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划定是国家公园规划建设的首要环节。边界的划定即是规则的确定,体现为国家公园内、外采取的不同发展理念与运营模式。学者们对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如王梦君等人提出国家公园的范围需边界清晰、获得多方认可,需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人对资源利用的需求及野生生物的生存需求等来划定,且划定后不得擅自变更并需进行定期评估。这就要求具体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要能适应生态系统的动态性、满足利益主体诉求的多元性、体现规划管理的层次性。
就国家公园具有的特性来划定边界,一方面从生态价值与保护强度看,国家公园在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框架体系之中属于等级最高的类型,其保护对象是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资源,因此明确的边界划定有助于有效区分其与生产、生活空间的差异,实现对此类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另一方面较之一般的城镇空间边界划定,国家公园属于生态空间,其保护对象(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与周边区域联系紧密,其边界具有生态界面的属性,这就对通常意义上的明确边界划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应对上述问题,本文选取了两个视角,即在“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视角下,利用统一技术平台,实现纵向与横向上的空间规划的衔接优化及对资源的有效管理;而在景观生态与生命共同体视角下,以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则能把景观生态空间涉及的时空尺度、空间格局、生态过程、生态服务及可持续性这些有机联系的研究对象整合起来,实现对完整生态系统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过渡空间的合理保护和利用。在这两种视角下划定国家公园的边界,既能尊重生态系统的特性,又能实现对生态资源的管控,为解决上述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涉及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思路。
(一)“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视角下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
国土空间是自然资源与建设活动的载体,对国土空间的划界、定性、定量,即是对其上承载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则的制定。“多规合一”整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对国土空间进行统筹,为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了信息技术平台。
根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国家公园属于全国4类主体功能区中的禁止开发区,被纳入生态红线保护区域的管控范围,代表国家利益,体现全民公益性。因此,国家公园的边界即是国土空间中重要自然资源保护控制的边界。在规划体系中,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首先需站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一级土地发展权管理,在国家层面进行总体划定。其次,宏观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受规划精度的限制,不能直接成为划定国家公园具体边界的依据,需要在由市(县)域层面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共同构成的一张蓝图上规划出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公园落地实施边界。因此,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需在不同尺度的空间规划中逐级确定。
行政区划往往以山脉、河流等明显的地形地物为依据。国家公园的保护对象(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范围并不以行政区划为界,其边界往往跨越行政区。若以省界确定国家公园边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将受到极大影响;若以生态系统为界,涉及多省事权,在规划及管理上都难以协调。“多规合一”为跨行政区划定国家公园边界提供了统一的、相互衔接的空间规划技术平台,为进一步实现不同阶段和层级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了技术保障。针对这一类的国家公园,可以借助“多规合一”这一统一的技术平台从区域层面整合跨省域的国土空间,并在试点阶段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实现以跨区域治理为理念的统一管理。
3.在统一的管制目标下整合自然保护地,划定国家公园边界
建立国家公园不是在空间上对邻近的破碎化的各自然保护地进行简单合并,也不是在各自然保护地之上再增设管理层级,而是在同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目标下重组、建立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空间。因此,需在“多规合一”的技术平台上对目前形成的各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进行全面调查,对其自然资源的品质与等级、保护与利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将符合国家公园理念、目标的保护地或其中的部分功能区划入国家公园的界线范围,即在统一的技术平台上以同一国土空间管制目标为导向,以国家公园的准入标准对邻近的各自然保护地进行评价筛选,并在国土空间上进行整合重组。
国土空间是自然资源的载体,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通过制定土地利用与管理措施对自然资源实施监管的有效途径。要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就需要制定利用和管控国土空间的规划,确定土地使用性质及强度。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标志着界线内外采用不同发展方式,土地的用途和使用条件及其上承载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一方面需要遵循上位规划与管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对实现该区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落实和深化,因此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需要划定明确的边界作为依据。
(二)景观生态与生命共同体视角下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
景观生态学在自然保护地的规划、管理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其研究方向已经从关注不同尺度下景观格局及生态过程的作用机制转向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可持续性研究,即“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新范式。
景观尺度是研究景观现象或过程所采用的时间或空间单元,是研究之初需要确定的问题。研究不同的生态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时空尺度。从空间尺度看,目前11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形成的景观尺度包括:小于几百平方千米的小尺度(如北京长城国家公园约为60km2)、几百平方千米至几千平方千米的中尺度(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4400km2、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为252km2)、几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大尺度(如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为12.3万平方千米、大熊猫国家公园为2.7万平方千米) 不等。之所以形成大、中、小不同等级的空间尺度,在于需要根据其核心保护对象的特征,综合选择最具代表性的能实现完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按照适宜的尺度划定满足其需求的国家公园空间边界。例如,大熊猫国家公园和北京长城国家公园这两个分别以旗舰物种、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试点区就采用了不同等级的空间尺度来界定国家公园边界。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是基于满足大熊猫这一核心保护对象的活动范围,以及包括涵养水源、改善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需求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大尺度区域;而北京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区是围绕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核心保护对象,整合长城沿线交错分布的人文与自然资源,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延庆部分)、密云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八达岭园区等涉及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5种类型的保护地,划定出实现人文与自然资源整合联通的小尺度区域。
生态保护第一、体现全民公益性是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之一。一方面,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是从空间上界定出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不受或少受人为干扰影响的范围,以确保生态安全;另一方面,生态安全还涉及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因此,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从生态安全角度既应关注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又要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出发,提高其不受生态破坏影响的保障程度,促进形成良性互动的人地关系。
边界是事物本质或现象发生变化的标志线或带,生态界面是在相邻位置变量的定量值差异最大的地带。生态界面具有的开放或关闭、不明显或显著、渐变或模糊、直线或弯曲的结构特征,使这一界面具有了模糊性和渐变性。生态界面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实体,其结构随演替发生变化,影响相关的斑块,因此生态界面又具有动态性。对于国家公园这一生态空间,需在具有模糊、渐变、动态性的生态界面之中,在恰当的时空尺度下找到有效的边界划定方法,才能保证保护对象的动态、可持续的完整性。
山、水、林、田、湖、草不仅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些自然要素与满足人们生活、工作、交通、游憩需求的城镇在国土空间上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国家公园并不是一座生态孤岛,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与周边的社区密切相关。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需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等级进行研判,将承载以生态保护为主、体现公益性、具有国家代表性资源的国土空间划入国家公园,并进行严格的资源保护和开展对环境影响可控的公益性活动;将自然资源保护价值相对较低、适宜进行旅游开发的国土空间划为不单纯依赖自然资源进行多要素体验的综合旅游产品开发并提供旅游接待服务功能的区域。在国土空间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环绕国家公园形成美丽乡村、特色小镇、A 级旅游景区、生态城市的“一园多点”的空间结构。而美丽乡村、特色小镇、A级旅游景区、生态城市在分享国家公园品牌效应的同时,成为国家公园开展资源保护、形象展示和产品拓展活动的联盟伙伴,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区内区外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