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燕菁
《国际城市规划》四十岁了,孙志涛说老所长王凤武要她约我写篇文章,才发觉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有很多故事可以回忆了的年龄了。
1.
相识
我和《国际城市规划》最早的接触,是我从中规院业务室(现在的科技处)调到情报所开始的。大约1985年,王凤武先生从英国回来。凤武先生在英国师从大名鼎鼎的卡迪夫大学教授Bruton,那时正牌的留学生很少,称得上是风华正茂,在中规院一时风头无两。凤武先生任情报所所长,招兵买马。
我早就想脱离业务室这个“非专业”部门,情报所虽然不是正经的“一线设计部门”但好歹比业务室强点,加上我相信凤武先生一身武功,情报所现在的业务绝对关不住他,于是,就投奔了情报所。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规划界几乎与世界隔离,加上懂外语的人很少,了解国外学术进展几乎完全通过翻译。所以,最早的情报所主要工作是翻译介绍国外城市规划的学术资料。老一辈的包括金经元、王进益、石成球、张叔君,还有年轻一点的刘金声……。
《国际城市规划》那时名字叫《国外城市规划》,夏宗玕是主编。是从内部刊物《城市规划研究》改版过来的季刊。主要刊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献。负责的是吴纯以及曹新新、何林林。
我和吴纯交集不多,只是记得她看上去温文尔雅,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知性;曹新新出身高干家庭,但一点架子都没有,人瘦瘦的的,说话不多;何林林是武汉城建的,比我早一届,一副让人挺舒服的老北京的调调。北京文化特色之一就是“懒”,能省就省,所以曹新新被简称“曹新”,何林林被简称“何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城市规划》英文版,秦凤霞负责。那时大家都叫她“小秦”。主要工作是把国内的规划工作介绍到国外。英文版的王红、单冰茸、彭寒梅在一个小一点的房间。王红“89”之后去了英国,然后香港、上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其他人就没联系了。可能当时国内没有啥可介绍的,印象刊物时断时续。我好像还发过一篇城市化的文章,中文写好找人翻译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陈占祥先生曾是这个刊物的顾问。
那时,钱不多,办公条件也不好。在中规院时,地下室(煤场)、城中村(深圳蔡屋围)我都呆过。那时的单位,就像大家庭,人际关系很好,搬家没有专门的公司,都是大家互相帮忙。
年终聚餐不会去酒店,也就是找一个同事家里,大家自己动手做做饭。记得有一年情报所在张叔君家聚餐(她是院书记张秉忱太太,留苏的,家在阜外大街“老水院”),酒不够了,我家比较近,就专门跑回家里取我爸的酒。
《国外城市规划》编辑部和翻译们在北配楼朝南的一个房间。我们私下称之为“大屋”。我到所以里第一印象,就是所里怎么都是女的。左冰、刘益民、高健、钟英……英语、俄语、法语……一个比一个厉害。
李金卫是我重建工小师弟,那时还是个嫩青,因负责“小刊”(原《城市规划信息》)也在大屋,被她们揉搓的够呛(之前的何林林已经基本上被“废”了),直到后来于立加盟“大屋”才有所好转。
▲ 八十年代阴盛阳衰的情报所
这个“小刊”是后来《城市规划通讯》的前身。说起来,我还客串过一次编辑。有一段时间,李金卫生病休假,欠了十几期一直没出,可订费都已经收了。快到年底,领导找我接手此事。小刊没有投稿,一下找不到那么多素材,我就连编带写,为了撑足版面,我还画了不少插图,总算把欠的十几期全部出齐。
本来对小刊拖期有不少抱怨,结果那几期由于别开生面,反而好评如潮,不满也就被平息下来的。金卫以后时肇颖接手小刊,现在已经很正规了。我在厦门规划局时,总能定期收到《通讯》。
随着周雄、吴伟科、谈绪祥、朱文华、彭小津、于立、杨德昭……等一干“壮劳力”加盟,情报所开始阳气上升。“壮劳力”这个词在当时还真不是比喻。杂志印刷出来,全靠自己搬,北配楼没有电梯,货一到,全所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帮忙。那时不仅要自己排版,还要自己蹲胶印室。胶印室排版的女生很牛,脸皮后的男生反而更好说话。好在女生挺漂亮,也就不算什么苦活了。
真正用得上“壮劳力”的是发行。经常要自己运到北京货站发货,这些都是真正的“壮劳力”们的活了。记得一次到北京火车站发货,货运窗口在室外,大冬天要在广场排队,好在都是一帮小年青,一言不合就把扑克牌拿出来了,打的那是一个天昏地暗,把时间都忘了。发完货,也下班了。王凤武拉上大家一起去“烤肉宛”暴撮了一顿。
那时真是青春无敌,无问苦乐。
2.
打牌
打牌可以说是当时中规院的一种“文化”,值得岔开本文的主题说一说。那时不仅是情报所,但凡出差在外,最大的消遣就是打牌,深圳分院、厦门分院、汕头分院……这股风气甚至带回院里,影响到正常的上班。
有的单位甚至领导带头(大家自己按照年龄推算是谁),把门一关,别人还以为他们在里面上班呢。打起牌来,吵架、骂人、掀桌子的都有。石楠、杨保军等等也都是“拖拉机”的高手。
和其他所的“拖拉机”不同,情报所时兴“敲三家”。规则很简单,六个人,三人一组,输的两个进贡,“大贡”先挑。出差当时无论多远,都是火车。在火车上咣当一两天是常有的事。车上最好的消遣就是啤酒、烧鸡、打牌。输了的人不论是谁,哪怕是所长,也一样要钻桌子。
当时领导和下属的关系,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王凤武与其实说是所长,不是说是“老大”。在对外场合,我们这帮小年轻对所长是众星捧月,令出必行;关起门来,就是没大没小,昏天黑地。王凤武头脑清晰,口才极佳,但从不装逼。他的领导作风,对我后来的管理风格影响极大。当然也害得我很难融入尊卑有序,以逢迎为常态的官场。
▲ 钦州规划汇报
情报所当时不是“一线生产所”,为了创收,一开始只能在广西之类边缘地区做做规划(因广西建设厅厅长和王凤武很熟)。最早做的就是钦州总体规划。王凤武带队进现场,中间有急事回北京,心想这帮小子一回招待所就打牌,玩游戏(那时的电脑啥图也画不了,只能用来“吃鱼”),现在可好,没人管了,还不都放了羊。
结果他前脚一走,我们就开启了工作模式,疯狂调研、踏勘、做方案、画图……。等老王从北京回来,进屋一看,各种的分析图、市政专项规划,挂了满满一墙。这还有啥说的,打牌!
更夸张的是有一次从南宁去钦州,车开了一半坏在半路,司机要回南宁去零件。老王就带我们在路边一坐,说,拿牌!接着就是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司机从南宁回来,我们才悻悻地把牌收起来上路。
我依然记得那次老王抓了一把“顺”,本来可以一次出光,直取“大贡”,但他偏偏要留一个“3”给自己的下家“坐车”,不成想我手中正好也有一把“顺”,刚好把老王的“顺”给压了。几十年后回想起轮到我出牌的那一瞬,依然能让我的“多巴胺”飙升!
▲ 情报所广西规划组与当地领导
当然,出差也不都是打牌,比如看武侠小说。一大摞古龙的《陆小凤传奇》,我就是在南宁一口气看完的。此外,我们还会四处惹祸,决不让单位省心。这些故事不是本文主题,以后找机会再表。
之所以单独把“打牌”单拿出来写一下,主要是想怀念一下当年《国际城市规划》所处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气氛。在今天看来,那个被称作“八十年代”的岁月,物质还相当贫乏,可当时并不觉得多苦。多少年后,青春一去不返,留下来的都是简单的快乐。
▲ 青春无敌项目组
3.
发表
我真正和《国外城市规划》发生联系,是在1989年从厦门分院回到北京接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所之后。
由于之前这个所差点被解散,所以办公室分布在北配楼的不同楼层。其中有几间办公室就在情报所对面。那时所里也没几个人要“管”,我喜欢做项目,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我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室,只要回到北京,就会到隔壁情报所串门。
此时秦凤霞已经当了所长。秦凤霞后来跟我说,她是亲眼看着我们是怎样从一个差点消失的所变成全院一等一的品牌。她的小孩学城市规划,毕业后就直接选了名城所,老同事对我们所管理机制的认可算是一个因素吧。
2000年前名城所参加了《广州发展概念规划》竞赛。在这个规划中,我提出增长速度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不仅适于广州,同时也适于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
当时,城市核心整体迁移还不像今天这样普遍,但我们判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车道,这样的迁移会大量出现,这是很可能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色,是国外规划很少遇到的,中国城市规划必须为此做好理论准备。
于是,我就把广州概念规划的一部分内容抽出来,加上我对北京等其他国内外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写成了一篇文章“高速发展条件下的城市增长模式”。文章写好后,我就到隔壁编辑部问他们能不能发。
那时《国外城市规划》主编是王静霞,实际具体负责的是曹新新。主要是介绍国外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讲国内规划问题的很少在上面投稿。大概因为是熟人,相信我的水平,曹新新几乎没有修改,2000年底投的稿,2001年第一期就发了。这一年,也是《国外城市规划》从季刊变为双月刊的第一年。
那时的发行量比较大的规划刊物一个是学会的《城市规划》,另一个是同济的《城市规划汇刊》。《国外城市规划》改双月刊,发行量还不大,我原本以为文章没什么人看。可我没想到那篇文章影响却很大。
分管历史名城所的王景慧总工后来跟我说,那是他看到的第一篇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研究历史名城保护的文章。当时的建设部部长俞正声也看过此文,在纽约开会期间,我听到他和吴良镛先生等讨论过这篇文章。
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这篇文章影响也很大。名城所后来在接到北京建筑高度控制的研究任务时,之所以另辟蹊径,提出在通州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释放北京高度限制的大胆思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发端于此文;在深圳2030战略,我负责的《咨询报告》进一步提出,用结构取代规模的规划思想,也是来源于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连我自己今天看起来都会觉得像是在穿越。文中提出的当时看上去似乎很“大胆”判断,由于很多都已实现或被接受,以至于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已经算不上多“大胆”了。直到快20年后的今天,这篇文章依然不时被人引用。我特意把此文收录到我马上要出版的文集《超越地平线》里。也借用此文,表达我欠《国外城市规划》的这个迟来的感谢。
4.
祝愿
现在的《国际城市规划》已经越来越规范。前年编辑部秦潇雨找我约稿,催了几次,我就把一篇关于专业化城市的文章发给她。过了一段时间,潇雨告诉我,那篇稿子拿出去同行评议时没有通过。我听了一愣,才突然意识到,《国际城市规划》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把稿拿过去的那个“隔壁办公室”的杂志了,它已经真的长大了!
但是成长也会有成长的烦恼。在博士们面对发表压力下四处投稿的今天,《国际城市规划》早已无需担心稿源不足。但也正因如此,杂志高质量稿件的“浓度”反而可能下降。即使积压了大量稿件,发表率极低的顶级期刊也存在类似问题。
原因很简单,在堆满稿件的办公室,编辑们会逐渐丧失寻找高水平稿件的意识和能力。而且越是顶级杂志,问题越严重,因为它们需要从更多稿件中找到好的思想。但好的思想和过去一样,基本是一个常量。
这很像城市规划过去大发展的20年。规划队伍随着市场膨胀急剧扩大,项目经费屡创新高,但我们看到的不是规划思想的大飞跃,而是越来越厚的文本,越来越复杂的数据,越来越漂亮的图表,越来越精美的PPT……而创新性的规划思想反而愈来愈少,或更准确地说数量的急速扩张反而使高价值的思想变得“稀薄”。
我在厦门规划局工作时,仿效杂志的“同行评议”建立了“方案专审会”制度。这个会每周一次,只看方案的效果图。评审员由厦门几个专业学(协)会选出的年度“十佳”设计师加上有审批权的规划局人员共同组成。几年下来,效果显著,大量“奇奇怪怪的建筑”被堵在方案阶段,开发商不得不花费更高的设计费,把设计权交给通过率较高的设计师。
但我其实很清楚,真正好的方案是“审”不出来的,也不可能通过招投标“招”来。真正高水平大概率是出自高水平设计师之手,而高水平的设计师本身就是稀缺商品,他们往往手上积满了活,只有“求”才有可能引进厦门。
为此,厦门建立的一个顶级设计师的清单,凡在这个清单内的设计师,都可以不经过招投标优先获得方案设计权。后来这一制度被福建省全面推广。高水平设计师的引入制度和低水平方案的排除制度,共同塑造了厦门“高颜值”的城市。
我现在也是《城市规划》的评委,发现杂志获得好的稿件也面对类似问题。同行评议只能筛除低质量的稿件,但却很难发现真正高水平的稿件。有时还会出现误伤。我被《国外城市规划》拒掉的文章,转手投到《城市发展研究》后,进入了去年金经昌奖提名。以这样的标准,这篇文章应该说是高于《国外城市规划》发表稿件的平均水平。
其实那个稿件针对的是“收缩型城市”增长的理论问题,在世界上都是一个艰深的课题。目前国内大部分此类研究都是“观察到”收缩,很少有研究“为什么”收缩,更少有研究“解决”收缩。但也正是因为“不成熟”,才有可能成为未来学术的“富矿”。这就像在未知的区域打井,出油率总是低于成熟的油田,但没有一定的冒险,新的机会就永远不会出现。
《国际城市规划》要想超越行业现有的领先杂志,就不能简单仿效这些杂志,将稿件的筛选完全交给同行评议——在稿源和评委水平都不如对手的条件下,论文整体水平低于对手就是大概率的事件。
变通的办法,就是部分回到杂志初创时代,依靠具有敏锐行业嗅觉的编辑,找到未来学术方向上最有潜力的作者,然后给予他们更加优先的发表权(简洁、快速)。一个能够发现并垄断学科领先作者的刊物,早晚会成为学科最有影响力的刊物。
作为一个经历过40岁的人,我想给《国外城市规划》最好的生日祝福不再是“快快长大”,而应是“慢慢变老”——不要变成那些成熟的名刊现在的样子,而是继续保持奋发进取的创业姿态。
中国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崛起,给了《国际城市规划》以其他刊物所没有的机会,关键是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只要不忘初心,《国际城市规划》就可能成为引领全球城市规划行业的伟大“地标”。
本文转载自《国际城市规划》,感谢授权发布。
■
—最有理想的规划师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
我们是来自中国两岸四地规划工作一线的青年规划师,我们认为规划师应当心怀理想。我们强调原创,提供独立思考的专业平台和催化创新思想的熔炉。
我们崇尚硅谷马车轮酒吧的“非正式交流氛围”,它曾是硅谷奇迹最神秘的催化剂。我们营造规划行业的非正式交流广场--U-AGORA,希望在这个广场上远瞻前沿,近接地气,呼应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