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想象之城
美好城市的另类景象(1880-1987)
2 梦魇之城
针对19世纪贫民窟城市的反应:伦敦、巴黎、柏林、纽约(1880-1900)
3 杂道之城
大众迁往郊区:伦敦、巴黎、纽约(1900-1940)
4 田园之城
田园城市的解决方案:伦敦、巴黎、柏林、纽约(1900-1940)
5 区域之城
区域规划的诞生:爱丁堡、纽约、伦敦(1900-1940)
6 纪念碑之城
城市美化运动:芝加哥、新德里、柏林、莫斯科(1900-1945)
7 塔楼之城
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巴黎、昌迪加尔、巴西利亚、伦敦和圣路易斯(1920-1970)
8 自建之城
自治的社区:爱丁堡、印多尔、利马、伯克利、麦克尔斯菲尔德(1890-1987)
9 公路之城
汽车郊区:长岛、威斯康星、洛杉矶、巴黎(1930-1987)
10 理论之城
规划与学术:费城、曼彻斯特、加利福尼亚、巴黎(1955-1987)
11 企业之城
上下颠倒的规划:巴尔的摩、香港、伦敦(1975-2000)
12 褪色的盛世之城
信息城市和无信息隔都:纽约、伦敦、东京(1990-2010)
13 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
持久的贫民窟:芝加哥、圣路易斯、伦敦(1920-2011)
……人世间的大城市……已经变成……充斥着淫荡和贪婪、令人厌恶的中心。如同所多玛的熊熊烈焰,它们罪恶的烟雾升腾到天堂前,所散发出的污秽腐蚀着大城市周围农民的骨骼和灵魂。似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是一座火山,它们喷发的尘灰成股地溅射到圣灵万物上。
John Rushin《写给教士的有关上帝的祈祷者和教堂的信件》
1880年,一位诗人詹姆斯·汤姆逊出版了一本打油诗集《梦魇之城》,开头这样写道:
“该城属于夜晚,偶尔属于死亡,
但是必定属于夜晚;因为在那里,从来
不会迎来明朗清晨的芬芳气息
清晨湿露之后,就是阴冷灰暗的天空”
这首诗可以恰当的描述当时伦敦、利物浦或者曼彻斯特。
一位伦敦时弊记者W.T.斯台德,在1883年的时候,引用了这首诗,以《难道还不到时候?》为题,向中产阶级们大声疾呼,“贫民窟的恐怖”反映了“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英格兰的信仰、人权以及参政权都亟待解决”。
这一报道迅速引发轰动,多家报纸开始关注贫民窟的问题。最终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呼吁下,“工人阶级住房调查委员会”成立,导致了现代立法的产生。
公理会牧师安德鲁·米尔斯在撰写的小册子《伦敦郊外的凄泣》将读者带入了贫民窟,颠覆了中产阶级对维多利亚晚期社会“欣欣向荣”的印象。
墙壁和天花板由于长久忽略所积累起来的污秽而变得很黑。这些污秽从头顶模板的缝隙中渗出,顺着墙壁流淌下来,无处不在。所谓的窗户,一半就是粘上破布或覆上木板来遮蔽风雨;剩下的部分是如此肮脏和模糊,光线都很难渗透进来,外面的东西也看不见。
贫民窟仿佛是人间地狱:“在每个腐烂、恶臭的房间里居住着一个家庭,经常也会是两个。”一间房子里住着父亲、母亲和六个孩子,其中两个得了猩红热。孩子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们在这些地方经常看到有关发育不良、不幸事件的报告,酗酒、放荡父母的堕落行为,以及其他作呕的事情。”臭名昭著的“四十大盗”在这里经常抢劫路人。
米尔斯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就不可能采取有效的行动。问题的根源就是经济,居民过度拥挤就是因为他们贫穷。赤贫的结果就是犯罪。
接下来的报道似乎是蓄意让中产阶级毛骨悚然。人们认为伦敦的贫民窟就是灾难中心,在那里,疾病、犯罪、邪恶和贫穷四处泛滥,传染并散布到整个城市。那里经常出没着暴徒和罪犯,是最不卫生的地区,因此必须先被清除掉。
贫民窟中大部分正派的居民,却身处绝境,他们或许只是因为太穷,不希望距离工作地点太远。约翰·伯恩斯认为,贫民窟是因为身无分文,临时工汇聚到哪里,贫穷就传播到哪里,惨剧就必然流行了。
一些慈善公司试图用分租房街区取代棚屋,当时的法律虽然允许政府拆掉不合时宜的房屋,但并没有安置的资金,程序特别麻烦。清除项目非但没有补偿居民的损失,反而恶化了他们的处境。成立为整个伦敦负责的直接选举政府的呼声更大了。
不论从慈善机构还是政府的角度考虑,评论家们都希望看到真正的行动。《时代》报纸认为,“凡是认清时代方向的人们都不会怀疑,放任自流实际上已经行不通,每一次国家干预都为下一次干预铺平了道路。”
不久后,一个颇富声望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由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爵士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威尔士亲王、索尔斯伯里勋爵、曼宁红衣主教等。但委员会1885年的报告,发现了问题的本质,却没有形成解决方案。
报告的结论为两点,首先,虽然穷人的住房条件有很大改善,但依旧过度拥挤。第二,尽管有很多立法应对这一情况,但是现有的法律无能为力。
在伦敦,人们习惯将住房拆成一间一间的分租房,一户家庭一间住房,分租房公用一个水源和一间厕所。这些分租户比维多利亚政府规定的监狱里的人拥有的空间还小。
正如米尔斯所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赤贫和缺乏迁居的能力。几乎一半的伦敦家庭不得不用1/4的收入支付房租,当租金上涨,薪水就不够用了。由于廉价工作的不稳定,加剧了贫困状况。查令十字街等奥斯曼式的改造进行的拆建,加剧了这一问题。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无能的、经常瘫痪的地方政府体系,不能或不愿意行使职权。皇家委员会的主要建议不是添加新的权力,而是关注于如何促使地方政府使用好现有的权力。包括工匠与劳动者住房法,它允许地方政府为劳动阶层建造新的住房。还有克劳斯法,它允许地方政府拆除大面积的不良住房,并重新安置居民。
188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将住房重新界定为包括为工人阶级提供的独立居室和简屋。但地方政府仍然不愿意采取行动。对此,皇家委员会提出,现在是城市中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应当关注自己困难处境的时候了。
1884年的改革法,将公民权扩大到大多数的城市男性阶级。当时这个阶级正在遭受一场贸易和产业大萧条带来的影响。那时,所有的城市,尤其是伦敦,弥漫着一种灾难性的甚至暴烈的变革氛围。英国经济学家阿特丽斯·韦伯写道,当时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是大众贫困;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民主工业的可操作性和可期盼性,而这种民主是用来平息人民大众冤苦的一种补偿,或许是一种粉饰。
韦伯回忆道,在维多利亚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一种骚动,一种新的负罪感,一种不断增强的不安。有人认为,这种情感其实是出于恐惧。穷人经常被描绘成粗劣的、愚钝的、醉醺醺的和缺乏道德的,在遭受了多年的忽视和同情之后,他们对文明世界构成了一种不祥的威胁。
奇怪的是,撇开市民们的恐惧心理,英国的犯罪行为在维多利亚晚期总体上明显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虽然1880年代中期会有间歇性暴力事件。在中产阶级中存在的真正恐慌,是工人阶级在暴动中起义。没有任何地方的恐慌能够超过在政府内部的恐慌。
1886年2月,失业工人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连续几周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1887年10月,紧张局面再度出现,庞大的人群聚集在广场,聆听要求查尔斯爵士辞职的演讲。有记者写道,这些集会是向每个地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号召,涌入世界上最大的、能够接受他们的首都。
这几个月的动乱中,得出一些理性的反思。利物浦船主查尔斯·布斯,来到伦敦东区开展社会调查,可以说是“第一次现代社会调查”。他严厉的批判了米尔斯等人的感性描述,认为形势虽然严峻,但是社会危机并不会导致革命。这里真正需要了解的是失业的原因,将“不愿工作的人”和“愿意工作但难以就业”的人区分开。
在助手的帮助下(包括阿特丽斯·韦伯),布斯发布了两份报告。报告指出,伦敦东区的贫困人口达到31.4万人,超出总人口的35%,高于平均百分比。也就是说,有100万伦敦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他们可以分为四个亚族群。
阶层A在伦敦约5万人,占总人口的1.25%,由工人、游荡者、潜在犯罪者、街头小贩、街头艺人构成。他们过着一种原始的生活,极度艰难和偶尔宽裕的日子。他们的食物最为粗劣,唯一的奢侈是酗酒。但乐观的是,这群人的规模很小,而且比例仍在下降。这些人就是所谓潜在的暴民,体面阶层永远的噩梦,尽管规模并不庞大。
阶层B在伦敦约30万人,占总比例的11%。他们处于慢性贫困。这个阶层的人们是稳定的、勉强糊口、贪图享乐,但永远是贫穷的。他们的理想就是随心所欲的去工作或者娱乐。他们的问题就是收入的不稳定性,相当数量的寡妇、未婚妇女、年轻人和儿童。布斯觉得,解决办法是将这个阶层从每天的养家糊口状况中解放出来。
阶层C在伦敦25万人,占总比例的8%。他们构成了一个可怜的阶层,以及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的基本问题就是收入的不稳定性,周期性贸易萧条特别沉重的负担落在他们身上。
阶层D在伦敦40万人,占总人口的14.5%。他们收入虽然稳定却很微薄,安心的过着特别艰苦的生活,他们改善状况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孩子,但整体上看,改善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总的来说,3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同样重要的是,另外65%的人口并不贫穷。布斯绘制了一张著名的地图,展示不同阶层居民在城市中的分布。从代表体面阶层的黄色,到代表罪恶之源的黑色。1900年在巴黎博览会上达到高潮。这张“现实的百科全书”令帕特里克·格迪斯深深的着迷,也影响了费边社小组。
人们认为,核心问题在于住房。按照费边社的观点,只有一种解决方案,伦敦穷人的住房只能通过伦敦的公共部门来解决。随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1888年,地方政府法将大都市工程委员会的责任转交给了新的民主选举的团体,伦敦郡议会。
1890年工人阶级住房法在第三篇中,为以工人阶级出租房为主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强制征购的许可。尤其规定了伦敦政府可以购买为长远规划所需的任何土地,无需证明每个住房都是不合时宜的。这一点为地方政府控制开辟了道路。伦敦郡议会(LCC)立即成立了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1900年住房法将这一权力延伸到相关章节中。地方政府,包括LCC,可以在他们边界内购买土地,实施工人阶级住房的开发。
维多利亚时代“体面的穷人们”,可能属于布斯的第三个阶层,生活在严酷的居住环境中。
不只是伦敦,那些相对规模小而且密度高的其他城市同样面临着噩梦。巴黎的历史城区中生活着245万人,密度比LCC地区高出两倍。33万人生活在过度拥挤的住房中,那里的穷人比伦敦的穷人住得更差。同样,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都缺乏资金和程序对贫民窟进行清除。
柏林也是一座紧凑而密集的城市。它的特点是五层的租赁营房,围绕着只有15英尺进深的庭院,以满足最低的消防设备的要求。原本这种居住形式希望实现社会融合,但造成了悲惨性的拥挤。如果伦敦一座建筑中平均居住人口是7.6人,在柏林就是52.6人。
柏林的租赁房群
在欧洲的各大首都中,针对城市拥挤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反应:无论伦敦还是柏林,人们越来越担心城市人在生物学上不合宜了。格奥尔格·汉森认为,城市居民将不能够进行繁衍。“巨型城市将农村吸干,它贪得无厌地吞噬人类的鲜血,直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国土上疲倦并死亡为止。”
192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城市恐惧症”的概念,这是对社会阶梯的一种恐惧,体现为自杀、酗酒及性病、“极度理性”和缺乏政治稳定性等现象。
但德国确实提供了一种解决城市问题的样板。在法兰克福,对未开发的土地实行区划和征税,允许将小地块合并在一起进行再开发。这一做法成为了英国学习的对象,演变成了英式田园郊区开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建立起广泛共识,国家在住房问题上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1890年代,对于城市的恐惧似乎蔓延到了纽约。杰弗逊式的担忧认为,城市对于人类的道德、健康和自由都是有害的,它是生长在社会和政治躯体中的一种癌症或者毒瘤,这种担忧随着工业化和移民化不断增强:纽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
记者雅各布·里斯描述道,城市是生在在国家躯体内的一条寄生虫,而移民则腐坏了美国种族的纯净性和社会的和谐性。这些移民是秩序和美好未来的一种威胁,令人回想起纽约1863年的骚乱。
1894年分租房委员会估计近3/5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分租房内,它们密度非常高,几乎4/5的地面被盖上了房屋。收入低微,语言和文化障碍成为了两个严峻的问题。贫穷的人住在分租房内,希望工作在步行范围内。涌入分租房,是由于一种改良性住房导致的。
1901年,分租房委员会获得立法支持,禁止再建造达姆贝尔式的分租房,推动现有住房的改造。对于羁绊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迫切而紧急的任务就是改造分租房生活中的病症,争取更多阳光、更多空气、新的浴室和完善的消防措施。
纽约达姆贝尔
分租房委员会研究了伦敦公共住房的案例,坚决摒弃了这种方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繁冗的官僚主义、政治庇护,对私人资本的打击。因此相比欧洲,美国的公共住房事业推迟了几十年,直到凯瑟琳·鲍尔的呼吁。
梳理美国的规划历史,可以发现,早期的美国城市规划受到城市美化运动的主导,那是一种缺乏社会目标的城市规划;区划运动深刻的影响了美国随后的郊区开发进程,其目的和影响都是具有社会排他性的;区域规划则关注于为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更好的住房。可以说,在美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住房都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每种情况的解决方法要么与住房无关,要么反而恶化了主要改善的住房的状况。
马尔库塞认为,美国住房的特殊性在于,火灾和疾病这种外部因素,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在1910年后就消退了,移民也得到了同化;于是,城市规划只依赖于“房地产利益者与中等收入家庭投票者之间的联盟”,他们对安置穷人并不感兴趣。这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化的结果就是,一种自发的运动。简·亚当斯游历英国时,看到社区工作者介入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于是,她开始着手在芝加哥建立类似的住区——胡尔住区。她组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为失学者提供教育,发起拯救堕落妇女项目和日间托儿所,为劳动法的改革进行工作,发起反杜松子酒馆的运动。
简·亚当斯
1891年,美国有6个这样的中心,到1900年,超过100个,1910年超过400个。其目标是使移民融入城市,首先是通过单独的道德教育,如果失败就进行道德强制,甚至对乞丐、酒鬼进行隔离;这些措施会附加一种对城市环境的系统性改善,通过公园和游戏场地,最后通过广泛的城市公园系统,促进礼貌、自律和节制的作用。
这里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城市本身可以促进市民的忠诚,并保持一种和谐的道德秩序。城市的物质形象象征着它的道德纯正,这成为城市美化运动的中心信条。但是这是否可以替代公共住房的作用,谁也不知道答案。
尽管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相同,但他们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问题就是大城市本身。问题在于它是多重的社会恶疾、可能发生的生态衰退,以及潜在的社会动荡的根源。从1880年到1914年,中产阶级社会将这些恐慌离奇的放大了。但现实也令人担忧,因为它由贫穷导致。贫穷在农村,或多或少是隐性的,但是集中在城市,它就显示出来了。
来自历史学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哪些1900年左右就成为先进工业化的国家,在基础经济结构和所导致的社会关系都类似的情况下,在城市体现的结果却如此不同?这个问题在随后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精彩观点:
豁然开朗:
我们看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住房问题,是从这些描述和老照片中感受。为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城市规划诞生。
实际上我国的住房问题在同一时期也很严重,而且由于战乱等原因更严重。72家房客应该是解放前夕的写照。
解放后学习苏联,一种欧文空想社会主义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和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以及人口出生高峰导致更严重的住房问题,到改革开放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4平方米,比解放时还低。棚户区的条件与英国、美国当年的住房条件有一比。
改革开放后通过商品化住房制度改革我们解决了中国人的住房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实际上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居住区规划是福利分房制度的技术方法。控规也不考虑住房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2000年前建设的大量居住区在城市中占大量比例,存在着城市空间丢失,缺乏邻里交往等问题,如果我们进行深入的社会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会写出许多就像《高楼人》一样的故事。我们要提前规划的水平,避免这些老楼区演变成无法收拾的问题,必须提前着手研究,未雨绸缪。这就是规划的意义。
康安平:
城市规划学科属于社会学领域。单纯技术观点解决不了问题。
MR:
因为土地公有,我们总是认为房子建的不好是可以拆的,save&load。如果土地是永久私有,也许是另一种管理方式。
伊葱:
我的理解,到了弗里德曼这个年龄和段位,有很多文字是在跟自己的灵魂对话,跟规划存在的意义对话……他就像一座灯塔。
灯塔,在迷路时导航,为黑暗带来光明。尤其在职业生涯遇到挫折、困顿迷茫的时候,他能让你心里流过一股暖流,甚至泪流满面……这就是灯塔
2018年天津大学城乡规划系硕士毕业,现就职于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
本期书籍 明日之城
领 读 亢 梦 荻
编辑发布 李 灿
城市的故事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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