他们中间谁会住在新的混合收入阶层的大楼里,也不知道那些被驱逐的人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卡布里尼·格林这个名字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催化剂。他宣布准备为发展计划的第一阶段申请5000万美元拨款。“卡布里尼象征着公共住房的所有问题。”
1230N.Burling大楼(我们女主带领的居民自治典范)的居民听了莱恩对卡布里尼·格林的混合收入愿景后都无动于衷。他们的建筑和其他塔楼一样,都是穷人和黑人的大家庭,但他们已经是塔楼修复的合作伙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已授予1230N. Burling居民管理公司680万美元,用于监督对该高层建筑的全面改造。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屋顶,新的管道和垃圾槽,新的供暖系统。
他们更换了所有的窗户,修复了每一间公寓。和其他翻修房屋的人一样,多洛雷斯·威尔逊(Dolores Wilson)和其他管理人员事无巨细地把控了所有细节,他们就每个环节和工程师、承包商和供应商反复沟通。他们制定了5阶段改造计划,房屋接受修复的家庭将暂时住在之前“已修复”的空置公寓中。
贝莎·吉尔基提醒他们需要记录每一分钱是怎么花了,因为否则人们会认为他们是不称职的,或者更糟地,认为他们是小偷。如果翻修工作超过预算,或是草草了事,居民们肯定要受到责备。
多洛雷斯帮忙挑选的总承包商受到高度赞扬。当工作进展比计划慢时,公司的老板说,沙工程公司在这个城市和州有很多工作。马努·沙(Manu Shah)向她解释总会有不守规矩的延误。他说,他的工作人员在许多公寓里发现了含铅油漆。他雇佣的工匠也抱怨蟑螂,说他们充当了免费灭虫工。
当沙阿投标该项目时,他和他的分包商必须详细说明他们将如何雇用居民。大楼里的人都想工作。多洛雷斯和她的团队为此做好了准备,派居民去培训他们,教他们如何面试,把他们的名字提交给CHA和HUD。但承包商和分包商想出了各种借口,拒绝从提供的名单中雇佣更多的人。
一天早上,油漆工和干墙工来上班时,一群居民挡住了他们进入大楼的路。租户们正在关闭工地,直到合同得到履行。日子一天天过去,接着是几个星期。CHA指派了个官员来调解争端。沙阿同意了再进行一轮面试。每个分包商又雇佣了6个租户。屋顶工人以每小时13.57美元的价格雇佣了两名居民。重建工作继续进行。
几年后,经过长期的联邦调查, 马努·沙阿承认诈骗了这个城市和州的1000万美元。他的工程公司仅与芝加哥就签订了60多个政府合同,但却被发现在工作岗位上要价过高。住在1230N,Burling的居民只能摇头。“那是芝加哥,”他们会说。他们以前见过太多类似情况。
但是,随着大楼的翻修,多洛雷斯和她的邻居们都对结果感到兴奋。在公众要求拆除卡布里尼·格林的呼声中,他们的高楼看起来焕然一新。外墙恢复了奶油香草的颜色。机械装置更新了。多洛雷斯喜欢她的新厨房和密封的双层玻璃窗。“每个人都想搬进Burling,”她会说。这座建筑不仅仅看起来很好。对于居民来说,这是纪念他们被赋予塑造自己人生力量的一座丰碑。
1993年4月,《卡布里尼之声》的第一期出版了。这时距离丹特尔·戴维斯被谋杀已经六个月了。刊物的联合编辑之一,马克·普拉特,对警察的扫荡和他的社区被称为内城恐怖典范感到厌烦。1972年,当他全家搬到联排别墅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准备借助这个刊物澄清一些事实。一些在卡布里尼社区的警察清楚地知道,是和平条约真正确保了卡布里尼的安全而不是市长得风暴行动和纳粹式封锁。
每三到五周,刊物出版一期。上面印满当地公立学校的毕业生名单、辅导课程类、社区联赛日期,表彰在操场安全竞赛冠军,上面刊登分享的育儿经和感谢帮助戒除毒瘾的感谢信,等等。
彼得·本肯多夫( Peter Benkendol)是芝加哥一家专注于公民参与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当他得知丹特雷尔·戴维斯事件后,他回忆起几年前发生在温尼卡·富斯(Winnetka Fous)的一起枪击事件,事件发生后社区的一群妇女,创办了一份社区报纸,把事件作为一种治疗和重建信任的方式。
在卡布里尼,没有人接受悲伤咨询,甚至连丹特雷尔的年幼同学也不例外,居民们被告知那里没什么值得拯救的。他带着亨丽埃塔·汤普森(Henrietta Thompson)去了温迪卡,后者是卡布里尼的一名热心租客。汤普森喜欢报纸这个主意。汤普森和普拉特共同承担编辑职责。另外还有十名卡布里尼的居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一年,将近一百名卡布里尼·格林的居民参与其中。每期都印一千册,送到高层住宅、联排、当地的教堂和社区中心。
持续投稿的人有乐队鼓手,公共住房里长大的快餐店老板,出生在卡布里尼联排又在高层长大的因毒品入狱的嘻哈歌手K-So,即使1995年报纸已经停办,K-So出狱后也立即重新接手出版。在他的众多篇文章中,有一篇颇具意义,记录了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多夫·谢斯(Christopher Shays)在卡布里尼·格林的一次有事先通知的私访。
自从简·伯恩在这里住了三周后,许多政治家就特意来到卡布里尼,通常是为了给他们正在推动的住房或福利改革添些关注度。在1230N,Burling,多洛雷斯·威尔逊定期接待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她说,她与杰克·坎普见过多次面,如果这意味着把他送进白宫,她愿意转而支持共和党。“我不在乎杰西·杰克逊或其他人说什么,”多洛雷斯会说。“我投票给肯普,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什么。”
K-So很高兴接待谢斯。白皙、直发的K-So是由白人养父母抚养长大的,在不同的时期,他以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身份生活。由于这些原因,他认为自己是卡布里尼·格林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桥梁。他带着国会议员在卡布里尼附近散步。把他介绍给当地居民。
当谢斯似乎渴望看到更多的时候,K-So问他是否想留下来过夜。谢斯,睡在K-So客厅的沙发上。两人聊到深夜,谢斯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情况,以及凯勒看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谢斯是一名共和党人,纽约大学MBA,基督教科学家,和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结婚,曾公开谴责联邦政府对公共住房的控制。对凯勒来说,这家伙就像个难懂的外国人,或许只是满足自己的猎奇。
第二天早上,谢斯感谢K-So的留宿,他觉得沙发很舒服。但是他不得不问K-So公寓为何如此的闷热,没有任何循环空气。这是难以忍受的。“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K-So没有回答谢斯的问题。他在文章的结尾处以一种奇怪的、发人深省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和怀疑,并压制住了自己卡布里尼式的声音。他写道:我想回答,但我知道他心里也知道答案,不是吗?
文斯·莱恩又来到了卡布里尼·格林。卡布里尼的居民和他一起参加了一个全天的“规划峰会”(planning summit)。当被要求列举他们的担忧时,租户们说他们担心自己的土地被骗走了。只有这个地区充满了贫困和犯罪,他们才被允许住在近北侧。现在有了投资和维护,有了改善的治安和新的设施,他们不相信自己会被允许留下来享用这些。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莱恩又在卡布里尼主持了三次会议,并为所有居民主持了一个市政厅会议。
房客们觉得他们的意见被听到了吗?是的。他们加入了委员会和社区咨询委员会。他们与一位被莱恩雇佣来的独立主持人对话。他们确信自己被包括在CHA现在所称的“居民赋权伙伴关系下的卡布里尼·格林重生计划”(rebirth of Cabrini-Green through resident empowerment partnership)之中。卡布里尼·格林开发的第一阶段将仅覆盖70英亩土地中的9英亩,也就是卡布里尼扩展基地的北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赋权伙伴关系”的居民尽职尽责地完成了5000万美元的“希望六号”拨款申请。
在提交申请之前的几天里,他们乘公交车去了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凯悦酒店,离芝加哥有30分钟车程。周末计划会议以《燃!》一部关于1230N.Burling居民经理的纪录片的录制开始。然后,他们分组详细讨论了如何在卡布里尼重新开发的区域进行安保,如何利用建设施工来雇佣居民和支持居民创业。他们讨论了混合收入建筑中公共住房和商品住房的理想组合。
租户们希望重建项目能包含最多数量的公共住房单元;而市政府认为,有一个临界点,超过它社区可能会失去它最近获得的稳定性和多样性。纽约市希望新建筑的构成能更接近房地产经纪人的经验法则,即白人不会搬入任何黑人比例超过30%的社区。当地居民希望得到保证,即使在施工期间,他们也能留在该地区;市政府坚持认为,它必须支持私人开发商建造混合收入阶层的住房,并承担出售或出租大部分单元的风险。
最后,大家都同意拆除三座塔。在新建筑中,40%的单元将预留给公共住房家庭。该提案还特别指出专项基金,用于一系列新的和改进的社会服务、居民所有的安全公司、职业培训和其他居民业务。戴利市长给这些人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申请。卡布里尼的一位领导人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计划”。这将使社区变得更好并让我们感到自豪。
然而,就在1995年5月,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接管了CHA,莱恩被迫离开。CHA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功能失调的难缠家伙,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HUD的问题住房机构名单上。在最近的一次评估中,CHA的得分仅为50分(满分100分)。(纽约市,有18万套公共住房。得分在90分以上。)HUD发现莱恩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花费了74亿美元在卫生和其他安全措施上, CHA居民的罪犯率两倍于普通芝加哥人。该机构的雇员因各种涉及幽灵工人、伪造加班记录和超额收费被捕。
莱恩认为他成为目标是因为戴利市长视他为政治威胁。在被驱逐出该机构几年后,他被判在一份与南城购物中心开发有关的贷款申请中弄虚作假。尽管不涉及经济损失,莱恩仍被判两年半监禁。
卡布里尼的居民适应了这一变化,他们和其他人一起评估9英亩重建工程的开发商。与此同时, 1117-1119N,Cleveland,“城堡”,也是比尔兄弟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多洛雷斯·威尔逊和她的家人1956年来到卡布里尼时住过的地方,被拆掉了。这座建筑已经矗立了39年,是第一个被拆除的卡布里·格林高层建筑。它的消亡既值得庆祝,也值得反思。
然而,突然之间,参与了两年的重建伙伴关系计划的卡布里尼居民被拒之门外,他们被告知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参加会议。几个月过去了,1996年6月,在政客和规划师的支持下,戴利市长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宣布了一项与前项截然不同的社区重建发展计划。他说,现在将拆除8栋塔楼,而不是3栋。重建工程规模将会更大,扩展到附近的其他地块,将会另外涉及塔楼和联排中的2300个单元的住宅,将重建街道网格,新建一个学校,一个警察局,一个购物中心,扩建一个公园。只有15%的住房将提供给低收入家庭,这意味着近1000套公共住房的净损失。这个计划看起来不太像对卡布里尼塔楼的重新开发,而更像是一种公私合作的推动,目的是加速靠近市中心地区的中产阶级化。“没有我们的投入,他们怎么能将我们从这里连根拔起?”多洛雷斯的女儿谢丽尔问。“他们打算搬走穷人,给富人盖房子。”
五年前,1991年,亨利·霍纳的居民家庭起诉CHA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指责他们“事实上的拆迁”任由空置率达到50%,任由住房环境下降,以至于没有什么价值只能拆除。在1995年的一次和解中,该市被迫签署了一项同意令,规定了霍纳重新开发条款。在卡布里尼,租户们相信他们的城市合作伙伴会遵守协议。但在霍纳,这座城市受到了法院命令的约束。超过一半的公寓是为低收入的家庭保留的。拆迁和建设是交错进行的,居民从来没有被迫搬迁。所以在1996年,卡布里尼的租客也提起了诉讼。22名代表一起指控戴利政府和CHA违反了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该法案规定使用联邦资金维持种族隔离是非法的,1964年的《民权法案》,美国《住房法》,《社区发展整体拨款协议》和《希望六号法令》也同样有此规定。令市政府吃惊的是,一名美国地区法官听取了证词,并于1997年1月裁定CHA驳回诉讼的动议无效。二十项罪名中有十八项可以继续审理,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禁令,要求停止在卡布里尼·格林的房屋拆迁,直到案件审理完毕。这是租户的胜利,“真有一个上帝在天上”科拉摩尔说。
在提起诉讼之前,甚至早在1230N. Burling的翻修完成之前,多洛雷斯威尔逊决定辞去她所在大楼管理公司的总裁一职。1993年她已64岁,很累。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帮助管理这座高楼,自从丈夫休伯特去世后,她的日历就一年一年地排满了。当她提出辞职时,伯莎·吉尔基说服她再多待一会儿。“就一个月,” 吉尔基说:“至少待到能把屋顶的修理工作弄完。”一个月过去了,吉尔基又让她等到其他建筑合同签订后再离开。然后,她又要多洛雷斯和她一起前往华盛顿,与议员们讨论居民管理问题。多洛雷斯知道她很难说不。她的牧师叫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该怎么办呢?终于,多洛雷斯被允许把主席职位交给她的一个邻居。
她大约在同一时间离开了水利部。在工作了27年后,这座城市提供给了她提前退休的机会。部门负责人对她说:“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多洛雷斯。停止提交文件,过来。”她把多洛雷斯带到一个摆满了食物的长桌上摆满了食物,所有实验室的人都过来向她告别。那是迈克尔·乔丹的父亲被杀前的一两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洛雷斯都会记这个日子,因为她给公牛队这位大明星寄去了一张安慰卡,他也给多洛雷斯寄了一张感谢卡。她把所有的孩子都叫到自己的大楼里去写吊唁信。她告诉他们不要乞求乔丹任何东西,只是写信说他们听到他爸爸的事很难过。但其中一人要了一辆自行车。
那个男孩常常把鸽子的翅膀折断,多洛雷斯对他的继父说,如果让孩子们折磨小动物,他们会有死亡的快感。最终,对孩子来说,残害或杀死一个人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她解释说,这就是密尔沃基食人族杰弗里·达莫的由来。但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了一名传教士。多洛雷斯说:“我想,好事总会从坏事中来的。至少我救了一些动物的命。”
多洛雷斯第二个孩子迈克尔(Michael)也在不久前去世了。迈克当时快40岁了,离婚,有四个孩子,还把新认识的女友的两个孩子当作自己的抚养。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和女友在芝加哥大道的一家三明治店里。他去一个加油站买香烟,当他回来的时候,一个曾经和他女朋友约会的家伙威胁她,说他要用瓶子砸她的头。他们保护自己的女人,最后迈克赢了。就在那时,女友前男友的一个同伙掏出枪,从背后朝迈克尔开了一枪。近距离,用空心的子弹。这对多洛雷斯似乎过于不公平。
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社区和附近的孩子们。她从她的教堂和基督教青年会获得了服务奖。当地警方在同一天表彰了她和休格·雷·丁克。杰克·肯普亲自给她取名HUD“年度居民”,而她自己的孩子又发生了什么。迈克尔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在悲痛中,多洛雷斯想一个人呆着,但客人们还是不断地来。她在他们面前很少说话,甚至假装开玩笑,但她会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尖叫。她觉得必须有人向她解释什么是空心弹,子弹在体內如何扩散。这让她对人有了不同的看法。她所在教会的一名成员有一个25岁的女儿,几年前失踪了三个月。警方拒绝寻找她,说:“你确定她不是去和别人上床?”结果发现她的女儿是被谋杀的。
她的尸体在两个街区外的下水道里已经腐烂了。这名妇女还有一个儿子,他在卡布里尼的一座高楼后面被枪击中。那位母亲对多洛雷斯说:“威尔逊女士,你总是告诉我要坚守信念。现在你必须坚守信念。”来自神圣家庭的牧师为多洛雷斯提供心理辅导,说她是他所见过的最宽容的人。在葬礼上,多洛雷斯站在会众面前,说她不想进行任何报复。她要求迈克尔的朋友和大楼里的其他人把这个信息传递下去。她参加了法庭审判,当儿子女友的前男友被判无罪时,她拥抱并亲吻了他的母亲,告诉她她知道凶手不是他。她对开枪的人则没那么同情了。他被判犯有二级谋杀罪,并被判处七年监禁。可笑的是,多洛雷斯的小儿子肯尼(Kenny)曾撬开一辆汽车的后备厢,偷了几件工具,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根本不存在正义,”她会说。“一个歹徒因为杀了我儿子被判了7年,肯尼因为偷了一个该死的秘密螺丝刀和扳手被判了7年。”
10年来,多洛雷斯每年8月都会在林肯公园举办家庭团聚活动,但在迈克尔被杀后,她就不再举办了。有时她真希望她的孩子已经离开了芝加哥,住在印第安纳州或其他地方。但她并不责怪卡布里尼·格林。她没有想过她的孩子会在别处过得更好。迈克尔葬礼三天后,一位记者采访了她,问她是否想向外界传达一些关于她家的信息。多洛雷斯停下来想了想。她猜她确实想传递一个信息:告诉他们,比起恐怖这里有更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