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HUD的官员给戴利市长办公室打电话。联邦政府自1995年接管CHA以来就一直控制着它,在这三年中,依靠几项措施,该机构得到了改善。约瑟夫·舒尔迪纳( Joseph Shuldiner)是负责整顿CHA的高管,他之前曾领导过纽约市和洛杉矶的相关部门。他到达芝加哥时,发现这里第8条(Section 8)的相关文件既没有按时间顺序也没有按字母顺序整理好;没有发放新的代金券,尽管有48,000个家庭在等候名单上苦苦挣扎,有些家庭已经等了20多年。他接手的大多数雇员似乎都与不同的市议员或州代表有某种联系,而与CHA有业往来的公司几乎都有政治背景。“在芝加哥,一切都是政治的血腥运动。” 舒尔迪纳谈到了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他聘请了一家专业的私人管理公司来监督优惠券计划,并削减了CHA的员工,裁减了数百个工作岗位。舒尔迪纳并没有让CHA管理自己的物业,也没有让居民自己动手,而是把这些工作外包给了私人公司,并应用了一个新的系统来跟踪工作订单和服务请求。十年来,第一次审计显示该机构的财务记录完整且公平。随着这些变化,联邦政府准备把CHA还给芝加哥市政府。问题是,戴利不确定他是否想要它。
市长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姓一一不公平地,被与芝加哥公共住房的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舒尔迪纳坐在一起时,戴利给他读了1959年美国参议院听证会的记录,在听证会上,第一任市长 Daley说他不希望他的城市建造“高楼”。)戴利对在CHA的向好改变不感兴趣。他不相信公共住房开发项目会成为周边社区的资产,他也不想每年都去华盛顿伸手乞讨,借由“希望六号”拨款来改善周边环境。如果说亨利霍纳( Henry Horner)和卡布里尼·格林的官司教会了他什么的话,那就是避免一些零碎的改变,避免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被诉讼所阻碍,然后被随后的每一个同意令所束缚。这座城市的公共住房项目是许多不同形式的失败的纪念碑一一公民的和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物理的和经济的。正如他们在城市公共服务中心的位置,他们的解决方案必须具有里程碑意义。“不要制定小计划,”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在20世纪初谈到他对芝加哥的设计时说。戴利说,除非他能拆除所有的高楼大厦,他就会收回CHA。“这是你政治生涯的终点。你这样做,这是不可能的!”戴利说他被警告了。“全是非洲裔美国人。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这样做。当然,每个人都相信,让它保持原样最好,但你就不会有一个未来的城市,你只会有一个过去的城市。”
1999年9月,戴利提出了他最全面的城市更新计划。根据这项众所周知的更新计划,该市将拆除现存的所有高层公共住房,共计18,000套。芝加哥将在清理后的土地上建设公私合作的混合收入开发项目,并对现有的低层公共住房进行改造,预计耗资16亿美元。总计将有1.5万套新的或翻修过的住房单元,另外还有10,000套年老龄公寓,把现有的38,000套存量减至25,000套。
戴利认为,这项工程是对芝加哥及其居民的一次更为彻底的改造,他说,那些长时间笼罩在高耸的公共住房阴影下的社区,最终会充满活力,重新与城市的其他地方联系起来。这里的景观会被重新塑造,天际线会被改变,路网会被恢复。替换的住房将以“人”的尺度建造,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寓留给CHA居民,从而打破了过去的贫困集中区,并引发进一步的商业和住宅投资。曾经生活在这些社区、与世隔绝的黑人居民,现在将从这座繁荣的城市中获得回报。“我想重塑他们的灵魂。”戴利宣称。朱莉亚·斯塔西(Julia Stasch)帮助市长制定了公共住房改革战略,他先是担任戴利的住房专员,后来又担任他的幕僚长。她敏锐地察觉到:在将要新建的社区中不同收入的家庭是否能和睦共处,或是如何管理包含私人公寓业主和公共住房租房者的混合物业,又或是穷人究竟如何受益于他们的有工作的邻居,甚至这些建筑里到底怎么混合才是正确的,或者更重要的,如果绝大多数的公共住房租户没能分散到人口更稀少、更分散的城市区域,会发生什么呢?针对这些问题,几乎没做过研究。
“混合收入住房不是低收入住房的解决方案,”斯塔西说得很对。但她认为,指望政府运营的公共住房在一个城市的所有可负担住房中占主要地位,也是不合时宜的。“奇迹不会出现,”她解释说。“如今获得公共福利资金的唯一途径是利用私人投资的市场动机。”这意味着,除了混合收入的住房,代金券还将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提供服务。前公共住房居民将被重新安置到修缮后的公共住房区,这些住宅区在他们最初的设计中不那么单一,也有单身公寓(single-room occupancy hotels),其中一栋将建在 Division和 Clybourn的新购物中心旁边。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联邦政府通过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建造了数十万套经济适用房。这些税收抵免鼓励私人开发商在自己的大楼里为收入不超过公共住房门槛的人预留一小部分公寓。
在进入市政厅之前,斯塔西曾在克林顿政府的总务管理局担任副手。(在她填联邦工作表上,问到她过去是否做过任何会让总统或这个国家难堪的事情时,她写道,她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旧金山过着反主流文化的生活,但她没有被要求详细说明。)在考虑改革计划时,她也面临福利制度改革问题,而这一直困扰政府的公共住房部门。补贴应该只发放给那些最贫困、收入最低的家庭吗?发放多长时间?如何为其他有需要的家庭进行改造,使他们不愿在这个系统中待太久?她对答案没有把握。然而,她明确感到的是,危害是由极度贫困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她说。“是将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人混合在起。”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她相信完美是一切美好的敌人,她拒绝目前这种让公共住房家庭高楼中占主导地位的危险情况。“公共住房的糟糕状况要求我们结束它。”
更新计划下的公私合作的房地产交易的融资像一个魔方,包括以下部分:税收抵免(tax credits)、软贷款(soft loans)、城市和国家资金、开发商费用、希望六号(HOPEⅥ)赠款。各种各样的公共和私人利益必须得到满足,无数的规则必须遵守或被完全改写。卡布里尼·格林重建项目的一大部分资金预计来自出售市场公寓所得。但该项目也从28亿美元的增税融资(tax-increment financing)中获利,这是一种微妙的临时障眼法,依据预测的未来房地产税收益,市政府的财政可以用来平衡当前的改造项目支出。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戴利、斯塔西和他的团队的其他成员表示,他们需要摆脱联邦政府的诸多限制,他们要求在允许的建筑成本、承包政策、租金限制、准入要求和许多其他方面的特许。
HUD本计划,表彰其旗下表现最好的机构,对其授予“迈向实施”(Moving to Work)称号,并给予其更大的管理灵活性。芝加哥CHA显然算不上表现好的。可是,这正是这座城市现在所需要的名号。未来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当时是克林顿政府的住房部长,他认为向芝加哥的要求妥协将会树立一个可怕的先例。如果他为戴利做出这些例外,那么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辛辛那提的市长将在下个月要求类似的要求。但是,戴利越过科莫直接去找克林顿总统。CHA被命名为“迈向实施”机构,给予了它数十个联邦条款的豁免权。
“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之抗争。”卡罗尔·斯蒂尔宣布。保护公共住房联盟(Coalition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呼吁暂停任何拆迁,直到城市能够证明改造计划不只是把公共住房家庭分散到未知的地方。斯蒂尔参与了多年的谈判,最终落实了1996年卡布里尼格林居民对CHA提起的诉讼。根据2000年签署的一项同意令,六座红色高层建筑将被拆除,而不是八座,取代的住房将包括3倍于戴利提案所分配的公共住房单元。租户还可以成立一个非营利性子公司,与开发商合作,获得50%的股权;他们将分享销售所得和利润,这些钱将用于帮助搬离的和留下的卡布里尼的居民。
斯蒂尔指出了她所认为的改造计划中基本算术错误。市政府保障1999年10月1日有有效租约的家庭,重返新建的公共住房或混合收入的开发项目的权力。但戴利的计划将使该市的库存减少三分之一。近年来。该市已经取消了数千套公共住房,以及更多的空置住房。然而,仍有5.6万个家庭在CHA的等待名单上,2.4万个家庭在等待住房优惠券,还有8万人无家可归。在这座城市许多低收入租房者难以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这些成千上万的家庭将何去何从?一名在市政厅外集会的抗议者说:“市长说没有人会被转移。我们说市长是个骗子。”
在某种程度上,CHA希望复制一项分散地点住房计划的成功,该计划是 Gautreaux案的一部分, Gautreaux案是1966年首次对该机构提起的废除住房种族隔离的集体诉讼。1976年,一位法官没有坐等CHA在种族多元化或“复兴”地区建造住房,而是最终对该案做出了裁决:来自芝加哥公共住房的家庭将参加抽签,中签者将凭抵用券转移到条件较好的社区的私人出租房。到90年代末,有7100名家庭成员参加了这个项目,他们被转移到犯罪率低、学校条件好、就业前景好的地区。每年只有几百人搬家,所以接受搬迁的邻居一一通常是白人和郊区居民一一并没有被淹没的感觉,搬迁的家庭可以接受流动方面的咨询和帮助,并持续接受检查和研究。
但现在,市政府希望在私人市场为两万多户额外的低收入家庭找到永久和临时的住所。一项保护公共住房联盟(the Coalition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要求开展的关于芝加哥租赁市场的研究表明,这个城市根本没有能力应对这种情况。芝加哥的整体住宅空置率只有4.5%,是全国最紧张的城市之一,空置还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贫困地区。超过4万个家庭已经用Section8抵用券租房。但芝加哥还有50万租房者符合补贴条件,该市的经济适用房缺口为14万套。这些数字让资助该项目的联邦官员暂停了。“住房和城市建设部不能批准一项让CHA驱赶超过住房市场容纳能力的家庭的计划。”HUD在给CHA的一封信中写道。
2000年1月,戴利进行了大型公开展示。他说服中央顾问委员会(the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一个代表所有城市的公共住房项目租户的领导机构,同意这项提议,并与试图阻止它的租户断绝关系。“不管有或没有我们,他们都将提交它。”弗朗辛·华盛顿,这个机构的主席说。“至少是这样。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写进去。”在租户集团的支持下,HUD也签署了该计划。后来,纽约市最大的基金会约翰D.麦克阿瑟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为市长的重建努力提供了支持,资助了数十笔拔款,约6,500万美元。
史达斯(Stasch)被麦克阿瑟聘请来领导这次行动。她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招募合作伙伴,以完成这项工作。她资助研究人员研究项目的影响,并招募企业雇佣CHA居民,这些居民现在需要满足更严格的工作要求。“我们能够对城市的大片地区产生影响,对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史达斯说。“这是一个影响几代人的机遇。”
J. R.弗莱明
五月的一个夜晚,三年的更新计划开始了。J.R.刚卖掉一辆电动滑板车,正要离开卡布里尼的联排别墅时,他看到了在他身后一辆警车的刺目蓝光。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蕾莎驾驶一辆范多拉,孩子们被绑在后座上。J.R.他的车没牌照,也没保险,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跳出车外大喊:“我做了什么?”他对被警察拦下并不感到意外。几个月前,警察对他姐姐所在1017 N. Larrabee公寓进行了突击搜查。J.R.把他的走私设备和商品藏在那里。根据线报,警方发现了几台电脑、7台录像机、电视、音箱和视频摄像机一—他们声称这些设备被用来复制成堆的未经授权的音乐。他们还从公寓没收了电影和视频游戏。J.R.的律师辩称,他是一个合法的音乐和视频制作人,没有证据表明他打算出售任何商品。当检察官要求搜查J.R.的硬盘时,他们被拒绝了。指控被撒销了,尽管J.R.再也没有看到他被没收的任何装备。一周后,他发现自己的一辆客货车车门上被踢出了一些凹痕,后视镜也被弄弯了。有人告诉他是警察干的。
那天晚上令J.R.吃惊的是警察的反应。他是一个白人警察,身高六英尺四,240磅。警官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手伸了回来,用树瘤大小的拳头砸向了J.R.的脸。然后他又第二次,第三次,把他打倒在地。蕾莎从车里冲出来,大喊着警察应该只是逮捕J.R.。他没有拒绝,知道自己要被关起来,J.R.试图把口袋里的钱交给蕾莎。而这时警察越界了,他伸直手臂推向蕾莎的胸,把她推开。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季卡布里尼·格林傍晚。一百个人在大楼前闲荡。他们看到警察把蕾莎推了下去,立刻集体发出“哦哦!那是一拳吗?他摸了她的胸吗?” J.R.他自己的思绪也清楚了。他稳住了一口气。这种情况下他见过很多,不至于惊慌失措。转身面对那个警官的跟着出了警车的同伴,J.R.举起了手。“他不必这样对待她,”他说。他背对着那个大警察,瞄准了那人的下巴。“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猛地把右肘向后一甩,撞在那警察的下巴上。一颗牙齿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静静地落在地上。警察在后面,像一棵橡树般倒下。这时,J.R.跪了下来,双手交叉在头顶上,试图不让第二名警官找到他涉嫌逃跑而开枪击毙他的理由。“就是谋杀。”J.R.说,“这改变了我的余生。”
逮捕并不容易。警察们闻讯赶到了,拿着警棍向J.R.跑去。他该怎么办呢?他只能自卫。在混战中,他被一个钢制手电筒击中了。警察向他脸上喷胡椒喷雾。他被塞进一辆警车的后座,并被指控犯有两项严重殴打警官罪、一项拒捕罪和一项损坏政府车辆罪——逮捕报告所述,“罪犯用脚踢乘客侧后窗。” J.R.说他需要打破巡洋舰的窗户一一在胡椒喷雾之后他无法呼吸。如果四项罪名都成立J.R.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接下来的16年。等他出狱时46岁,孩子们都长大了。
J.R.有相当多的前科,有11项罪名是非法侵入、盗窃、行为不端、未被驱散,还有他18岁时在远北区因贩卖毒品而犯下的前项重罪。但他的律师辩护称他是正当防卫,同时该警官有吉姆兄弟出具的该警察的恐吓记录。吉姆兄弟向法官证实,J.R.与警察的复杂关系。有些人喜欢他,甚至向他购买商品。还有人因为一些轻微的罪行逮捕他。40多名卡布里尼居民承认目睹了这一事件,但其中只有3人不是J.R.卡布里尼的家人并同意作证,其他人害怕警察报复。警察关于批准过度执法的证词互相矛盾,一个长官的签名违规出现在一份许可文件上。J.R.的律师要求对每一位官员进行调查。审判拖得很长,陆续调查和审判的时间从几个月拖到一年多。
J.R.相信如果他继续献身于他的社区就会有助于他的胜诉。他要向法官证明他不是一个恶棍。在1017N,拉拉比,管理他之前居住大楼的女人允许他把一间空的公寓改造成一个重新装修的录音工作室,他把卡利里尼·格林不同帮派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一些敌对帮派的成员,为保护公共住房联盟开辟新的局面。他们录这样的说唱音乐:“真可惜,我们白住了/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社区,他们不想让我们改变/这是我妈妈长大的地方/这是我们家长大的地方/感谢上帝让我们通过我们来拯救格林大家庭。”他参加了卡布里尼·格林父亲指导项目“100人站起来”。他创办了嘻哈国会(Hip Hop Congress)的一个分会,这是一个社会行动和艺术非盈利组织,主要在大学校园里存在;他这是唯一一个在公共住房社区里的分会。他说,这是一种方式,利用音乐接触大众,连接大学与社区。他最初的活动之一是为无家可归者举办嘻哈音乐节。“梦想终结无家可归,”他宣布。由于兜售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利用自己的热压机为“拯救卡布里尼”运动设计T恤。
J.R.也开始参与到了保护公共住房联盟。他坐在卡罗尔·斯蒂尔(Carol Steele)的办公室里,海报上散布着鼓舞人心的话:贫穷是最糟糕的生活方式——甘地;对我们的创造力的检验不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拥有很多的人增加了更多的财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帮助那些收入过低的人-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有……相信主。她那轻快的声音掩盖了她的强硬一——种与J.R.相似的乐观。
斯蒂尔解释说,艾尔向他解释了改造计划的来龙去脉。很少有城市机构能够处理如此巨大的任务,如此集合了政治和人性的细微差别的任务。但长期以来,CHA一直是效率最低、管理最差的政府部门之一。任人唯亲的雇佣使其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那些有门路的人通常会选择在其他地方供职。此外,当改造计划开始实施时,CHA刚刚结束了联邦政府的接管,其员工人数从2500人缩减至区区500人。即使是剩下的那些勤奋、有思想、有爱心的员工,他们也对改造过程中的政治压力毫无准备。来自市政厅的消息是要清空高楼大厦,观察家们报告称,广场上弥漫着战时的气氛。“我们真的放弃了那些有很多问题的人,” CHA雇佣的帮助居民搬迁的承包商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是说,我们甚至找不到他们,那我们该如何为他们服务呢?”
CHA惊讶地发现,在它的建筑中有如此多的人有精神或身体残疾,遭受创伤,或滥用酒精或药物。这些家庭需要的是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而不是搬迁顾问。“一旦我们开始挖掘,我们才发现,从需要服务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刘易斯·乔丹(Lewis Jordan)说。
成千上万的人仍然住在公共住房里,很多人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没有得到适当的指导,很多人没有看到通知,没有参加市中心的会议,在听说需要好几步才能参与到他们的搬迁中,就放弃了。那些完成了每个任务的人与搬迁经理会面,并参加了关于良好的邻居和资金管理的硏讨会。他们填写大量问卷,包括他们是想永久搬走还是临时搬走,或是他们是愿意在私人市场通过优惠券租房还是希望留在“修复”后的公共住房里,他们是否曾拖欠租金或水电费,还有他们租约名单上是否有亲戚有犯罪记录,或者没有达到新的就业要求,于是他们竞相成为“遵守租约” 的人。然后他们参加了在其他社区寻找房子的行列。但是每个搬迁顾问一次要处理一百多个案子。他们应该给每个家庭看五种可能的选择,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顾问每次结案才得到报酬,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特定的房主都有私下关系。
监管一个由数以千计的 Section8房东组成的庞大网络,本身就面临着挑战。许多私房业主提供的房源要比公房好得多。但也有许多人缺乏经验,不为低收入的租房者提供社会服务,有些家庭被非法拒绝,或者被拒绝修理漏水或有问题的火炉。公寓不符合规范,疏忽的房东很少受到惩罚。一旦当他们被惩罚,租户才真正遭殃,因为他们被迫再次搬迁,背井离乡,开始到处寻找,再一次与公用事业公司、电话公司和租赁押金打交道。到2002年底,这个城市已经拆除了6900套公共住房。但它还没有修复任何不是养老公寓的公共住房单元,而且自2000年以来,它只在混合收入阶层的建筑中建造了130个公共住房单元。
许多居民在搬家前找不到房子,就和别的家庭成员合住,或者离开他们被纳入更新计划的公共住房,搬到城市里还没开始更新计划的公共住房去住。居民经常离开一个不安全、不卫生的公寓,搬到另一个。经常有家庭被送过帮派边界。“这个更新计划可能是我作为组织者所见过的最恶心的事情。”吉姆·菲尔德(Jim Field)说,他先是与社区复兴协会( Community Renewal Society)合作,后来又与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盟(Chicago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合作。“一般公众实际上关心无家可归的人。但对公共住房居民,他们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主流人士说,枪击和杀戮的故事来自公共住房。‘好吧,我们在花钱。但他们经常会觉得自己无家可归。’”
面对批评,CHA同意让一个独立的检查员来评估工作的进展。前美国律师托马斯·苏里沃特(Thomas Sullivant)坚称,建筑是在不必要的匆忙中关闭的,租户们缺乏适当的咨询服务,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几乎每一个搬迁的家庭,最终都住进了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四分之三的人住在极度贫困的地区。“这些都不是更新所承诺的重建灵魂的机会,现在这些家庭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失去了以前的社会网络支撑。其结果是,这些搬离垂直贫民区的家庭正在搬入芝加哥西部和南部边界分明、高度隔离的垂直贫民区社区里。” Sullivan写道。这项改造计划与其说是要消除贫困,不如说是要把贫困转移到其他地方,让城市的其他地方看不到这些地方。代表这些被重新安置的居民提起了集体诉讼,声称这座城市已经重新实行了种族隔离。
CHA遵循了沙利文54条建议中的许多条。它聘请了一家新的社会服务提供商,极大地改善了机构家庭的搬迁方式。但搬迁问题依然存在,租户签署了一份“回归权”协议,规定1999年10月初,凡有租约的人,都有机会回到取代旧高层住宅项目的新项目里。现在有十分之九的家庭说他们想要回到他们长期居住的社区,这个数字是CHA预测的两倍。在卡布里尼·格林与1770个家庭签署了返回权合同。那些想要回来的人必须带着临时代金券先搬到其他地方。一些人不符合回归权中关于工作要求的新规定。还有一些人因为“一击(one strike)”毒品法或其他原因被驱逐。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干脆消失了。
在其他仓促拆除的大型开发项目中,这个过程要糟糕得多。改造工作进行了几年后,CHA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称它实际上无法联系到它表面上一直在追踪的16800个家庭中的一些,以下3200个家庭,请在未来90天内联系他们,否则将失去返回公共住房的权利。
“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J.R会说。当改造计划开始实施时,他正在为自己的案子而战。参与进来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我决定要扮演一个角色。我看到痛苦不会停止。”
在这个城市实施改造计划的同时,房屋委员会考虑将1230N.Burling出售给租户。长期以来,这座建筑一直被誉为是对所有被认为是卡布里尼·格林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在联邦接管CHA期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认为,1230N.Burling的租户管理人员“改善了生活条件”,减少了“忽视和虐待”,为“居民赋权和经济提升”创造了条件。现在,居民们提出购买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出价远远低于房产的市场价值,他们还要求联邦政府在出售后的十年里继续补贴这幢高楼的主要维护费用。当地居民指出,开发商在围绕卡布里尼·格林建设项目上得到了更优厚的奖励,政府向Section8房东支付了租金,让他们为低收入租户提供住房。通过作为一个非盈利的合作社运营1230N.Burling,他们将能够为134个公共住房家庭提供住房。他们还能在房产上赚到“血汗资本”,他们的工作弥补了他们付不起的首付。这次出售得到了当地政客和民间领袖的支持,也得到了CHA的认可,尽管热情不高。但许多人认为这个建议是对公共资源的拙劣利用,很可能会失败。伊利诺斯州住房发展局和芝加哥住房与经济发展部最终否决了该提议。
尽管如此,CHA仍然将 Burling大楼视为卡布里尼·格林计划的盟友。2002年,卡萝尔·斯蒂尔(Carol Steele)竞选,试图将科拉·摩尔(Cora Moore)赶下卡布里尼全体租户联盟主席的位置。投票结束时,摩尔以260票对66票领先。但四个小时后,又发现了222张来自联排住宅的选票——然后摩尔又输了一一斯蒂尔贏得了其中的201张。在其他选票被取消后。结果,斯蒂尔以261比214的总比分获胜。CHA不想让摩尔输给斯蒂尔。除了有问题的选票,斯蒂尔还卷入了一起停止拆除布里尼超高层建筑工程的诉讼案,他还是保护公众安全联盟的领导人。
CHA呼吁进行新一轮投票,还提出有其他违规行为:选举观察员无法进入投票大楼;竞选活动在投票站进行;在一座高楼里,选民每人得到两张选票;在摩尔的大本营1230N,Burling,选票没有正确地草签。竞选最终在法院完成, CHA向摩尔提供了律师。在他们的辩论中,律师们引用了莎士比亚和最近布什与戈尔的先例,这两个例子区分了废票和漏票。CHA的律师攻击斯蒂尔的性格,控告她雇佣男友管理公寓。这种反反复复持续了8个月,直到法官判定,至少就伊利诺伊州选举法而言,选票丢失的违规行为没有草签失败那么严重。斯蒂尔被宣布为获胜者。
卡布里尼·格林的其他建筑也成立了自己的自我管理公司,CHA指控斯蒂尔领导的联排居民管理组织允许擅自占用者居住在空的公寓里,并在工资和费用上花费了30万美元,超过了联邦法律允许的数额。2003年,早上6点,,CHA突袭了1230N. Burling。在用挂锁锁上门之前,居民管理处的官员把所有东西都倒空了,把电脑和文件扔进了垃圾箱。多洛雷斯·威尔逊的女儿特谢·丽尔发现,价值数百美元的租户未兑现的房租支票随风散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CHA的新负责人特里·彼得森(Terry Peterson)表示,他将解雇常驻经理。他展示了早些时候在这座建筑里拍摄的照片。他们展示了成堆的垃圾和一辆侧躺在走廊上的购物车。“我们的居民应该住在安全、干净、管理良好的建筑里,”彼得森说。“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要求我们的物业经理负责清理。
住在1230N. Burling的租客多年来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衰落而挣扎。“他们没有给我们一个理由。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坎农说。“他们只是说,‘不再需要你的服务了’。”他负责这座建筑的维护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和其他居民一样,他也失业了。这座建筑并不完美一一在装修近十年后,前门出现了凹痕,入口的有机玻璃蒙上了一层雾。在楼梯平台和坡道上,多年的冬季冰雪和盐侵蚀了混凝土地面,走廊上漆成暗红色的砖墙上有乱涂乱画。但这并不是CHA所宣称的那么糟。租户接手前的情况才真是令人无法接受。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盟的负责人Ed Shura说:“我们的怀疑显然是,他们想要接管这座建筑,降低居住率,然后说它不适合居住,然后把人们转移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拆除它。”
“我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多洛雷斯·威尔逊说。“如果他们能进来并关闭一家公司,他们就能做任何事情。”她希望听到那些多年来与她和她的邻居们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和官员的声音,他们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努力。“我想伯莎·吉尔基会来给我们打气,或者告诉我们如何坚持到底。我以为她会至少打个电话。”多洛雷斯说。“她知道我们做得很好。没人解释过,你以为他们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J.R.弗莱明
J.R.发现保卫公共住房的运动很像叫卖。他又在卡布里尼草地上作了同样的巡视,巡视了所有剩下的高楼大厦和联排住宅。当他在兜售关于不公正和失信的故事时,他的顾客仍然会听他开玩笑的戏谑。他告诉居民,只有把穷人从黄金地段转移到就业机会更少、交通选择更少、犯罪、帮派和学校都更糟糕的地方,这个城市的“破坏计划”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他喜欢这项像只牛虻的运动,做一只挑战当权者的害虫。与其他保护公共住房的联盟成员一起,他会参加CHA的董事会会议,利用公众评论环节把官员称为“愚蠢的改变机会主义者”和“满座的戴利走狗”。他的声音很大,重复着卡布里尼居民如何流离失所,他们的回迁权如何受到阻碍,居民所有企业如何没有收到合同,以及租户没有被聘请从事建筑工作。
CHA推出一个新的品牌再造计划,由芝加哥广告机构 Leo Burnett免费执行,CHA的名字变成了“CHAnge”(改变)。这张名为“这是CHAnge”的图片和市民们的照片起出现在了整个城市。2005年,艺术家激进分子用相似的外观来掩盖公交车站的广告,他们将机构的标识重新修改为“这是CHAos”(混乱)。这场运动以市长戴利、特里·彼得森或其他住房官员的大幅照片为特色,配上控诉性的提问 “游客比穷人更重要吗?”“金钱和政治相结合?”这个是指著名的芝加哥房地产开发商Dan Mclean:“市长的改造计划要求拆除卡布里尼·格林, McLean很早就得到了消息,并开始收购附近的房产……Mclean从我们的税金里赚钱毫无风险可言。J.R.将CHA的新口号定义为“芝加哥帮助所有黑人走向别处”。他为面临搬迁或即将在Section8计划中搬来搬去的租户提供建议。带领一百名居民在市中心游行时高唱圣歌。“我们不是都跑累了吗?”他问他的邻居。“我们来自格林。我们不能让他们夺走我们的历史。”
回到1998年,为了纪念《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卡罗尔·斯蒂尔和其他CHA居民前往纽约为他们在家乡的战斗作证。卡布里尼·格林被如此诋毁,与犯罪和毒品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当地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家乡找到盟友。但在纽约,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近北区的战斗是他们更大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对J.R.来说,住房作为一项人权的构想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他开始随身携带一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迅速拿出,像拿武器一样挥舞着。以他当年兜售盗版盘同样的方式,他现在背诵联合国文件第25条:“每个人有权获得的符合其自身和家庭健康和幸福需要的生活标准,包括食物、衣服、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他开始参加全国各地的人权会议和活动,由一些组织出资。每隔几周,J.R.就到负责审理他案件的法官面前,请求她批准他离开伊利诺斯州,去参加在亚特兰大、费城、纽约、弗吉尼亚、新泽西和马里兰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斯蒂尔写给法官的信中,她赞扬了J.R.的工作,写,“他鼓励青年男女参与决定他们社区命运的进程,如同CHA的改造计划一样,改变了卡布里尼·格林社区的性质和组成。”法官既感动又困惑。她看着J.R.的案件、他的罪行、甚至连个GED都没有,她试图把这与邀请他在联合国世界城市论坛(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 Forum)上发言的信件联系起来。她批准了所有的行程,甚至有一次让他去了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头戴白袜帽——切·格瓦拉(Che guevara)大手帕,与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政府会面,商讨向芝加哥穷人供应石油的事宜。法官还让他去了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他和蕾莎结婚了,这是挽救他们关系的最后努力。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J.R.带领一车的卡布里尼居民前往新奥尔良协助救灾。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不断地回来,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城市是如何被修复的,但除了那些贫穷的黑人社区。在新奥尔良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被毁的房屋依然如旧,房屋被喷涂了X标志,汽车被冲到门廊下或翻倒在地。“这在新奥尔良很明显。”J.R会说:“一旦水位下降,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重建在哪里进行,在哪里没有。整个城市的人口都变了。这个‘取代工具’是真的狗屎。”洪水过后不久,新奥尔良市议会投票决定拆除该市大部分现存的公共住房。它的6个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被关闭了。这座城市失去了3000多套公共住房,“我们终于清理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房,”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国会议员自豪地说。“我们做不到,但上帝做到了。”对J.R.,新奥尔良再现了芝加哥的情况。芝加哥不需要洪水。他和他的邻居被赶出了市中心,离开了戴利的全球城市。他打算反击。
尽管出席听证会的数十名警察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法官判给了J.R.社区服务和两次缓刑,并命令他参加愤怒管理课。“我对这个系统有愤怒的问题,”J.R.会告诉心理学家。他把头发留长,盘成一圈又一圈的脏辫儿。就在那时,他合法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Willie Mclntosh Jr.)。这个新名字是他新身份的一部分。“我是Willie J.R.弗莱明,人权实施者,”他会这样介绍自己。“字母J代表公正,字母R代表正义。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是卡布里尼·格林监狱的便衣警察,绰号"艾迪迪墨菲"( Ed die Murphy),认识J.R.和他家人几十年了。回顾J.R.的个性转变,他开玩笑说,他在警察局的同事把事情搞砸了。当那个年轻人在兜售DVD和筒袜时,他们应该让他一个人待着。“现在他们去把他叫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