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农年轻时认为,卡布里尼·格林塔楼像山一样不可改变。它们是自然景观的一部分,就像密歇根湖边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样。“但是我变老了,”他说,“我变聪明了。”他看着奥格登大道大桥(Ogden Avenue Bridge)-一他儿时的游乐场一一消失了,被设置了路障的立交桥最终被拆除。他亲自了解了卡布里尼格林的历史一一这里曾经居住过爱尔兰人、瑞典人和意大利人;卡布里尼的联排住宅和高楼是建在原有的贫民区之上的,这里曾经似乎是永恒的,直到它不复存在。
坎农开始屈从于一种源于宿命论的实用主义:改变是强权强加给其他每个人的东西。2003年,戴利市长在深夜派来推土机,拆除了跑道,从而结束了关于市中心机场未来的争论,他拆除了市中心滨湖大道建了博物馆岛,想象一下他会对公共住房做些什么。“卡布里尼是黄金海岸的守望者,”坎农说。“改造我们的计划是在70年代初制定的。这只是时间问题,不可避免。”他相信,社区也许能够挽救这些联排住宅,但对塔楼,无能为力。他解释说:“我被教导说最好和人们坐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共存。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谈判,争取尽可能多的回迁公共住房。”
坎农尊敬卡罗尔·斯蒂尔。他不否认,诉讼和所有的抗议都是有目的的。但坎农认为斯蒂尔已经迷了路。自从联邦政府希望六号的数百万美元专款被指定用于卡布里尼的重建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而在这十年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在过去的三年中,斯蒂尔是卡布里尼租户委员会的主席,她与市议会和贏得重建部分卡布里尼·格林合同的开发商彼得·霍尔斯(Peter Holsten)纠缠在一起。“三年浪费了。” 坎农说。“在拆除的过程中,我们就应该重建混合收入住宅。但斯蒂尔无法与霍尔斯滕达成一致。没有建成。许多居民流离失所,许多人再也找不到了。”坎农决定把斯蒂尔从租户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赶下来。
他认为自己完全够格。他已经四十一岁了,除了在哈尔维尔监狱的三年外,其余时间都住在卡布里尼·格林。自从他唯——次因持械抢劫而被定罪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自从他离开黑帮的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个世纪。他在科拉摩尔(Cora Moore)当租户主席时当过学徒。他曾和她一起工作,也曾与多洛雷斯·威尔逊共事,管理他们的高层建筑。他做过维护和建设。斯蒂尔的副主席向黑帮犯罪委员会举报了坎农,称一名黑帮成员试图接管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卡布里尼·格林的重建计划。但是坎农让大家知道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了上帝。第二次机会,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社区。
事实上,在一些共和党圈子里,坎农被誉为自力更生救赎能力的典范。他被邀请加入“赋权网络(Empowerment Network),这是一个救赎政策组织,成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和其他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国会议员。作为一名前黑帮成员,坎农被视为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即使是内城的棘手问题,也可以通过“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弹性力量,以及公民对上帝的信仰和依赖来克服。”“赋权网络”的领导戴维卡·普里拉(David Caprara)在杰克坎普(Jack Kemp)的领导下,专门负责HUD居民驻地指导项目。“上帝保佑你的成就、你的家人,以及1230N,Burling。他写信给坎农说:“你是我们的英雄!”
坎农也不打算逃避他的帮派过往,他打赌说卡布里尼·格林的人会记得他在没有滥用职权的情况下命令手下的。他觉得,作为一名帮派执事,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坚定自己的选择,努力工作,并晋升到领导岗位的人。他穿上衬衫,打上领带,穿上V领毛衣,穿上皮衣,开始在卡布里尼·格林奔走,挨家挨户地告诉人们为什么他应该成为主席。他收集签名,并要求居民投票。坎农喜欢独自住在帐篷里。他觉得人们会认识到他的无畏和决心。他在白楼、红楼和联排住宅之间兜了一圈。当他完成了这一圈后,他又开始了。一半的单元现在是空的。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哪些是空的,哪些是有人住的,哪些是租赁的,哪些是可以投票的,哪些不是。三个月来,他试着联系每一个人。坎农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当他试图解释选举是关于重新开发的全民公投时,他的话突然像急流般涌了出来。在卡罗尔·斯蒂尔的领导下,他们失去了成为改造后一部分的唯一机会,他们不得不接受变化。他们不得不相信,已经有太多的律师参与了改造计划,所以才会出现问题。
卡罗尔·斯蒂尔和她的支持者称坎农是CHA和开发商的密友。他们指出,当霍斯滕在1230街对面开设了北城村(North Town Village)时——一个混合收入的私人开发项目,他给了坎农一份保安的工作。斯蒂尔说,坎农至少是太天真了。十年来的失信表现不是已经证明了CHA是不可信的吗?有多少次,当城市其实决定按自己的日程办事时,他们却被告知自己是规划过程的一部分,结果最后却被推到一边?斯蒂尔一次又一次地说,她没有拖延这个过程;她试图确保所发生的事情是合法的,并且符合既定目标:“我们说,‘给我们看土地,给我们看钱,给我们看房子。’但是CHA不能生产这些。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想要那些有“返回权”的人可以真的回到卡布里尼·格林的证据,他们最终会被混合到新房子里。2004年初,卡布里尼的居民又对CHA提起了诉讼。四百户人家接到了驱逐令,要赶在任何新房子建好之前把他们赶出去。经验告诉她,只有在法官下令的情况下,CHA才会兑现对租户的承诺。
在投票当天,坎农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分发对讲机进行协调,他们将居民引导到投票地点,观察是否有不当行为。和大多数公共住房选举一样,投票率很低。还有,许多投了票的人把票给搞砸了一一他们两个候选人都喜欢,所以他们两个都选了。在最后的计票中,坎农又获得了几十张选票。斯蒂尔对结果提出了质疑,但CHA认可了计票结果。她说她输了是因为CHA和这个城市想让她出局;坎农不能说是被选举出来的。坎农认为他的当选得益于比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甚至市长戴利更有权力的人——他说上帝站在他这边。
坎农就任主席后的首次行动之一,就是把租户委员会的办公室搬到1230N,Burling。他在他的高层建筑的一楼合并了两个单元,创造了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然后,几周后,他签署了协议,最终开始建设新的住房,以取代卡布里尼扩展区塔楼。他把希望寄托在彼得·霍尔斯滕(Peter Holsten)身上,后者获得了开发这个混合收入住宅社区的合同。“我们很幸运有他这样的合作伙伴。”坎农说。
霍斯滕在西区长大,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后,他去了芝加哥南区,他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并获得了与市政府的商业往来。谈到公共住房,他说他很快意识到仅仅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公共住房家庭并说“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不够的。他信奉一种当面挑战的管理模式,既严格又尊重人:对不起,琼斯太太,你的儿子放火烧了房子,所以你得出去。也许我们可以把你儿子带到别处,然后说服管理层让你留在这里。这就是恩威并用。” 霍斯滕解释。“遵守规则,否则什么都不是。”他雇佣事件管理员帮助租户寻找工作,并保持他们的账单的实时性。他在每一个他的项目现场都有一个社会服务顾问。“我想让我们楼里的所有孩子都上大学,我想让雇主雇用租户,打破贫困的循环。” 霍斯滕说。“我知道这不会发生。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房子,试着让每个人和睦相处。
在过去的十年里,十几个混合了公共住房单元的商品房开发项目在卡布里尼·格林的周边开放。私人开发商竞相争取建设权、税收抵免和融资优惠。对于位于中央的卡布里尼·格林来说,吸引投资者并不难。1995年,以卡布里尼·格林为中心的两个街区内的住宅销售总额还不到600万美,但5年后,在改造计划开始时,年销售额达到了1.2亿美元,从2000年到2005年,总销售额接近10亿美元。
1999年,当霍斯滕赢得北城村的开发权时,给待售单元定价,以低于该地段当时市场价格的15%折扣出售。261套公寓和联排住宅中,有79套是为公共住房家庭保留的,他认为,买家可能会对这种独特的安排感到犹豫。他们向年轻的专业人士推销的话术是,他们将成为“社会先锋”,向往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不同种族和阶级的人将彼此并肩生活,但作为先驱也意味着要大胆行动,要走在别人的前面;意味着在价格上涨和土地完全确定下来之前就做出决定。
在北城村(North Town Village)施工的前几个月,一辆销售房车首次在工地上亮相,销售速度很快:当天售出47套,一周售出80套。卡布里尼塔楼仍然是地块的标志性景观。但购房者相信,高层很快就会被更高价值的房地产取代,于是北城村被称为芝加哥最热门的房地产项目之一。“离黄金海岸只有一步之遥,河北岸,老城,林肯公园,”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这里很容易成为芝加哥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 “北城的联排别墅售价高达47.5万美元。一对购买了公寓的年轻夫妇描述了一场购房狂潮,女人对她的丈夫大喊大叫:“剩什么就买什么。”
这里曾经是卡布里尼·格林一一在那之前是小西西里和小地狱一一一些房地产经纪人现在试图把它重新打造成“新城”,放弃卡布里尼·格林这个不利于他们的绰号。彼得·霍尔斯滕(Peter Holsten)将这个取代了Divison Street几座红色卡布里尼高楼的混合收入建筑群命名为“旧城公园畔”(Parkside of old Town)。出席霍尔斯顿项目奠基仪式的贵宾中,还有CHA的特里·彼得森( Perry Peterson)、阿尔得曼·瓦尔特和开尔文·坎农。开尔文举着铁铲,在他的礼帽下还垫着破布,白色的开司米大衣上还沾着泥。戴利宣布卡布里尼格林现在是“更大的老城的一部分。”
安妮·瑞克斯(Annie Ricks)的女儿拉塔莎·瑞克斯(Latasha Ricks)帮助修建了公园畔的中低层住宅和联排别墅。“尽管我是这个社区的主席和合作伙伴,”坎农说,但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建设。我在工地当工人。”在施工期间,霍尔斯顿预售了公园畔70%的市价商品房单元,购买者首付5%。那是在2006年,是交房入住的前两年,购买者花了50万到75万美元买下了这些联排别墅,公寓起价为30万美元。许多人抢购了两套公寓,想着随着房价继续攀升,他们以后还可以卖出一套。霍尔斯顿最初计划完成一个多层建筑,然后再开始盖其他的。但随着预售的资金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他开始同步建设整个760套公寓,含228幢联排别墅和几幢多层建筑。
2006年,新房主之一的阿布·安萨里(Abu Ansari),他的伴侣马克用公园畔的平面图给了他一个惊喜。安萨里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名舞台剧演员,他在90年代初搬到了芝加哥,他一直关注着更新计划的消息,想知道公共住房的居民是否会在他们的社区开始繁荣时被迫离开。他的母亲在圣安东尼奥的公共住房中长大。作为一名黑人同性恋者,他与一名年长的白人男性有过一段关系,他适应了这个新城市中种族和阶级的严重分化。他曾多少次将“绅士”这个词用于咒骂?对于卡布里尼·格林来说,现在他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两年的时间对于克服疑虑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卡布里尼周围的价格还在继续上涨,阿布和马克总是谈到他们的先见之明。当他们的公园畔多层逐渐升起时,设计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座建筑与它所取代的塔楼正好相反。它矮矮的,宽阔的,是一个多面棱镜,像一个盘腿佛,占据着迪格街和苏厄德公园的拐角处。其橙色用砖砌成的立面上点缀着紫色花纹、铭文和装饰性的柱子。每个单元都有阳台。阿布和马克开始接受这样的想法:他们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社会实验的先驱者。
当阿布和马克终于搬进来的时候,真是太幸福了。他们在九楼的公寓宽敞现代,面朝新建的超级市场和远处的林肯公园。他们举办了晚宴派对,骄傲地炫耀他们的新家。在大厦管理人员举办的晚会上,业主们互相见面,谈话总是转到他们的远见和集体的好运上。当时,公共住房单元还没有被填满,但公寓几乎售罄。业主们可以在自家阳台上观看,隔壁一辆售房车旁正在施工的另一幢多层建筑的潜在买家们。
那是在2008年的初秋,阿布和马克搬进旧城公园畔一个月后,全球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十多年来,随着房价的飙升,人们已经接受了政府和企业一直宣扬的一种信念——一种全球繁荣的福音一一房价一直涨。更新计划是在房地产泡沫中制定的,其前提是以泡沫时期的市价出售这些公寓。没有这些销售额,公私合营的开发项目就无法为平衡建设成本提供资金,也无法为大额贷款提供担保。公共住房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因为营利性房地产市场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为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美国人提供像样的、负担得起的住房。70年后,投机市场再次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卡布里尼·格林的人们没有考虑过银行业的违规、信用违约掉期、负摊销贷款或债务抵押债券,但在芝加哥的每一个公共住房开发项目中,更新单元的建设都陷入了停顿。老城公园畔二期工程停止施工。卡车和穿着荧光黄背心的人都走了,浇筑的地基暴露在外面,就像罗马废墟,回到那个未开化的时代。
那些买公园畔的人没有完成他们的购买,就离开了,放弃了他们5%的定金。霍尔斯滕损失了一半的预售。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市场价格住房合作伙伴是一家全国范围的开发商,在西部各州都有项目,申请了破产。霍尔斯滕以峰值价格的一半出售公园畔的公寓。只需要3%的首付。在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帮助下,芝加哥市推出了一项名为“在芝加哥找到自己的位置"(Find Your Place in Chicago)的激励计划,向任何购买混合收入开发项目公寓的人支付1万美元(仅时1.5万美元)。当霍尔斯滕无法偿还给摩根大通的3200万美元公园畔建设贷款时,他和摩根大通讨论将剩余的公寓进行拍卖,允许摩根大通将剩余的贷款作为损失冲销。
对于更新计划和戴利市长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卡布里尼·格林太臭名昭著了以至于不能再面临失败。市政府拉了霍尔斯滕一把。只有在售出一定数量的公园畔公寓后,他才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补贴。尽管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让他离这个门槛越来越远,但市政府还是给了他这笔钱,允许蔡斯重新协商他的贷款。几个月后,市政府拿出了4200万美元的一半资金,在橡树街和拉腊比街拐角处的公园畔再建一栋八层楼,其中包括39套公共住房。
阿布和马克所在建筑的多数业主都受到拖累,欠款比他们的公寓市值还多。那些买了多套房子,希望卖掉它们的人,只能守着两套卖不出去的房子。邻居们因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公园畔的购买者被誉为城市先锋和冒险家,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拥有本意味着你拥有锻炼选择的权利:购买、出售、搬家、获得房屋净值贷款。你想赚钱,想看到投资的回报。这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国方式。联邦政府每年用于抵押贷款的利息减免和其他住房者补贴(主要是公共住房向住房所者提供的)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整个年度预算的三倍。但是现在住房市场也让他们失望了。街对面剩下的卡布里尼·格林高楼不再那么容易被人忽视了,它们阴森森地耸立着,就像巨大的墓碑。
那时,公共住房租客才开始入住。住房官员们热情地谈论了混合收入开发项目中“造血邻里”(productive neighboring)的前景,公共住房的家庭与中上层阶级邻居建立联系并向他们学习,工作的成年人为低收入的年轻人树立一种专业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最好的年头,想象这些建筑中发生跨越种族、阶层和年龄的相互作用也显得过分乐观,这种情况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很少发生。但在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分歧变得更加明显。帕克赛德的公园畔不仅包括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还包括相互冲突的美国意识形态:自给自足与社会责任、拥有住房与公共救助。然而,被不良抵押贷款困住的房主们开始憎恨那些“免费”住在他们旁边的人,这些人住在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寓里。纠结于卖出的数量和降价的幅度,他们抱怨公共住房家庭正在“接管”这里。
在他们的会议上,公寓业主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大楼里那些让他们的房产价值缩水的“情况”。他们看到公共住房租客的人穿着睡衣下楼取邮件。这对潜在买家来说没有吸引力。他们提出一项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睡衣。他们为聚集在大厅里的公共住房家庭而烦恼。他们必须承认一大群年轻的黑人聚集在门口,看上去更像旧的卡布里尼,而不是新的。有人建议把大厅里的家具搬走。还有人提出了一项限制公寓内聚会规模的规定,以降低噪音水平。他们抱怨公共住房的居民把他们的联排住宅的大门开着一—这很难看,而且对任何遛狗的人都是一种危险。一名妇女建议颁布禁止在花园放置地精的禁令。她担心没人会在看到地精后买房子。
安萨里对日益紧张的局势尤其敏感。还有其他黑人共管公寓的业主,但分割线主要是围绕种族形成的。他试图和住在他们隔壁的史密斯老太太交朋友。史密斯曾是卡布里尼格林的居民,她告诉他,她多么喜欢自己位于公园畔的公寓,并自豪地谈起了上大学的儿子。她还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令人难以忍受的高音,在阿布和马克试图入睡时,播放着重低音音乐。当他俩其中一个人敲门提醒噪音时,史密斯女士表示了歉意,并答应把声音压下去。但没过多久,音乐又响了起来,电视又响了起来。
要求和承诺一再重复,双方的礼貌越来越少。更糟糕的是,阿布和马克在经济低迷时期都被解雇了。安萨里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但是马克留在了家里。他很快发现,每天在同一时间,史密斯的成年子女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探望,而几分钟后,家人就会对彼此大喊大叫。马克可以根据它来调整他的时钟。他试着不去理会那些叫喊、音乐和电视,但他几乎不能思考。但当他过去抱怨时,史密斯夫人有时会哀叹自己生活的糟糕状态,告诉马克她一无所有,而他却拥有一切。马克简直不敢相信。他50岁,身无分文,失业,还要付新的抵押贷款。到那时,他已经失业一年多了,他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再被雇用。一天晚上,马克几次打电话来抱怨这里的吵闹,史密斯的一个儿子威胁他,称他是“同性恋”。马克禁止这个儿子进入大楼。离家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他请求安萨里。“求你了,求你了。我在努力让家人团聚。”不过,最终大楼的经理介入了,把史密斯女士转移到了另一个霍尔斯滕项目。马克看到他们走了非常高兴。安萨里的感觉更加复杂。“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悲伤。”他会说,“我最大的噩梦成真了。”作为一个黑人房主,他赶走了一位回迁的卡布里尼·格林居民。史密斯夫人在旧城公园畔的短暂时光当然不会让他们感到振奋。
经济开始逐渐好转。马克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慢慢地,公园畔的空置公寓卖出去了。毗邻主要的林荫大道、公共汽车和火车路线的交汇点,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去处了。就在Loop的右边,新兴科技产业在河北岸形成。就在几个街区之外,蒙哥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那座紧挨着河的笨重仓库,在市政府的资助下进行了改建,现在包括了高端公寓、企业总部大楼、餐厅、水疗中心和一个游艇俱乐部。旧城公园畔的另一幢多层以及邻近的其他几幢私人住宅项目,均有破土动工。剩下的卡布里尼·格林高楼的拆除工作取得了进展。搬进史密斯夫人公寓的租客是一位独居的寡居祖父。每隔一段时间,阿布和马克都会跑到门外远处听他们自己房间播放的当代爵士乐的叮当声是否能在外面听见。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对他来说太吵了。
德洛丽丝·威尔逊
该市其它大型公共住宅开发项目的多数高层建筑已被夷为平地,或正在清理之中。这似乎不合常理,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外廊式的公共住宅区的鼻祖,比其他的存在更久。卡布里尼·格林的诉讼阻碍了拆除。现在,它正在迎头赶上。从2005年12月开始,5座白楼在13个月内被夷为平地:1340N.Larrabee,630W.Evergreen,714W.Division,534 W.Division和624W.Division。开尔文小时候曾住过其中两栋。然后是1121N. Larrabee和1159-1161N.Larrabee,两栋红楼。而在2008年的一片混乱中,又有5座红楼拔地而起,共538套公寓。多洛雷斯·威尔逊看着他在她周围的一栋一栋白楼中,有一幢是屋顶上挂着的标语,预示着他们的毁灭“狗腿子毁灭我们来腾地儿”。她无法将目光移开从已经变成空地的地方移开。一辆红色的吊车开了进来,一个像远洋客轮的锚那么大的破坏球晃到了顶层。预制的立面像老粉笔一样剥落。另一只长着钢牙的吊车在撞墙时溅起了水,露出了墙后的房间。大楼一点点地消失了,一间公寓,一排,几层楼。经过修剪的塔楼上出现了几十个色彩鲜艳的房间,就像一盒彩色粉笔。
当通知下一个轮到1230N. Burling的信寄到的时候,对面的高层建筑正在被夷为平地。多洛雷斯大楼里的一群居民在一楼的娱乐室开会,决定该怎么做。一位租户代表警告所有人CHA的恐吓战术。肯尼斯·哈蒙德,是一个41岁的终身的卡布里尼居民,一直住在一幢相连的高层里,当他的大楼被拆除时,他就像从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跳到了Burling大楼上。哈蒙德看到他以前的邻居们拿着CHA分配给他们的地址搬到很远的地方。他们被迫相信自己别无选择,大多数人最终住进了与他们离开的一样贫穷、种族隔离、充满仇恨的社区。哈蒙德警告说:“不要像在你自己的社区那样,认为那里很安全。” 当然卡布里尼·格林有它的问题,但在自己家里面对这些问题比在别人的地盘上更好。住在卡布里尼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哪些商店提供贷款,知道哪个教堂、社会服务机构、社区领袖和邻居可以在困境中依靠。如果有人遇到房租、拖车或家庭成员被捕等方面的麻烦,至少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在私人市场上,你只能靠自己。“你能去找谁?”哈蒙德说。“一旦你进入这些新社区,他们就会把你拒之门外。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是告诉你, ‘伙计,小矮子,回到你以前住的地方去。’CHA想让我们失败。”
多洛雷斯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搬家。在卡布里尼·格林住了半个世纪之后,她八十一岁了,有了自己的教堂、朋友和家人,都在近北侧。她的小儿子肯尼几年前死于肺炎。但是她的两个女儿都住在1230N.Burling,黛比和谢丽尔住在同一层,谢丽尔住在八层。多洛雷斯欣赏人们想要为留下来而进行的战斗。“卡罗尔·斯蒂尔拼命工作,”她说,“你们要为她颂赞耶和华。我很高兴她没有放弃。”不过,多洛雷斯还是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方式参加了搬迁会议:她填写了调查问卷和文件,并与一位个案经理进行了跟进。在公共住房领域工作多年后,她对测试私人市场毫无兴趣。她听说过有代金券租房的家庭被迫搬迁两三次。她觉得自己一次都不愿意,更别说更多了。她穿过迪格斯街来到旧城公园畔,递交了一份申请。当她参观那里的一套公寓,走到阳台上时,她踉踉跄跄地退了一步。那个六楼的护栏只有齐腰高。“我习惯了走到护栏前,靠着它,即使它看起来像个监狱。”她这样解释高楼里的坡道。但她了解彼得·霍尔斯滕,并尊重他管理一栋建筑的方式。公园畔办公室的一位女士告诉多洛雷斯:“我们会通知你的。”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过。她又向卡布里尼联排住宅提交了一份申请,因为她至少可以有一个前门和后门,一个小院子。但是那里的经理拒绝了她,告诉她星期五再来,然后就不露面了。最后,一位CHA的代表让她选择其他地方。她参加了一个在城市各处参观重新修建的公共住房的旅行团,一车居民从她住的大楼前离开。
多洛雷斯喜欢她在劳恩代尔花园(Lawndale Garden)看到的房子,一个西侧的联排项目,在小村庄社区附近。但后来她发现这里离库克县监狱只有一个街区远,那里关着一万名囚犯。“我不可能离监狱这么近,”她喊道。就像相信有鬼魂的人住在墓地旁边:她随时都能听到犯人的痛苦。他们开车送她到南边的迪尔伯恩之家(Dearborn homes),那里曾经是沿州大街(State Street)向南延伸的四英里公共住房走廊的一部分。多洛雷斯跑累了,所以她就选了那里。她的公寓将会是一间小一居室,在一栋九层大楼的第五层。CHA登记好,这样谢丽尔就能搬到同一层的公寓。
即使对于像多洛雷斯威尔逊这样一丝不苟的人来说,实际的搬家过程也是令人困惑的。她的四间卧室里有那么多东西要打包,而新地方的空间又那么小。她被告知他们会给她提供箱子将她的所有物品都打包。但搬家那天,大“O”搬家公司的人说已经没有箱子了,他们必须马上把她的家搬走。多洛雷斯哭了,因为她一生的纪念品都被扔进了垃圾箱。她失去了收到的每一封信。她失去了与丈夫休伯特一起去牙买加蜜月旅行时的照片,以及她担任驻地管理小组组长时的文件。失去了休伯特曾因执教运动队和指挥他的鼓乐队和军号队而获得二十多个证书和奖项和带领海盗队赢得的26座奖杯。失去了多洛雷斯在HUD、芝加哥警察局、华盛顿警察局享有的所有荣誉。这段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每一块纪念牌都被扔进了垃圾堆。“我非常讨厌小戴利,”多洛雷斯会说。她指责他在担任库克县检察官时,对芝加哥警察局长乔恩伯奇(Jon Burge)对100名黑人使用酷刑的案件没起到什么作用。她指责戴利更关心卡布里尼格林的土地,而不是住在那里的人。她把她的财产损失归咎于他。
开尔文·坎农作为租户主席的第一个三年任期结束后,CHA将其延长至5年,而没有举行选举。由于房屋赎回权危机和更新计划停滞不前,该机构肯定觉得有理由忽视民主进程中这个孤立的小领域。坎农没有质疑为什么他的任期增加了两年。他只是勇往直前,尽其所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他与开发人员会面,讨论不断缩小的计划范围。数以百计参与Section8计划的房东也失去了他们的房屋,只能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把他们的租客送回私人住宅市场。这些卡布里尼大家庭中的许多人现在都给他们的老社区打电话,请求坎农的帮助。J.R.弗莱明(F在与保护公共住房联盟(Coalition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合作时,有时会慷慨陈词,指责坎农讨好开发商。但总的来说,坎农相信他是卡布里尼格林有史以来最公正、最忠诚的租户委员会主席之一。他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然而在2010年,当卡罗尔·斯蒂尔(Carol steele)要求举行选举时他决定不参选。随着公园畔第一阶段的建设完成,其他部分慢慢开始恢复施工,坎农觉得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自1983年被假释以来,他一直住在1230N,Burling。2010年,租户被告知这栋大楼将被拆除。加农搬进了旧城公园畔的一间公寓。那是一套有两间卧室、两间浴室和一个阳台的公寓,从那里可以看到他那座空无一人的Burling高层。这套公寓采用了阳光充足的开放式设计,连在一起的厨房和客厅都铺上了硬木地板,卧室里铺着地毯。房间里有不锈钢电器和巨大的花岗岩台面,坎农可以在沙发旁边放一个举重凳。他挂着他的美洲豹油画。他的照片集覆盖了墙壁、桌面和一个直立的玻璃陈列柜,照片讲述了他生活的故事一一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拍摄的全家福,或是在监狱探访期间和他父亲的合照,或者在球员舞会上衣着华丽,或者站在戴利市长旁边,或者十几岁时和雷金纳德和威廉布莱克蒙在一起。坎农的大哥住在次卧。坎农的母亲和另一个兄弟也搬进了公园畔的一个单元。人们抱怨说,坎农得到这些公寓是他对开发商和这座城市的支持换来的回报,但他把这种说法斥为纯粹的嫉妒。他只是申请了一套公寓,并且与别人一样合格。“我们通过了毒品测试和背景调查,其他人却没有,对此我无能为力。” 坎农说。当然,他也会照顾他的母亲,她八十岁了。“如果我不帮我妈妈,谁会帮?”
对坎农来说,住在公园畔是一件幸运的事。“你应该把幸运传递给下一个人。”他说。所以他明白了为什么其他人会抱怨这件事。到了更新计划的第十年,随着几乎所有高层建筑的消失,只有372个卡布里尼·格林家庭搬进了混合收入的开发项目。如果申请者或他们的家庭成员不能通过刑事背景调查、拖欠过租金或水电费、本人或租约上其他成人未通过药物测试、每周工作不足30小时、孩子不上学,都会被排除在外。霍尔斯滕估计他接受了五分之一的公共住房申请人。但事实证明,只有有一小部分人确实申请了。他们认为混合收入不适合他们。
霍尔斯滕曾给了60个卡布里尼竞争北城村的12个单元的机会,结果只有2个完成了申请流程。他开始与教会领袖和当地官员合作,寻找更多的潜在租户。他聘请了纪录片《铁环之梦》(Hoop Dreams)中出现的前预科学校篮球明星威廉·盖茨(William Gates),他也是一名长期的联排住房住户。在卡布里尼社区,坎农认识一些住在公园畔卡布里尼家庭,他们认为尽管旧的公共住房有种种缺点,但却更好客。在他们新建的混合收入大楼里,他们必须接受定期的家政检查,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或在汽车上大声播放音乐等行为都会被罚款。有一种感觉,你会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惹上麻烦。当租赁公共住房的人确实搞砸了,被逮捕,即使是轻罪,或者哪怕只是逮捕而没有定罪,整个家庭都可能被驱逐。有很多次,CHA与一个租客达成协议,只有保证其有犯罪记录的家庭成员不踏入公寓才能被留下。当你进入公园畔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中了彩票,但是现在你必须在你因吸大麻被抓的女儿和容身之所之间做出选择。
在坎农的大楼里,你会闻到一些公寓业主公寓里飘来的大麻味。他们没有接受药物测试,他们养狗和烧烤,但是公共住房家庭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坎农自己也不想养狗,他也不介意毒品测试和检查。他相信规则是维持秩序所必需的,那些商品房邻居们为某些特权付出了代价。然而,针对不同租户的不同法律对培育“造血邻里”并没有多大帮助。新建筑中的公共住房家庭不允许成立租户委员会。但公寓业主们有自己的业主委员会,由他们制定规则管理大楼里的每个人。
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座共管公寓大楼里,业主们都会对大量的租户保持警惕:租户们没有将自己的存款与房子绑定,未来也不会与这栋大楼发生任何财务上的利害关系。公园畔中这种警惕甚至更强烈,因为租客只支付了一小笔补贴租金。坎农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大使,承担起弥合这一分歧的责任,向他所谓的“欧洲”邻居致意。他会对他们说,“早上好”、“晚上好”。有时人们对他不理不踩,但当稍后他在苏厄德公园的体育馆或迪克斯街对面的商店里见到他们时,他们会露出微笑,露出认出他来的神情。这是一个开始。偶尔大楼里的人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考虑他们是新来的,而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近50年。
安妮·瑞克斯
2010年11月,CHA的伊蒂(Ity)再次打来电话,恳求安妮·瑞克斯搬到别处去。她告诉瑞克斯在项目里一个人住不安全。15层楼,134个单元,整个1230N. Burling成了一个黑柱子,除了7个钉子户家庭。到了晚上,从1108号瑞克斯家窗户射出的光,就像远处的灯塔。瑞克斯笑着告诉官员别管她。她在卡布里尼·格林已经住了21年了,她打算在家里过感恩节。
“你得找个新家,瑞克斯小姐。”
“不,我不喜欢。我愿意永远呆在1230N. Burling。”
大楼里的一个租客代表告诉瑞克斯:“你不走我就不走。”但后来他去了联排别墅。“他像只没头苍蝇似的跑。”安妮说。当搬家的卡车来接最后七户人家时,只有瑞克和一个低楼层的男人拒绝离开,但是他也妥协了,接受了一间安排给他的公寓。
在那个寒冷的秋天,卡布里尼·格林的另外22座塔楼也都关闭了。瑞克斯是所有卡布里尼·格林高层建筑的最后一个租户。她也是芝加哥所有外廊式高层公共住房建筑中仅存的一位居民。几乎每座塔楼都关闭了,成千上万的家庭收拾起行李搬到了别处。她比这些人都待得久。五十四岁时,瑞克斯当上了祖母,看起来比实际老四十倍。她的牙齿几乎掉光了,只剩下两颗在牙床上,她的黑头发上有几根白发。“我是最后一个站着的女人!”她喜欢这样宣称。
一位搬家专家带瑞克斯去了劳戴尔花园,离她在西区长大的地方不远。但她还记得从哈里森高中回到家里,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学生那里跑出来威胁要打她的经历。她不希望她的孩子或孙子再有此遭遇。她也去看了卡布里尼的联排住宅。“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合适吗,瑞克斯女士?”一位住房官员问她。并没有。那里的600套住房,其中只有沿剑桥大街的150户得到了修复。其他450户居民在2008年被清出,房屋空置。尽管更新计划承诺整个地区都将被修好并再度焕发活力。
一列又一列巴洛克风格的房子仍然空着,门和一楼的窗户都被木板钉着。他们的小花园变成了荒地,周围用铁丝网隔开,就像士兵都回家了后的军事哨所。安妮也知道,住在联排公寓里的年轻人和住在“橘色大门”里的年轻人在打架。她以前的两名学生在剑桥街被枪杀。
一名无偿律师建议瑞克斯搬到目前CHA提供的最好的替代房屋去。但她决定,除了一套有四间卧室的公寓外,她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条件。她在自己的公寓里遵纪守法,按时付房租,没有因毒品和枪被捕过,所以CHA怎么能只给她随便分配一个新公寓呢?她的租约上有六个人,她的三个孩子一一雷吉、罗斯和拉考夫一一她的两个孙子和她自己。二十年来,里克斯一直住在邻近高楼660W.Division的一套四居室里。然后在2008年,当那栋建筑即将倒塌时,房屋委员会的搬家工人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把她安置在在1230N. Burling。在她的 Burling公寓里,她有五间卧室和一间大客厅,还有一个壁柜,可以在其他家庭成员需要过夜时放一个气垫床。不到一年之前她从迪宝给家里买了一台全新的洗衣机,认为她可以在她的公寓用上几年。如果她不得不搬家,她想要一套有洗衣机的房子。她抱怨道:“他们为什么要撒谎说没有一套四居室的公寓呢?”引用她和CHA工作人员一系列的约谈对话,“我知道他们有一间四居室。他们有那么多四居室的房间。”她话一停,一脸惊讶后露出了一个大大的、亲密的微笑。“但我永远不会生气。”
独自住在1230N. Burling,她决定把孤独变成一种庆祝。在她的公寓里她把音乐一直开到最大:AM1390播放着《力量与赞美》(Power& Praise)。现在大楼里没有其他人抱怨。她的女儿罗斯和她的几个孙辈在公寓里跳绳。年轻的孩子们转呼啦圈,玩弹簧高跷。瑞克斯点燃了烤架,在露天走廊上烧烤。一阵冰冷的大风刮过11层楼的围栏。但是她对任何愿意听的人重复说,她一点也不介意。
尽管瑞克斯宣称她喜欢在1230N. Burling独自生活,它也让她付出了代价。一个星期天,她从教堂回来,发现一条河从她的公寓外喷涌而出。她抓起一把扫帚把水扫到坡道和电梯那边。她循着源头找到了她隔壁那间空着的公寓,水来自一间浴室。浴缸被堵住了,水龙头开到最大。“蓄意破坏!”她咒骂道。现在他们想把她赶出去。爬楼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爬上那11层楼,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而且电梯也不总是好用。她在660W.Division时电梯也经常坏掉,但她住在五楼,可以顺路进去看看家人。在1230N. Burling,没有剩下什么其他人可去拜访。
2010年,12月1日, CHA将瑞克斯告上法庭,要求紧急关闭她的建筑。该机构的人认为,为一幢只剩一户的15层的高层建筑供暖,不仅荒谬,而且是一个不适当的财政负担。一位联邦法官表示同意。瑞克斯不得不在十天内离开。安妮说如果让她搬到马路对面的旧城公园畔,她就搬家。但CHA认为,让瑞克斯一家在众多卡布里尼居民的等待名单上先行一步是不公平的。也许该机构认为,对于混合收入生活的微妙平衡来说,瑞克斯太顽固、太棘手了。他们在七英里以南的温特沃斯花园给了她一个单元,那是一个夹在14条车道的丹·瑞安高速公路(Dan Ryan Expressway)与白袜棒球场(White sox baseball stadium)用栅栏围起来的停车场之间的低层公共住房开发项目,共有422个单元。那年秋天早些时候她去了温特沃斯。她看到青少年和年轻人在露天卖毒品。她不认识这些年轻人。在卡布里尼,她认识所有在她的高楼外面徘徊的男孩子一一她可能曾在她主持的课后活动中或在她担任教师助手的教室里帮助抚养他们,她可能曾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一起吃过饭。她的律师向法官解释说瑞克斯不敢住在温特沃斯花园,但是法官说芝加哥到处都在卖毒品。仅此而已。“我不得不走,”她承认,“要么去那,要么无家可归。”
在她搬出卡布里尼格林的那天早上。2010年12月9日,瑞克斯早早起床洗澡。自从她在暴风雪中走到那里,差不多有21年了。当她准备就绪时,瑞克斯把她的头发扎成一根马尾辫。她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白衬衫和一件焦糖色皮外套。安妮和她的孩子们几乎整晚没睡,一直在收拾行李。在最后一次离开大楼的路上,瑞克斯把头探进了管理办公室。肯尼思·哈蒙德和其他租户代表也在里面。“嘿!你们,我要走了,”她说。她走过建筑工地,看门人正聚集在地上。她在温特沃斯花园的新公寓没有洗衣房。她把她的新洗衣机送给了个照看她的看门人。他和他的兄弟已经把它运走了。“我会想你的。”瑞克斯告诉他。“我也会想你的。”他说。
像她到达卡布里尼格林的那天一样,下雪了,但这次记者们出现了,记录下了她的经历。他们来自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世界新闻报》、《论坛报》、《太阳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一个臭名昭著时代的终结,”一家报纸这样写道。另一个人将卡布里尼·格林描述为“象征着所有人都已丧失希望的住宅开发项目”。记者们挤在最后一批高层租户周围,这些租户曾经是这座城市一一实际上是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公共住房综合体的居民。17岁的罗斯·瑞克斯(Rose Ricks)推着一个贴有66号公路标签的手提箱。她说:“我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当你有这么多关于它的记忆时,离开它是很难的。你认识每一个人,你感到安全。”
来自大“O”搬家公司的男人们搬了大部分的东西,但是安妮不相信他们,不敢把她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他们。她的儿子迪昂塔(Deonta)拖着一个纸箱,里面装满了他和兄弟姐妹们在篮球比赛和全勤比赛中赢得的奖杯,以及他作为学校学生代表致毕业告别辞后带回家的奖杯。席勒学院更名并改头换面,于前一年重新开张,只招收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在全州名列前茅。学生们不再步行几百英尺到达那里,而是乘汽车和校车到达。迪昂塔在高楼外面停了下来。他想让人们明白,卡布里尼·格林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一个关于这个地方很可怕的神话。你说你来自卡布里尼·格林,人们就像你得了致命的疾病一样退缩了。但是住在卡布里尼的瑞克一家却经历这里的所有。他们在那里住得很开心。“这里的好比坏多。”他试图解释道。
当奖杯被堆放好,家具被拖上卡车时,安妮·瑞克斯钻进了一辆与她的高楼一样灰白色的轿车。汽车在雪地上发动,然后载着她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