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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社区达人①︱87岁的延安公寓和大楼里的“闲人”玲姐
分类
(编号: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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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市政厅
时间
2019-11-26 13:44:56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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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上海,近些年的“潮流”是回溯上世纪三十年代。
“孤岛”时期的繁荣留下了大量历史建筑和名人轶事,但当光环褪去,这些上了年龄的楼宇和社区仍未退役,剩下的像是一堆琐碎的日常。
有人囿于房屋产权的历史遗留问题,有人需要与老旧的设施对抗,没有电梯、垃圾清运、噪音、鼠患,乃至公共空间的使用权限……谁来发现这些需求?
如何解决它?
但这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的断裂环节。
今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与上海市黄浦区政府合作,发起了“社区达人”计划。
当人们认为居民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时,他们在调研中却发现,每个社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活跃分子,有的基于个人的家国情怀,有的来自职业惯性,有些基于兴趣和利益驱使,有的只是单纯的“爱管闲事”。
这些超龄的“社区达人”仍在努力编织着老旧小区里的日常生活。
本系列共4篇。
延安公寓位于上海市延安东路1060号,始建于1932年,八层的电梯楼由比利时洋行出资建造。大楼紧邻当时的“跑马厅”,因而被称为“跑马厅公寓”。后来跑马厅改为人民广场,爱多亚路更名为延安东路,延安公寓才有了如今的名字。一提起人民广场的“八层楼”,老上海们依然能想到它。
诞生之初的延安公寓令人艳羡,名流贤达在此居住,人们甚至愿意用金条换取入住权。大楼内部空间精巧,每单元住房都是三间套,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还配备了专门的保姆间。八十多年来,它见证了历史变迁。
但八旬老楼难以敌过时间。底层商户的入驻和高架工程都加剧了它的破败,老居民回忆世纪之交时的延安公寓,外表看来华丽高大,但走进天井,肮脏的下水道口散发着臭气,老鼠窜进窜出,甚至能爬上四楼啃食家具。1995年,上海高架路建设如火如荼,它与延安公寓几乎擦肩而过,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噪音污染。
面对丛生乱象,居民成立了“延安公寓自治小组”,积极周旋,努力改善八旬老楼内的生活。
自治小组的发起人是这里的老住户王玲玲,她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的退休干部,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楼内的老住户习惯称她为“玲姐”。退休后,她开始与社区事务打上交道。
和邻居闲聊时,玲姐发现大楼内有许多独居老人缺乏照料。有的老人患有慢性病,长年累月“习惯了”,出现健康问题不愿意去医院排队等候。
玲姐牵了一条线,与红光医院(1998年并入今黄浦区中心医院)合作——当年医院刚好有党员服务社区的计划,在延安公寓楼内开设了一间“家庭门诊”。玲姐提供场地,院方提供医疗服务。
家庭门诊就开在延安公寓六层的一个房间内,二十多平方米,是玲姐家一个闲置的房间。每个月10号上午,楼内的三十多位老人可以在这里免费看病,下午送药。一开就是十多年。
玲姐介绍,家庭门诊条件有限,主要追踪高血压、高血糖等常见的老年病,如果查出指标异常,他们会通知老人的子女,提醒他们关注老人健康。有时来看病的老人太多,房间一下子坐不下,玲姐们还启用了取号制度。
遇到一些独居老人突发不适,不论多晚,玲姐都会把他们送到医院,医生都误以为玲姐是老人的女儿。
家庭门诊(左一为王玲玲)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延安公寓紧邻高架,车辆噪音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生活。为了证明噪声的严重性,玲姐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大楼有许多外国人租住,玲姐向一位法国邻居借来了一台分贝仪开始了自己的“测量工作”。连续一周,她记录下每天不同时间段的噪声情况,整理数据并比对国家标准。拿着这套数据,他们与环保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寻求解决。最终延安公寓每户家庭都装上了双层隔音窗。
2012年,在街道自治办的推动下,居委会找到了热心社区事务的玲姐,让她来领导组建自治小组。
成立不久,他们就整理出了延安公寓的十四大问题,包括商居矛盾、垃圾处理等。此后,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名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的平台,居民、商户、物业、业委会等多方协商。
自治小组要闯的第一关就是餐饮店入驻带来的污染。延安公寓内的商居矛盾一度严重,双方火药味十足。
“商户是过客,可能今天开明天就走了,能赚钱就行,其他的不会考虑太多”,玲姐表示,十多年来,一些餐饮店的老板直接将厨余倒进自己随便凿的阴沟里,逐渐“养”了许多老鼠。大楼的天井原本是公共空间,也是居民下楼必经通道之一,但管理无序,商户更替,天井始终混乱肮脏。
玲姐认为,要改善环境,首先要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冤家,是朋友”。窨井盖可以避免鼠类进出,但由于下水道口是前前后后入驻的商家随意凿的,与市面上标准的窨井盖尺寸不符,物业没办法买到,也顺理成章找到了推脱的借口。
玲姐的丈夫是工程师,二人自己动手,一一测量了下水道的尺寸,自费1000多元定制了九个非标准尺寸的窨井盖,装在天井和部分商户的厨房内。她还专门走访了每家商户,拟定食品安全等相关协议。
王玲玲自费购买的窨井盖
延安公寓的垃圾从后巷运送出去,但大楼旁的电信公司食堂未征求大楼居民意见,修建了一个大烟囱,堵住了垃圾通道。每天,垃圾运送只能从底层住户的生活区经过,使得低层楼道异味弥漫。自治小组与电信公司反复协调,最终恢复了后巷的使用权限。
总有人无法理解玲姐,认为她“瞎管闲事”。玲姐还告诉我们,理事会和自治小组的工作还有很多难点,比如人员不足。无论商户还是居委,其实都是“过客”,一拨走了另一拨接着,大楼的持续性离不开居委工作,但更离不开居民自己。
(商叶儿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