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在进行了市场化体制改革,住房成为了一项关键的呼应改革体制和市场需求的社会产品。从中央美院迁至二厂(现798艺术区内)中转办学,也是花家地小区刚刚建成之际,花家地便成为了北京众多的艺术和自由职业者聚集的城市坐标之一,它们与当地回迁的农民,原二环城内的安置居民,以及过去二十几年来大量涌入北京的务工人群,形成了一种高度混杂、拥挤、融合、共生的开发城市生活的日常剩余价值与城市发展地理的关系地带。自2014年起,来自中央美院ARCHVOE杂志社团的成员们开始了对身边花家地社区蔓生长现象的自主观察。
花家地及周边社区卫星图
蔓生长(Vine Growth)
不同于80年代之前的公租房和集体大院,也不同于2001年之后规划的封闭式小区,花家地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协调产品,是集体的社会分配模式向个体的经济模式转型的混合产物。而90年代之后的城市化往往代表着的是一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即专注于对私人空间的管理,组织人们生活的基本空间格局,也从原来城市的社会空间转移到由房子构成的经济空间。
在城市化的大体趋势下,花家地虽然仍旧是城市治理逻辑的结果,但不同于典型的门禁式小区,后者仅作为房屋的聚集,并不持有对公共利益的讨论,只是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花家地,仍然持有着一种可作为居民交换意见,甚至能够针对公共利益进行讨论并做出公共决策的政治空间。不同于商品房模式下原子化的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在这里,居民的集体意识与管理者之间的协调磨合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空间形式。有别于将这种自下而上的居民自主的自发蔓延出来的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命名为“违章建筑”的强势话语,我们将这些在不同的城市活力和个性中涌现的自主建造活动及这种原真性空间的蔓延,称之为城市过程中的“蔓生长”。
望京地区在北京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演化(横屏查看)
蔓生长是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特有的现象。不同于规划意志构思的结果,蔓生长的城市空间是作为人和人的直接会面所创造的一种社会生产的关系物。蔓生长体现了多层次的生活需求、居住环境矛盾与城市发展状况的紧密联系,并在人们的生活形式,节奏和空间的共时化关系上表现出一种不同于现代治理范式下的差异性,构成了对今天公共层面主导的规划思想的挑战。蔓生长往往触及了现实中“公”与“私”的灰色地带,且经常是从私人关系或者众意的角度,而非公共管理或公意的形式维持着某种地方性的秩序。尽管它们是一种不被主流话语认可的存在,但它们却是社会交往与合意的场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的整合。
花家地一带的城市形态。在1980~1990年代又称“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和乡村生活习惯以及空间肌理中间灰色的地带。
从80年代的“花椒地”到90年代的花家地小区,到2004年后发展起来的大望京,正是近20余年来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典型,花家地,又是在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中催生出的非典型,不仅作为这种地方独特的居住生态所催生的社区蔓生长类型的代表,同时它也是1990年代诞生的这一类型的城市空间发展状况在今天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二环至四环周边地区,与花家地类似的这一类型的社区占据了该地区近一半的居住用地,居住着近半数在北京生活或进城务工的工作人口。
花家地的主体人群(点击查看)
近年来,北京市为控制房价过快增长,以及应对首都人口疏解,提出的2020年2300万人口红线政策,市政府不在城区内规划新的居住用地,不再建设新的商品房。这意味着以花家地为代表的这些1990年代至2004年之前的住宅规划,几乎成为了北京未来城市肌理中的一种被默许的存在。而由于房屋租金相比其他小区要低廉,且周边拥有相对成熟的商业、工作、休闲等配套设施,甚至是许多重要的交通干道和地铁线路节点,它们往往始终不断地吸纳着一批批来北京闯荡的青年人群。同时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及北京市区内没有其他可供人们选择的居住场所(不像南方许多城市有一系列的城中村),在有限的空间资源和高昂的生存成本之间,人们会普遍地去选择一种和其他人共居的模式。
90年代规划建设的花家地与2014年望京地区的城市肌理
这种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会面状态推助了北京这一类型社区中的一种新的邻里关系的产生,同时也决定着北京必将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空间生产。借用列斐伏尓的一段话:“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每一种社会,都在生产一个专属于它自己的空间。”花家地在1990年代以来的快速城市过程及近几年的首都新城市化变革中,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生产着属于它自己的新的空间。
开创新社会空间的集体实验
与在现代城市过程中日新月异的大望京相比,花家地事实上仍然是乡村性下的产物。尽管身处城市中央,花家地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仍然保持着乡村模式的特征。这里没有形成现代性对乡村的覆盖,而只是一种现代性在乡村的投射。过去乡村的原住民,至今仍在花家地占有不小的比例,他们仍然以乡村的方式生活,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现代化的背景音与城市化的大框架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花家地人员组成的日趋复杂,乡村式的行为模式在城市中发生了变异,群体化的乡土性和个体化所代表的现代性在这里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这里既是过去,又是未来。再利用的旧物门板堆积,农耕文化的复兴,蔓延在平立面上的构筑物,都在诉说着这里作为“乡村”的事实。而一种民主化的孕育(居民与居委会自主达成的空间协商),消费文化的介入,共同体的回归,又在预示着某种未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既不是依靠经济权威打造的标准化范式,又不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处理城乡矛盾的治理结果。
影响社区治理的矛盾关系(点击查看)
在花家地,对公共空间的管理是在协商中不断调试生成的。私人和公共的界限从来真正成形,除了“街道办”、“居委会”、“物业”、“派出所”、“城管”这五方势力外,居住者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或者说,当传统意义上的五方机构在贯彻社区治理和维持社会发展的问题中陷入纠缠时,事实上带动了一种居民参与,甚至具有半自治状态下的空间协商。这种权利和话语的矛盾性造就了花家地社区生态的复杂性,他们时而相互对峙,时而相互渗透,时而也能达成一致,相互包容。在花家地,我们看到了回应快速城市化问题,即在资本市场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公平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左和右之间的“第三条路”:一条积极地对针对空间的实用性价值及其社会潜能进行开发,通过新空间的创造带动新社会关系融合的,一条“激进的中间道路”。
新的城市治理设想(横屏查看)
依照库哈斯在《S,M,L,XL》中对不同城市尺度问题的归类,我们将花家地的蔓生长与社会空间建设之间相互递进、缠绕的矛盾关系在不同空间尺度层级的基础之上做出如下划分——
XS:个体关联性的空间与日常角落(花家地日常的堆积现象);
S:蔓生长的共治边界(自治菜园的治理与蔓延);
M:空间自主体(个体与机构组织间的联合行动);
L:社区场域内的差异性空间实践(乒乓球场:外爆的公共领域);
XL:迈向绝对建筑以及城市中立性框架下的社会空间(地瓜社区的社会创新实践)。
XS
大量的租客流动导致小区内时常出现堆积在楼道旁边弃置不用的废旧家具和门板,它们成为了在花家地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景观。由于各方面原因,居民和管理者并没有将这些闲置家具清理出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公有化”了。犹如生物细胞在其自身逻辑下通过这种带有自我选择和自我认同的状态在自然环境中的繁衍、蔓延,人们在不断变动的城市环境中也不断在滋生着一种新的对当下空间的使用方式。如同很难用理性、美学的原理和规范来界定它们一样,尽管它们不一定能得到社会系统的肯定,却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创造着其特有的生存逻辑和秩序。
花家地社区内的“非正规街道家具”。
艺术家宋冬曾在《物尽其用》、《穷人的智慧》、和《剩余价值》三部系列作品中形象地呈现了上一辈人在接受城市化过程中对于其自身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居住观念,尤其是对旧物的创造性使用中,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构成的强烈张力。这些混沌的,充满矛盾的存在,与花家地的蔓生长状态不谋而遇。
《剩余价值》,《物尽其用》,宋冬
S
关于应对小区公共空间杂物长期堆积泛滥问题,物业,居委会对此束手无策。这背后很大原因是由于部分原住民缺乏缴纳物业费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的。而另一方面,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和汽车数量的增加为社区环境问题的治理创造了相当大的困难,这种矛盾胶着的状况也为管理者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推卸了责任。在这上下两种相互抵抗性力量的影响下,尽管农民私自自发的这种耕种行为触及到了一个合法性的边界,但一定程度上为小区公共空间上杂物的蔓延和泛滥添加了一剂缓冲剂,而这种纯自下而上的蔓生长过程也在社区的管理机制内部形成了一道自律的边界。
未经管理时的废弃物堆积现状和原花园平面图。仔细看可以看到废弃物的堆积其实有其自身的规律存在。
共治菜园,基于一种共同体文化中的劳动共识所打造的社会空间,不仅创造了居民日常户外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连接居民日常生活情感的纽带。
居民通过圈地种菜这样一种基于一种共同体文化中的劳动共识,柔化了社区杂物堆积所造成的不堪现状,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对规划版图上的绿地空间重新整理,从而形成了一种自洽的对公共空间使用的边界。与上海著名的“四叶草堂”由同济大学景观学教授发起并在社区中推广相比,花家地的共治菜园呈现出一种自发的草根性。
M
“空间自主体(Spatial agency)” 反映了空间在其内部框架中的自我变革,它诞生于空间的原始积累和再循环过程中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系列对空间活动的自组织运动。它是城市的蔓生长与城市复杂性问题治理过程中所滋生出的中间地带,是社会各要素在此产生共治和联结性姿态的事实产物。可以说,空间自主体的存在确立了一个与城市治理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社区蔓生长过程的对话窗口。
自2015年起,为改善小区居民居住环境,居委会联合 10、12、13 号楼居民,利用旧物收集的方式,在这些高层居民楼的入口处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供人停留,并富有人情味的共治客厅。一种“空间自主体”模式的空间实践在花家地孕育而生。
我们可以看到,花家地特有的这种蔓生长的过程成功地与社区的公共管理者之间达成了默契,并获得了管理者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一方面,居民们得以在一个合法合理的空间基础之上创建属于自身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而通过管理者秩序的维持并与多方基层部门达成的共识合作(如物业,派出所,消防办…),这里成功地突破了既往行政模式的局限,获得了多方的一致认可。居民们将这里不断地发展成为邻里饭后闲谈的聚居场所,而管理者则将这里打造成为一张积极推动社区生活建设的治理名片。更重要的是,这种联合多方机构对空间的价值潜能进行开发的模式,为花家地在更大尺度上的空间协商和新空间建设埋下了重要伏笔。
1990年代针对某位特殊刑满释放人员的创业扶持项目,如今已逐渐发展成为集瓜果农贸,餐饮,理发一体的便民中心。
除了赫赫有名的“共治客厅”和“便民商铺”外,花家地聚集的其他劳动个体独立经营的商业业态也是花家地不可小觑的存在,如本地众所周知的“冯二黑理发铺”和“老薛裁缝铺”。不同于消费主义模式下的商业场所,他们更加融入了社区的社会性因素,消费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公平的交易手段,而人们在这里消费除了获得商业的交换价值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更加强调自然伦理和在地性经验的邻里供应链关系。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诸多生活实用、便捷的服务,也为居民们创造了一种更加丰富、温馨和更加多元化的社区生态环境,和一种不同于消费主义模式下的生活选择。
冯二黑理发铺模型
L
由于权力和话语的多方差异,它们往往需要在具体公共空间的使用和“群己权界”的问题上进行反复地调试和定夺。当一个空间所积累的矛盾已远远超过其现有公共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人们便会在众意的驱使下,创造一个新的空间,这也就是公共领域的外爆。蔓生长的力量被足足放大到一个新的尺度,即在诸多社区矛盾和城市规范之间,通过众意,对一个社区场域内的公共空间进行重新定义:
乒乓球场的模型及其功能分区的研究
这片乒乓球场形态的确立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从搬来乒乓球桌开始,这里一时间便聚集了众多人来这里逗留。起初,有的人为了防止乒乓球乱滚,便开始在乒乓球桌旁边拉起一些软性的布网,人们打球的时候便将这层布网拉起来,没有人打球的时候则将它放下,渐渐地?人们便在心里面对这种塑造空间界槛的弹性装置产生了一种接受的习惯和共识。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这个小区内一直没有合适的休闲健身场所,这儿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替代性的社区活动中心。人们在其中的活动内容也日渐丰富了起来,甚至还连通了电路,拉来了电扇,电视机,由于人们对该空间使用的多样性需求,围绕在乒乓球场周边的这些构筑物也逐渐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有的人在这个上面晾晒衣物,有的人利用它的庇护在下面乘凉。
久而久之,空间的界限开始逐渐向外扩散,但同时在不同的治理强度的变化下也会做出有相应形式的改变,譬如在 2008 奥运年间?这里曾经被完全地拆除。然而,在每一次治理过后,往往又伴随着一次次地复兴。最终?居民与社区管理者在球场和道路之间划定红线,由此乒乓球场区域的空间形状得以稳固和确立,乒乓球空间的内部生态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沉降期……
替代了乒乓球场的社区广场现状
2016~2017 年,可以说是中国各大城市针对市场化改革以来堆积20余年的生态症结,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疏导并促进新城市化过程转型的关键一年。在2017年,花家地经历了对于其自身历史而言变化最大的变革,以蔓生长形式为特征的公共空间,在北京强调新首都建设目标以及城市人口疏散,业态迁移等大的政策背景下,被大幅度地清除。但在这些旧的空间投入历史消融之后,新的空间也开始逐渐融入新的社区生活。在“依法拆除”的乒乓球场的三角地上新建的健身广场,给临近幼儿园的孩子和妈妈们带来了社区生活的新空间。同时,花家地小区在新时代的集体领导下,也进入了全要素小区模式建设的新阶段。
XL
空间的矛盾既是以往历史矛盾积累的共时性表现,同时又是新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温床。不管是在早期快速城市化阶段,还是在近几年北京向新城市化转型时期,花家地,都在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生产着属于它自己的新的空间。
位于花家地北里小区13号楼地下室的地瓜社区
2014年,就读于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的设计师周子书,通过他的毕业设计及城市项目研究:《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在花家地北里社区首次将一个地下室,改造成为为居民服务,为社会开放的公共空间。
花家地北里地瓜社区改造前后的使用形态对比(点击查看)
该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设计师积极地利用了基础设施开发与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巧妙地在这一新空间的改造过程中,嵌套了政府(整治社区环境的需要,必要的基础设施维护,提高政府服务业绩和成为新时代社区建设领导者的目标,创造良好的城市公共性环境的责任),居民(对新空间的硬性需求),媒体(对城市转型环境下的正面报道),社会资本(城市网点式的供应链的打造,和在一个更大政策尺度上建立与政府、市场、社会第三部门的合作平台)等多方诉求和话语,使之可以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和城市化背景下,化身为一种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城市空间实践。
地瓜社区-安苑北里改造项目(2016)
地瓜社区的改造和运营模式的成功,不仅在北京的新城市化的过程中为政府的行政政策做了充分的积极的引导,带动了当地居民对社区生活的积极参与,同时,也在城市更新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更新建设的背景下,为更广大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打造了一个可提供优质的社区服务和社会交往的公共性环境,为人们在一个城市中对一种新生活模式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可以被体验、并具有坚固社会事实基础的现实根基。
当一个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开始生长,花家地就像从一个世界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它延展着到迄今为止我们还完全不了解的现实。因此,我们在这里实际上见证了两种不同的花家地,一种是经历着蔓生长历程,并在2017年遭遇了违建拆除的花家地,我们通过大量的考现图片和资料记载的,是作为这一部分历史事实呈现的花家地。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在这一段历史的书写过程中被构思的花家地,一种基于断裂性的体验、想象和重新回看的花家地。这时候,花家地已不再是它自身,而成为了针对这一类型社区和抛向现实城市过程的一个关键立论。
新城市治理的模式和实践设想。(点击查看)
如果借用库哈斯当年对拉各斯一语中的的评论,花家地绝不仅仅是一个不断追赶着现代化进程的乡村城市,相反,它是一种极端和典范性的城市个案。换句话也就是说:在历经着中国大河拐大弯式的不断变动的城市过程中,不是通过花家地在追赶我们,而很有可能是我们去不断追赶着花家地。
文/罗森 图片来源/《花家地2014-2017》 编辑/赵忞
罗森,《花家地2014-2017》作者,《侨福读库》建筑专栏作者,现从事现当代室内消费空间与日常生活研究,并在706青年空间、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开设有关系列课程。
《花家地2014-2017》(中英双语),售价:150元(长按二维码购买)。
《花家地2014-2017》是基于中央美院ARCHVOE杂志社团在2017年出版的《花家地:一个回溯性宣言》的基础之上重新整理的针对城市社区观察的自出版物。本书主要集中考现了望京的花家地社区自90年代以来各种自主建造的“蔓生长城市景观(installation)”,“蔓生长(vine growth)”作为一种居民自主的基于自身生存需要自发蔓延出的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
在欠缺切实有效的公共管理和现实有限的服务问责条件下,这些最不合规范的违章建筑,这些在近二十年间不断地涌现的自我联合以及自组织形态的社区土壤是如何成为迈向城市的系统更新和社会空间建设的基础?在今天城市过程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困境当中,空间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生产导向的并可以产生机制联合对话的组织手段,事实上具备着我们可以去发掘的一种怎样的对公共环境建设有效的价值话语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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