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开篇讲了一位公共住房的“新移民”。安妮·克里斯,一个带着五个孩子的非洲裔未婚妈妈,她之前在西区街的租住公寓被人纵火,无家可归之际他们申请了卡布里尼·格林的公寓,尽管起初被CHA以房屋未修缮为由拒绝,但她联系媒体让CHA的工作人员屈服,她搬进了一栋15层的高层,尽管厨房的橱柜摇摇欲坠,垃圾和旧衣服散落满地,但在她眼中,这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家。
这一章也借由她的视角,讲她没有关注过的美国媒体对卡布里尼·格林的报道。她既没看过杰西·怀特(那位曾被孩子们当作父亲的人)在电视上和卡布里尼青少年们的体育表演。也没看过似乎就是讲述和她一样的许多卡布里尼·格林母亲故事的《周六夜现场》轻喜剧。孩子的父亲并不和他们居住在一起,他们没有结婚。安妮也不希望他被统计入家庭收入,而失去公共援助资格。
开尔文·坎农,是本书第二章就出场过的一个在卡布里尼·格林长大的孩子,他精通这里的传说,甚至抱有反常的自豪感。如果媒体帮助塑造了它的标志性形象——一个极度贫困和冷酷的暴力世界,那么说你来自卡布里尼就赋予了一种力量。你闯进了媒体的视线,你给人们讲他们想听的关于谋杀、枪击、殴打的故事,讲人们在高楼大厦外排队买毒品的盛况。在市长伯恩加重了它的恶名之后,卡布里尼·格林这个名字被用来贬损任何被遗弃的或危险的东西,从其他城市的社区到一栋高端公寓楼里暂时停用的电梯。
卡布里尼·格林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之一,当人们听到“芝加哥”这个词时,就会喊出这个词,就像阿尔·卡彭( Al Capone)和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一样。一个居民说“当你说卡布里尼·格林时,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抓狂了。”
坎农十几岁的时候,经常和芝加哥其他地方的黑帮成员被关在一起。电视总会播出关于他家的新闻报道,那些帮派成员们会尊重地问他是否进过那座岩石大楼,或者新年前夜的来复枪射击是不是真的。
本章还提到了很多关于这座社区的影视作品,《美好时光》、《龙虎少年队》,这些影视作品中也探讨了黑人权力的抗争。青少年渴望比低技能的工厂工作更刺激的工作等问题。对犯罪和堕落的迷恋的媒体也开始关注那些似乎从裂开的柏油路上绽放出来的成功。有很多关于安东尼·沃森(Anthony Watson)的新闻报道,他在联排公寓里长大,后来成为一名海军指挥官,负责一艘艰难航行的核潜艇。
坎农和狄米特律斯·坎特雷(Demetrius Cantrell)——糖果雷·丁克(Sugar Ray Dinke)一起长大,后者是芝加哥最早创作的说唱歌曲的歌手之一。1981年的那个晚上,歌手拉里波茨(Larry Potts)在1230N. Burling录音室被谋杀。但丁克继续自己创作音乐。在杰西·怀特(体育老师)的鼓励下,丁克创作了一首卡布里尼·格林说唱。
丁克通过广播、无伴奏合唱、说唱的方式讲述了楼梯间里的臭气,以及他在柏油路上看到的尸体,还有有人朝他公寓的前门开了两枪,以及在乐队里表演的情景。“卡布里尼·格林是为低收入者而建造的/因此人们可以比流浪汉生活得更好一点。”他叙述了草坪和草坪上的小动物如何消失,社区环境如何恶化,以及这个名字本身让人联想到城市的衰落。他描述了一个朋友被谋杀的细节,展示了暴力是如何的独特和具有毁灭性,即使它被认为是个记忆空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兄弟拉里波茨/或者那个他被枪击的可怕夜晚。”
便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卡布里尼·格林的高楼还是新建的时候,第一批居民就已经在谈论他们的家注定要完蛋了。“我们生活在一座金矿上,”休伯特·威尔逊( Hubert Wilson)总是对家人说。卡布里尼是个错误,这座城市不允许黑人聚居地离市中心和黄金海岸这么近。人们谈论着房地产经纪人和政府官员们策划的秘密计划,看到他们周围到处都是被迫搬迁的迹象。
1973年,芝加哥政府和市中心的房地产、商业集团,颁布了《芝加哥21》,这是一份全面的发展计划,旨在扭转20年来的经济衰退和郊区化。报告指出:必须重振城市中心社区,使其再次成为生活和工作的理想场所。“它们必须是高效、经济和安全的,它们还必须为人类自我实现提供最大的机会。”包括卡布里尼·格林在内的11个位于城市中心的社区计划被改造和重新安置。
为了生存,这个城市不得不重建税收基础。穷人、黑人和棕色人种这些目前在这些地区寻求自我实现的人们,他们相信自己的家园会被夺走、重建,并交给更富有、更具吸引力的新来者。
卡布里尼·格林活动家玛丽恩·斯坦普斯(Marion Stamp)帮助组织联盟抗议《芝加哥21》,这一全市范围的黑人、拉美裔人和白人工人阶级联盟也成为了支持哈罗德·华盛顿(Harold Washington)1979年首次竞选市长的团队之一,随后为他更系统地组织了在1983年的竞选。
华盛顿曾任南区的区长,接手父亲传给他的职位,并在戴利的民主机器中成长。他曾在伊力诺伊斯参众两院任职,并在1980年嬴得了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席位。但华盛顿表现出的独立迹象使他与党内的中坚分子产生了分歧。他与戴利就黑人社区的警察虐待问题分道扬镳,要求该市成立一个独立的审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些野蛮和不当行为。
华盛顿1980年曾说:“每个公民都要为城市服务、设施建设、落后的赞助系统买单。当市政府把大企业和市中心的利益置于普通市民的需求之上时,我们就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我所在的芝加哥黑人社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
1982年夏天,由于伯恩市长削减了黑人在各个市议会和委员的代表席位,非洲裔美国人抵制了芝加哥音乐节。同时,全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力量开始协调一致地在图书馆、教堂、福利办事处、杂货店及公共房屋内,登记之前未登记的黑人选民。“我竞选是为了结束简·伯恩(Jane Byrne)四年来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里进一步制度化种族歧视的努力。”华盛顿声称,同时把伯恩归结到他对里根总统的城市紧缩措施的批评中。斯坦普斯同时竞选所在选区的议长,当华盛顿在卡布里尼·格林和她一起发表竞选演说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他们周围。
来自该市东南工业区的议员埃德·维多利亚克(Ed Vrdolyak)试图通过煽动伯恩的支持者对种族接管的恐惧。非裔美国人现在占芝加哥人口的40%。“这是种族问题,”维多利亚克。“我呼吁你拯救你的城市,拯救你的辖区。我们正在为保持城市现状而战。”
只有少数的白人政客和极少数的城市媒体支持华盛顿。当斯坦普斯被问及她对黑人候选人的支持是否同样是芝加哥种族主义另一种表现时,她否认了这个想法。“他们试图让我们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的回答是:“我投出属于我的那一票,这感觉很好。”“哈罗德·华盛顿是流着与我们同样的血脉,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内疚。他是我们所有父亲中的一员。也是我们所有儿子中的一员。”
黑人选区的投票率创下了纪录。在总共130万张选票中,华盛顿以不到5万票的优势胜出,成为该市首位黑人市长。然而,对他的政府的攻击立即开始。Vrdolyak的由29名白人议员组成的联盟几乎停止了市议会的所有活动(议会成员一共才50位)。华盛顿通过削减城市工人的数量削减了预算,他签署了沙克曼法令(Shakman Decrees),根据该法令,为了政治图谋雇佣或解雇城市雇员是非法的。但他的大部分改革尝试,甚至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到各个市政府的尝试,都遭到了阻挠。每次议会会议都是一场侮辱和含沙射影的斗争。并不是所有的 Vrdolyak 29都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一些是。这位夸夸其谈的市长称他的对手为“下流的流氓”。这一僵局后来被称为“议会战争”。
在一位黑人市长、一位黑人CHA主席和一位黑人警察局长的领导下,公共住房问题依然存在。CHA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里根执政期间,住房和城市建设部的预算削减了75%,来自房租和住房保障的资金却持续枯竭,CHA迫切需要升级其老化和维护不良的房屋。
在卡布里尼·格林,卧室的天花板漏水,水槽和浴缸坏了,窗户关不上,公寓也没有冰箱和炉灶。CHA已经在进行一种紧急事项分类,仅在电梯维修上就花费了其1.46亿美元年度预算的近十分之一。另外还需要4400万美元用于清除石棉,五年内每年7.5亿美元用于1300栋建筑的维修。
华盛顿提拔了雷诺·罗宾逊(Renault Robinson)来纠正这个摇摇欲坠的机构。罗宾逊之前帮助建立了非裔美国巡警联盟,一个在芝加哥警察部门內部挑战种族主义的组织。但是作为CHA的主席,他与该机构的执行主任发生争执,陷入僵局。因为一个调查新闻小组发现数十名电梯修理工在工作中游手好闲,在找到替代者之前,他解雇了他们,结果高层建筑里的居民被迫天天爬楼梯。房客在去医院的路上不得不从十层楼梯上走下来后,倒地而死。罗宾逊还突然解雇了260名水管工、管道安裝工、玻璃工和电工,因为他们没有“拿着一整天的工资做满一整天的工作”。然而,由于维修人员人手不足,又正值严冬,锅炉坏了,建筑物没有暖气,管道冻裂,CHA被迫重新雇佣工匠,并支付40万美元的赔偿金。
马里恩斯·坦普斯呼吁在卡布里尼·格林的居民举行租金罢工,要求华盛顿政府对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欺诈行为采取行动。到华盛顿第三次任期时他的住房机构每年出现800万美元的赤字。由于错过了最后期限,CHA还失去了700万美元的联邦基金。华盛顿对100名在1230N,Burling的居民说:“CHA被有组织地忽视和强暴了。”他例数了之前的市长,说他们“没有修电梯,没有修垃圾道,没有给你警察保护……他们什么都没给你。”华盛顿说:“我没有建造CHA……如果我是25年前的市长,这场混乱就不会产生。”
拆除高楼大厦的想法,在政治上和逻辑上都曾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但作为一项思想实验,这种想法开始被更频繁地提出。CHA的首席财务官向记者提到,为了支付账单,机构可能不得不出售其位置优越的房产。雷诺·罗宾逊让大家知道,开发商经常打电话给他,表达对购买卡布里尼·格林的兴趣。一群房地产经纪人带他出去吃午饭,出价1亿美元,想要获得近北区的产权。“此次出售将移除该国最受犯罪困扰、社会最不能接受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这将为该市最积极的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之一铺平道路。”
华盛顿的盟友、市议员纳塔勒斯(Alderman Natarus)曾在1972年给在任市长寄去一封信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卡布里尼·格林的形势仍然很危险。”他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给华盛顿写信,强调十多年来变化不大。他写道:“在我担任公职的每一届政府,狙击手开火的事件都一再发生。”他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卡布里尼·格林的空地上可以建造三层楼高的无电梯单元,一旦这些单元建成入住,就可以开始逐步拆除这些高层建筑。
这些建议的产生也源于卡布里尼·格林周围地区的巨大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21计划中所详述的中心社区的复兴已经开始实现。让中产阶级家庭逃到郊区的反城市冲动已经逆转,年轻的专业人士——那个年代的雅皮士——想要住在市中心里工作近的地方,而不是住在父母所在的郊区住宅区。
与卡布里尼·格林相邻的中庭村(Atrium Village)是第一批新开发项目之一。铁路E1沿线的地已经空置了近十年,城市更新部门很乐意把它捐出去。1978年,四个当地教会联盟与开发商合作,建造了一个有307个单元的联排别墅和高层建筑综合体,每一个都面向内部,形成了一个堡垒。中庭村是一个多种族、多收入混合的开发项目,有部分单元供应给接受联邦政府大额补贴的租户。杰西·怀特( Jesse White)搬进了那里的一套公寓,多洛雷斯·威尔逊( Dolores Wilson)在 Atrium的董事会任职。教会设想将中庭村作为连接卡布里尼和黄金海岸的桥梁,是公共住房的升级版。但是更多的人宁肯从桥的另一边走过来。商品房被抢购一空,引发了地产热潮。
从1979年到1986年,卡布里尼·格林周围的社区在新建或改造方面花费了9亿美元。就在这些联排别墅的南面,芝加哥大道的另一边,飘扬的横幅上印着一个新的名为河北(River North)的创意社区,里面满是翻新过的阁楼、餐馆和办公空间。在北面,沿拉拉比街(Larrabee)的联排住宅现在环绕着卡布里尼社区。1979年,沃勒高中被改造成新的林肯公园高中,重新修订了课程,翻新了建筑,还花钱组建了乐队和合唱团。校长被允许从区外招收成绩优异的学生。学生从超过90%是黑人到如今只有50%是黑人。
与此同时,《芝加哥论坛报》(the Tribune)出版了29集的系列报道《美国磨石》(the American Millstone),聚焦于被无望地困在芝加哥的市中心的黑人和穷人下层阶级,这座城市也因“城市复兴”而闻名。1986年的一篇特刊指出,“新的精品店和翻修过的公寓正在逼近这个国家最壮观的失败公共住房案例之一:卡布里尼·格林。”卡布里尼变成了一个贫穷的黑人孤岛,而白人富裕区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
随着北部地区黑人人口的减少,剩下的黑人也在被重新定义的过程中。福利家庭、单身母亲、常年失业者,社会福利计划没能使他们摆脱世代贫困的深渊。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当时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一名社会学家,他解释说,规模更大的结构性转型夺走了芝加哥黑人社区的大部分剩余财富和稳定性。
从1967年到1987年,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中,该市减少了约32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芝加哥地区三分之二的就业增长发生在城市以外。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非洲裔美国人从他们长期居住的社区搬了出来,在别处找到了工作和更好的住房机会,使剩下的贫困家庭更加集中。20世纪70年代,在芝加哥以黑人为主的25个社区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有所上升。失业率超过15%的黑人社区数量从1个增加到10个。
在《真正的弱势群体》一书中,威尔逊提出,那些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是穷人的榜样,是经济和个人崩盘的缓冲器。他断言,他们的离开加重了失业的影响。导致“集中效应”——“社会病态”和“贫民区特有的文化和行为”成为主导。在1983在芝加哥出生的黑人儿童中,有四分之三的母亲未婚。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公立高中的毕业率下降到40%以下。非裔美国人因暴力犯罪被捕的平均年龄越来越低。“不仅越来越依赖福利和地下经济,"威尔逊写道,"它们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威尔逊是在有争议的1965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的基础上提出的。时任约翰逊总统劳工部助理部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写道,黑人聚居区里的家庭发生了“病理混乱”。他用疾病语言提出了他对社会结构日益崩溃的警告。威尔逊是一位非裔美国学者,他强调说,在接下来的20年里,未婚生育、单亲家庭、缺乏正规教育和儿童犯罪等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他坚持认为,在这些高度贫困地区,人们越来越远离主流职业和行为,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坦率地加以解决。在里根时代,威尔逊有时会被误认为是保守派,因为他对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排斥,与右翼学者倡导的市中心贫民区观点有所交集。
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等谴责福利制度是黑人家庭解散的实际原因,声称穷人做出了理性市场决定,即放弃低工资以获得政府救济,甚至父母计算生育更多的非婚生子女来获得更多的福利。根据这个理由,废除一切社会福利是比较仁慈的。
但威尔逊揭穿了这些谬论:例如,劳动所得税抵免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确立的,而且是根据保守派的逻辑,扩大为那些有工作的福利本应降低福利支出。和莫伊尼汉一样,他也提议不要削减政府援助,而是更慷慨、更有策略地发放。不过,一种认知开始广为流传:贫困集中的社区摧毁了居民的生活并制造了一种永久的“贫民窟下层阶级”,这对许多温和派和自由主义者在上世纪末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他们大胆反思政府在这些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意味着公开谈论紧缩福利国家,正如1950年CHA“行善者”着手将小地狱贫民窟夷为平地时一样。
在芝加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像威尔逊强调的被迫隔离和高密度的高层公共住房具有更为明显的聚集效应。到80年代,芝加哥不仅有美国12个最富裕社区中的3个,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它还有16个美国人口普查最贫穷的区中的10个,这些地方都是大型公共住宅区。威尔逊指出,在80年代早期,住在卡布里尼格林的人中,83%依靠福利生活,而在有孩子的家庭中,至少有90%的家庭只有母亲。“这些项目简单地放大了这些问题,”威尔逊写道。芝加哥城市联盟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结束高楼的暴政。编辑委员会宣布,芝加哥已经准备好摆脱这些市民的耻辱。
对于卡布里尼格林的居民来说,公众对他们命运的讨论成为他们一直担心的大规模驱逐行动终于到来的证据。是的,他们生活在现在被认为是极度贫困的地方,但出于需要,他们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一个一个家庭,一代又一代人在长大。他们照看彼此的孩子,一起购物,分享食物,当一个家庭失去亲人或需要帮助时挺身而出。许多人依赖于灰色收入:理发师、勤杂工、化妆师、保姆、汽车修理工、美甲师、擦鞋匠、裁缝、厨师、木匠和糖果商。人们交换服务,并传递工作空缺的消息。“集中贫困”的理论常常忽略了这一切。卡布里尼的居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长期网络的支持,他们将如何在其他地方生活。他们担心无论他们被送到哪里,犯罪和贫困都会无处不在。拆除这些集中效应最明显的化身,是否真能消除歧视、政府效率低下和恐惧,这一点似乎值得怀疑,而把卡布里尼·格林四散到城市和乡村中则引起了全市的恐慌。
一个自称是“卡布里尼绿色家园关注租户组织”宣布召开社区会议,警告那些切断电线来密谋反对他们的人。那些被绑在灯柱和高层大厅墙壁上的传单上印着:“下一个是我们吗?”“我们去哪儿?”在传单上简笔画中,西装革履的男子被认定为“投资者”、“开发商”和“土地掠夺者”笑着站在一边,一名被标着“房客”标签的男子畏缩了,而旁边写着“CHA“的一条长腿则发出了驱逐的信号。
1984年6月7日,开尔文·坎农出狱了。他被带走时才18岁,现在他21岁了,他变得更加强壮了。他的女友带着孩子嫁人了,他的母亲失去了卡布里尼·格林的租房资格,他的父亲也没与邀请他去南侧的家一起居住。比坎农早出狱的朋友在试图闯入卡布里尼的公寓时被杀,他只得搬去另一个前囚犯朋友在1230N.Burling的公寓,就是坎农因抢劫而入狱的那栋楼。坎农在狱中受到门徒帮派的尊重,出狱后被任命为“卡布里尼·格林的门徒导师”,一年后被任命为“卡布里尼·格林的门徒总督”。
他根本无需招募,因为大都数男孩儿都热衷加入帮派。年轻人觉得既能找乐子,又有人付你尿布、晚餐、运动鞋和夹克的钱。坎农教育那些13、14岁的孩子在他们成为门徒帮派分子之前必须多念些书。他一早就会在社区巡场,了解前一天发生了什么,如果帮派成员被欺负了,他们会按惯例痛揍他来教训对方。他用监狱里学到的知识管理帮派,组织回学校的聚餐和体育联盟。作为总督,坎农从未致富,他仍然驱车到郊区的一家工厂开叉车。(大多数低技能的工作都搬到了郊区,步行和公交无法到达)坎农的车坏了,于是他失去了工厂的工作,可笑的是失业让他有资格申请到了自己的卡布里尼·格林公寓,他把妈妈接来同住。警察每隔一个月来搜查一次,坎农总能抢先躺在地上等警察把他踢到一边,并且无法定他的罪。